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A股、蘋果到地方政府,為何人人都愛富士康?

從A股、蘋果到地方政府,為何人人都愛富士康?

1988年,郭臺銘第一次跨過臺灣海峽站在深圳的土地上時,距離他父親當年匆匆赴臺整整過去了40年。

這位出生在眷村的警察兒子,新身份是臺商。

在當時的深圳,這是帶著光環的身份。1988年在後來被稱為“臺商元年”,臺商在大陸投資建廠的大幕由此拉開。

事實上,在此之前,兩地往來已經暗流湧動——從1985年開始,不乏有散兵遊勇的臺商偷偷摸摸跑回大陸,探親或者做生意。政府層面也逐漸鬆動,1987年,蔣經國同意有條件放開臺灣居民赴大陸探親,第二年,國務院出臺了支持臺商在大陸設廠的政策,遙相呼應。

1988年的深圳和郭臺銘是互相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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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88年初來深圳的郭臺銘(左二)

“時間就是金錢”成為深圳精神。這一年,深圳敲響了內地土地拍賣第一槌,掛牌了內地第一家證券公司,尚未成氣候的華強北商業街上,賽格電子市場迎來了第一批淘金客。

這是一座對資本和工業無比飢渴的城市,而深圳的廉價土地和勞動力,也成為郭臺銘們的新機遇——同一工種,臺灣工人的薪資當時是內地5倍左右,於是,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湧向了深圳,以生產塑膠製品、電子元件、運動鞋、服裝等為主。

郭臺銘看上寶安西鄉一處廠房,建起富士康精密組件廠,招了幾十號人,生產電腦周邊接插件。這成為郭臺銘在大陸事業帝國的起點,4年後,富士康在深圳黃田的工廠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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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92年黃田工廠揭幕儀式

到龍華選址時,郭臺銘拿出偶像成吉思漢當年開疆擴土的氣魄。他站在荒地的高處,對著比人還高的野草叢拍板“看得見的土地我都要了”。

等到1996年6月6日,富士康龍華園區正式投入使用。這座只花了4個月建起來的園區成為“深圳速度”象徵之一。郭臺銘後來回憶其中過程:

“我們龍華園區的每一顆砂石、除雜草,每一塊磚、每一根鋼筋、每一個地下溝管線,甚至於排水溝的溝蓋都是我們自己做的。當時正好碰上知識青年返鄉就業,很多知青給了我們很大的支持。”

入夜後,園區馬路上經常會跑著一輛特別的高爾夫球車,駕駛員是郭臺銘。這位每天工作16個小時的超級勞模喜歡隨時停車,去抽查生產線,甚至動手幫工人維修設備。

毫無疑問,他是帝國裡最有話語權的“王”。

在龍華園區裡,郭臺銘與政府官員的合影被放大掛在顯眼處。而經理級別的管理層需要背誦《郭臺銘語錄》,其中一條是:對任何組織而言,最重要的是領導層,而非管理層。

在富士康帝國之外,郭臺銘的話語權也不可小覷。

“富士康科技園北面的朝陽門,大型集裝箱貨車絡繹不絕。據瞭解,在富士康城的高峰時期,一天經過朝陽門的貨車超過2000車次。為了方便富士康逐年膨脹的出口通關需求,深圳市政府早年乾脆把保稅區建到富士康,朝陽門是政府為富士康專設的海關,經過朝陽門的貨車,就等於是已經‘通關出口的外貿產品’。”

富士康在深圳享受的優待,從網易科技2009年的這篇報道里可見一斑。

與地方政府的良好關係,曾經幫助郭臺銘在1995年搞定戴爾這個大客戶。那年戴爾剛進入中國市場,邁克爾·戴爾到訪深圳,考慮在這裡和馬來西亞檳城之中選擇一處作為戴爾亞太營運中心。

郭臺銘看中了這條“魚”。他提出可以安排邁克爾與地方政府官員見面,由此換來開車送邁克爾去機場的機會。路上,他又成功說服邁克爾,繞道去了趟富士康的龍華園區。

後來,戴爾就成了郭臺銘的大客戶。

郭臺銘的帝國逐漸從廣東擴張到全國各地,百萬員工分佈在江蘇、河南、河北、四川、山西等地。這些工廠對於富士康有著不同的意義,比如江蘇崑山偏重顯示器製造,靠近武漢光谷的富士康偏重光通信產品代工,廊坊富士康以手機零部件加工為主。

對於地方政府來說,郭臺銘和富士康的意義很明瞭:政績。

自然,這位祖籍山西的臺商成為各地政府的座上賓。《中國企業家》曾經在《郭臺銘的政商經》一文中援引一位鴻海高管的表述:富士康到其他省份設廠,會受到官員熱情接待,甚至郭臺銘一下飛機就有紅地毯相迎。

根據上述文章的報道,前河南省委書記郭庚茂在河北任上時,曾經多次與郭臺銘洽談,最終把富士康工廠引到廊坊。他轉任河南後,富士康又在鄭州設廠,並在2010年後把蘋果生產線搬遷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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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郭臺銘和郭庚茂在富士康鄭州園區

鄭州政府給出的條件包括:為富士康提供了15億美元資助,用於建設工廠、宿舍、發電廠等,免去富士康鄭州工廠投產前五年的企業稅和增值稅,此後五年也減半。

郭臺銘的“iPhone 城”也確實為鄭州帶來了新活力。高峰時期,幾個廠區的員工人數多達30萬,近百條生產線每天能生產50萬臺 iPhone手機,富士康成為河南進出口增長最重要的來源。

當然,郭臺銘也深諳與官員打交道的套路。

曾任深圳市長的于幼軍調任山西省長後,履職第一天,他剛下飛機就接到了郭臺銘的電話;2006年,那位重慶落馬官員時任商務部部長,參觀太原富士康期間,郭臺銘向他彙報並確認了工廠定位:以鎂合金業務為中心——這一度成為郭樂於向媒體展示的細節。

郭臺銘跟特朗普的關係似乎也不錯。他響應了後者在美國建廠創造工作崗位的呼應——2017年7月,富士康宣佈投資100億美元在威斯康星州建廠,由此帶來的崗位多達130000個,工廠將主要生產LCD 顯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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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特朗普在白宮接見郭臺銘

提到特朗普時,郭臺銘流露出惺惺相惜的意味:

“他是非常直接的人,他正在為美國人找工作,每次見到我都問我兩個問題:你要提供多少工作給美國?薪水是多少?我是一個生意人,我也很直接。”

郭臺銘的魅力不僅僅存在於地方官員的眼裡。

對於蘋果公司來說,這位重要合作伙伴也是特別的存在。

據郭臺銘回憶,他在1995年結識喬布斯。兩人相遇在會場,在郭的堅持之下,喬布斯破例給了他一張簽名名片。郭臺銘如獲至寶,後來把它鎖進了保險櫃,打算當傳家寶送給兒子。

2011年喬布斯去世後,郭臺銘受邀去美國參加了葬禮,成為現場為數不多的中國人之一。

這場友誼的基礎還是生意——富士康從90年代成為蘋果供應商,早期為Mac 電腦生產框架,2007年開始接下iPhone訂單。郭臺銘為此很得意,“喬布斯為什麼要把iPod、iPhone全部交給我?因為只有我能做。”

毫無疑問,蘋果是富士康最重要、最為人所知的客戶之一,它成就了郭臺銘在大陸的地位,後者也確實是值得信任的合作伙伴。

但隨著合作推進,郭臺銘與這家美國公司的關係愈發複雜,他們互相需要,又時刻提防,並通過各種商業手段,努力把自己對對方的依賴降到最低。

郭臺銘需要蘋果,業內公認的看法是,富士康無法承受丟掉蘋果訂單的局面——後者常年貢獻著富士康收入來源的一半。

但他不能只有蘋果。

一方面,代工模式利潤低,當蘋果公司的營業利潤在2012年高峰期超過35%時,富士康的利潤還在1.5%徘徊。而富士康的收入浮動受蘋果銷量影響也很大——最明顯的表現就是,當iPhone 出現銷量下滑時,富士康收入也會隨之下降。

於是,郭臺銘一直想摘掉“蘋果代工廠”標籤,給富士康注入更多故事元素。今天登陸A股上市的富士康工業互聯網(簡稱工業富聯)就是其中的一步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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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工業富聯上市敲鐘現場

工業富聯是鴻海集團旗下的第二大業務,2015年重組成立。在郭臺銘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搭建的這座商業帝國裡,工業富聯扮演的角色是擁抱最時興的技術——通信設備高精密件、雲服務器設備、工業機器人等等。

《好奇心日報》統計過一組數據:

工業富聯在2017年的營收為3545億元,淨利潤162億元;27萬員工每天要吃掉270頭豬;20萬人在從事製造崗位,同樣的,20萬人學歷為大專以下。

從這些數字來看,工業富聯做的似乎還是製造生意,只是技術門檻聽起來更高了。

但這並沒有妨礙它成為A股“新貴”。從遞交IPO材料到獲批,它只花了36天閃電過會——一般公司的等待時間是1年半。綠色通道的VIP待遇之外,工業富聯272億的融資規模,也創造了A股2015年以來的新紀錄。

正如1988年郭臺銘與深圳的互相需要,30年後歷史重演,只是其中一位主角換成了疲軟的A股。

毫無懸念地,工業富聯在A股首日迎來了開盤漲停,截至今天收盤時已經上漲44%,市值超過3905億元,成為A股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

這意味著,郭臺銘距離重回臺灣首富位置又近了一步。

郭臺銘第一次成為臺灣首富是在2005年3月11日。

他位列美國《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第183名,從而成為臺灣首富。但那並非一段美好的回憶——首富光環沒能阻止死亡的腳步,第二天,妻子林淑如乳癌擴散去世,年僅55歲。

郭臺銘的婚姻曾經是一段典型的臺灣愛情偶像劇:林淑如曾經是臺北醫學院的系花,不顧眾人反對,嫁給專科學歷的窮小子,繼而陪他創業,親自下廚為員工做飯,工廠資金短缺時還多次從孃家借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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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郭臺銘和林淑如的結婚照

當然,窮小子郭臺銘後來自證實力,從1974年的那家塑料加工廠開始,他一步步建起了鴻海帝國。如今,這個龐大體系中已經產生了至少10家上市公司,財富也讓郭臺銘成為了能夠掌控甚至改變遊戲規則的人物。

不過,回看他經商的44年,你不得不感慨,這位精明的臺商曾經無數次抓住歷史機遇,把自己變成命運的寵兒——

他在60年代報考中國海事專科學校,背景是臺灣當時外貿發達海事繁忙;

黑白電視機剛剛在臺灣興起,他就開始製作電視機選臺旋鈕;

80年代,當同行還在享受家電行業紅利時,他看好計算機前景,拿下IBM 訂單;

……

套用如今的話術來說,郭臺銘是一位站在風口的生意人。他最近幾年的投資和佈局,似乎也是一部科技熱詞進化史,比如雲計算、物聯網、大數據、AI、5G、電動汽車等等。

一些時髦佈局如今還是喜憂參半的局面——郭臺銘花大力氣收購的夏普在2017財年才終結虧損;藍圖中的大規模工業機器人尚未實現,富士康的用人成本還在繼續攀升。

但這些似乎並沒有太影響外界對這位68歲商人的信心。

郭臺銘聲譽最差的時候大概是2010年,當“十四連跳”迅速塑造起富士康血汗工廠的形象後,他一度被臺灣學者批為“臺灣之恥”。殘酷的軍事化管理、超長工作時間,都成為被外界詬病之處。

“我非常傷心,一個月沒睡過一個好覺”,郭臺銘公開現身時略顯憔悴。後來,富士康上調基本工資、開通服務熱線、限制加班時間,以平息眾怒。期間,喬布斯還把美國防治自殺的醫生請到富士康工作了6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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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風波平息後人們發現,富士康在各地的工廠招工處,依然擠滿了排隊的年輕人——它是流水線工人們的嚮往之所,這個事實並沒有因為“跳樓事件”而改變。

這是郭臺銘的成功和幸運之處。

曾擔任郭臺銘顧問的特里•陳將前者的成功歸結於勤奮:“他每天工作15小時,每週工作7天。他比任何人都瞭解富士康的技術,正因如此,他的判斷比高管們都要準確。”

但世間勤奮者萬萬千,作為時代“寵兒”的郭臺銘,成功當然不是如此簡單。

這位成吉思汗的崇拜者曾經專門跑到內蒙古,找到成吉思汗後人,想了解家族內部流傳的戰鬥奧妙。對方的答案是:“太陽往哪裡下山,就往哪裡打。”這句話後來演變成郭臺銘管理富士康的原則:方向、時機和程度,都要靠速度完成。

而在內心的更深處,這位警察眷村出身的臺灣人似乎始終保持著危機感。

這或許是由父輩漂泊的命運、眷村不安穩的生活、父親的軍事化嚴苛管理交織而成,後來就演變成郭臺銘治下的鴻海集團一次次轉型進化,也演變成了他最喜歡給孩子講的那個故事——

他曾經每年夏天帶著全家去黃石公園玩,女兒最愛喂鴿子。有一年,公園裡突然立起了禁止餵食的告示牌,郭臺銘不解,找到管理員問原因。對方告訴他:去年冬天一場大雪後,鴿子全死了。它們平時習慣人類餵食,失去了自己覓食的能力。

顯然,沒有人願意成為那群活活餓死的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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