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孔乙己说过，“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嘛……”我曾有过“窃书”的经历，也常用这话来安慰自己。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读小学。那时文革尚未彻底结束，文禁依旧森严，许多经典名著都在被禁之列，能看到的书少得可怜。偏偏我又很爱看课外书，家里唯一的藏书是《毛泽东选集》四卷本，被我读了很多遍。那篇著名的《八一宣言》我几乎能背下来。一天，我在我的年轻的语文老师办公室有了发现。一本封皮为《大批判文件汇编》的小册子，内容居然是戏曲剧本《陈三两爬堂》！读着那意味十足的戏词，我真是狂喜不已！趁办公室没有人，我悄悄把书带了出来。当晚，就着昏暗的炼油灯，几乎看了一个通宵，把这小书看完了。尽管，书中的许多繁体字不认识，有些戏文也不全懂，但如此多、如此上口“顺口溜”，还是令我兴奋难耐。第二天，老师发现书不见了，有几分紧张，因为收藏、阅读这些书一旦被发现，是要被当时的“贫管会”揪斗批判的。老师说，谁从他办公室拿了一本《大批判文件汇编》赶紧交回去，学校要急用的。我当时心里紧张得直扑腾，装作看书，不敢看老师。好在老师也没有逐一追问。一次，在校园见到老师，老师随口问我是否见到过那本书，我故作镇静，坚决否认。“偷”也罢，“顺”也罢，毕竟是一件错事，且拿的又是禁书，若父母知道，皮肉之苦是免不掉的，怕是还要累及老师。
炫耀、显摆是人的天性，看了那本书之后，我总忍不住在小伙伴面前卖弄自己“文采”。小伙伴发现我突然间有了那么的“顺口溜”，都想探个究竟。我要求他们发誓诅咒不告诉老师和父母后，答应把小书借给他们看。小伙伴们读到书后也都很激动，很快传遍了全班，又传遍了高年级同学。尽管大家都激动、高兴，但都明白当时的气候，都严守着小小的约定：不告诉父母、不告诉老师。课余，上山放牧、拾柴时，小伙伴们才放开自己，诵读戏文，或者分饰陈三两、陈魁、李凤鸣的角色，在大自然中放肆地乱吼一通，真是不亦乐乎！那本小书，给我们那段童年带来了难忘的乐趣！一个多月过去了，这本小书才回到我手中，尽管大家备极爱护，书还是被揉皱了，内文的有些页也被揉破了。我又一次趁老师不在，悄悄把书放回原处，才算彻底心安。老师也没追究。许多年后，我的那位老师已成为县领导了，我们又说起这事，他说，一开始就认定是你这小子干的，之所以没有追究，就是觉得爱读书是好事，不能让你因为爱读书而受伤害。
可在这方面，我真有点没出息，再次“犯错”了。那是上大学期间。当时校团委组织一些学生到校园图书馆做义务劳动，相当于现在的志愿者，我被选中了。主要任务是到图书馆帮着打扫卫生，整理图书。最吸引我的是，有一种特权，可以优先借书，可以超限量借书！有一次，我借到一本红学家俞平伯的父亲俞陛云写的小书《诗境浅话》，书中选的是经典且通俗的唐诗宋词，是俞先生专为家中小孩编写的儿童启蒙教材。对诗的格律、文意、特色讲得深入浅出，尤其是分析性语言，完全是“童话版”的，不仅是娓娓动听，而且是充满暖意！这本书，我真是爱不释手。书是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版的。我想拥有这本书，跑遍了洛阳的书店，却买不到，因为此书解放后没有再版。无奈之余，“罪恶”的念头又出现了，我要“私吞”这本书！我发现书架上，这本书共有26本，反正也不差这一本！到了还书日期，我十分难受地告诉管理员蔡老师，我把书弄丢了，无法还了。蔡老师很生气，批评我连书都保管不好，将来还怎么教书？重要的是，这样的书已是孤版，丢一本，就少一本，无法配齐了！蔡老师向领导汇报后，领导决定以书价四倍作为赔偿，以示处罚。当时书价是民国旧币9000元，相当于时价9角，我赔付了四元钱，外加几个管理员的连环批评，才算了结。为了省出这四元钱，我吃了两周的腐乳就馒头，到现在我都不愿吃腐乳。可惜的是，我这本来之不易的宝书毁于一场家庭火灾，为此伤心好久呢。
这两段“窃书”往事，都已经过去了很久。虽然不光彩，虽然常用孔乙己的话来自嘲，但我自以不是“犯罪”意义上的“偷窃”。只是想说在那特定时代，能读到书、能读好书，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而今，各种书籍是琳琅满目，应接不暇，读书的人却成了“稀有”的一群，阅读也成了一种“奢侈”行为，同样的“奢侈”，与我当年相比，却是不同的内涵。年轻人沉湎于手机、沉沦于垃圾文化！令人痛心！有人说，不善阅读的民族是不会进步的民族，有阅读才有智慧！以色列民族就是一个典例！前段时间，在教室里，偶然发现一个学生的桌上放着一本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已读一半，我真是欣喜成分，高中学生，能静下心读经典书，紧张的学习中有这样的“奢侈”行为，说明当代的年轻人还没有完全数典忘祖，还在有人在阅读、在传承，在积累智慧！愿我们这支阅读队伍不断壮大，我们的民族也会不断强大，无论是智慧，还是实力！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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