文/老九
上一期嘚啵了半天，到最后也没说明白中国有没有哲学，尤其是没说清楚孔子算不算哲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一直没说明白什么是哲学。如果不给哲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如果没有一个人们公认的定义，那么哲学就相当于那个只传下来了名字却没有实物或图纸的木牛流马——反正谁也不知道真的啥样，也就谁都可以说他鼓捣出来的那个才是真的了。所以，在没有定义的情况下，别说要说清楚中国有没有哲学，就算是要说清楚西方有没有哲学，也等于是痴人说梦。
反正谁也没见过，凭啥不能说这就是木牛流马？
“定义”是一个逻辑学术语。虽然逻辑学的具体内容不一定人人了解，但它的鼎鼎大名还应该是都听说过的。至于“定义”这个词，那更是不管学没学过逻辑学，也都已经在课堂上听到过N次了。
为什么要有定义？为了避免歧义。有定则无歧，定义的“定”就是这个意思。比方说，单说一个“奶”字，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乳汁？乳房？祖母？哺乳？不管你是自己宅在家里开脑洞，还是跟别人撸串吹牛逼，你非得在这四个意思里找准一个，而且不能变来变去。不然你不是把自己弄疯，就是被别人胖揍。
所以，如果谁告诉你定义哲学是一个从来没被完成过的工作，那么依上可知，这个人不是个疯子就是个骗子。你一定不要相信他。
那么什么是哲学呢？苏格拉底说，哲学就是爱智慧。智慧是一个理想，是追求的目标，对这个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就是哲学。这就是说，既然哲学是对智慧的追求，那么智慧的化身因为不再需要对智慧进行追求，所以就不可能有哲学。因而，被誉为智慧的化身就意味着没有哲学，没哲学的思想家当然也就不可能是哲学家。
上一期说过“没有智商的爱，可能不是爱而是害”，在这里倒是得到了很好地体现。不妨把话说明白了：老九没有别的意思，老九只不过是说，不管是孔子、耶稣还是马克思，人们只要把他说的话当成不容置疑的真理，他的哲学也就死了，剩下的只是教条。
话题又扯远了，咱们还是回到哲学就是爱智慧上来。智慧是一个理想，是追求的目标，对这个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就是哲学。所以，哲学不是一种静态的知识系统，而是一种动态的（理性）思考活动。
如果打个比方说的话，那就等于说哲学是“渔”学。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鱼相当于是智慧，哲学的目的是捉到鱼，但它本身不是鱼，它是关于怎样捉到鱼的学问。康德说，人们“不应当学习思想，而应当学习思维”，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渔”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方法就有不断改良和进步的可能。我们不能说因为发生了改良和进步，“渔”就不是“渔”了。用竹竿儿去河里叉鱼跟开着拖网渔轮捕鱼比起来有如云泥，但它们终归都是“渔”。
对哲学的定义也是这样。不管你用的是理性主义的思辨方法，还是经验主义的实证方法；不管你秉持的是逻各斯精神，还是努斯精神；不管你思考的是世界的本源、认识的本质，还是方法可不可靠、道德绝不绝对，那都只是叉竿和拖网、黄花鱼和白鲢鱼的区别，都只是工具和对象的区别，而非是渔或不是渔的区别。
那么好了，你会渔，你把它教给我吧？你挠挠头，面露难色。你说你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弄的，只是那么凭着感觉一叉，就叉到了鱼，或者，你说你只是瞎鼓捣了一通就把船开走了，然后就稀里糊涂的网了一船鱼回来。你说我会怎么想？
我大概会认为你是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而故意不教给我的，但你当然真的不是这样，你确实是说不清自己是怎么做到的，那么我要说，你只不过是掌握了一种方法，但你还没办法把它说出来并传递给别人，也就是说，你的确会渔，但还没有“渔学”。
你还没有方法论。你有方法，但是没“论”。你不能把自己的方法说给别人听，让别人知道你是怎么做的，从而可以复制你的行为，并且屡试不爽。对捕鱼来说，你还没有渔学；对爱智慧来说，你还没有怎样去爱智慧的“爱学”，也就是还没有哲学。
这就是说，至少，哲学首先是方法论。现在，老九要进一步说，哲学是且仅是方法论。其他的一切，管他什么本体论、认识论、还是什么伦理学、美学、科学哲学、法哲学、逻辑哲学等等，统统都是方法论对不同对象的运用。有了这些运用之后才能产生结论，才会有对世界、对人生、对道德、对科学以及对其他一切东西的看法，才会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观。
如果我们去翻一翻哲学辞典也会发现，不管是康德，还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或者是赖尔或维特根斯坦，他们在解释什么是哲学的时候，固然在运用各自不同的手段，针对着各自不同的对象，但是却异口同声的强调哲学是一种理性的活动，都在强调其所具有的方法的性质，而否认其“理论性”。
“理论性”这三个字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方法论作为一种“论”，不可能不是理论化的。它如果不是理论化的，那就要退回到会渔但还没有渔学的境地了。在这里所否认的并非是这一点，而是要淡化其作为一种知识的色彩，突出它的方法本色。
说清楚这一点，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就显得很简单了。哲学就是方法论。只有方法没有论，那就还不能算是哲学。由于对象的不同，所以会有不同的哲学问题，而因为方法论不同，相同的哲学问题会有不同的解答。答案水平的高低，固然有高明与否的技巧因素在内，但根本的决定因素在于方法论。再高明的鱼叉大师也干不过拖网渔轮，这是不说自明的事儿。
说到这儿，也许有人会怀疑：这么说岂不是一切“学”都是哲学了？数学也有一套它自己的方法，也能明确地传授给别人，但它是数学不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等也是这样。
没错，我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所有的一切“学”都（曾经）是哲学，包括数学、历史学和经济学！它们最初都是哲学的一部分，就像科学最初是自然哲学一样，只是后来才独立出来的。
以经济学为例。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经济学巨著《国富论》，而在此之前，作为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哲学教授的他，拥有另一部著名作品《道德情操论》。这两部著作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在亚当·斯密那里，它们是一体的。《国富论》中所建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是以《道德情操论》为前提的，它是《道德情操论》所论述的思想的继续发挥。
这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所说到的历史事实：“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被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只是在《国富论》出版之后，经济学才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从伦理学中分离出来，也正是因此，亚当·斯密才被誉为“现代经济学之父”。
要知道，爱智慧是对“一切智慧”的爱，或者更准确的说，智慧是一个整体因而是唯一的。它包罗了对所有一切领域的洞晓，并不是说关于数的知识、历史的知识、经济的知识就不在智慧之内。爱智慧也包括对这些知识的追求。
所谓“哲学是百科之母”要这样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才对。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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