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十六名演员饰演七十余个角色，以全方言的演出形式，跨越七十载的时光，只为一个“说得着”的人，他们寻遍中原大地，求索命运轮回的前因后果……上周末，依据刘震云原著小说，由牟森改编、导演的同名话剧《一句顶一万句》完成了在国家大剧院的首演，也成为了今年上半年最受关注的一部戏剧作品。
北京三场演出，刘震云每场都在，连看三遍，最后流泪感慨道：“动人心魄，肺腑之言的力量。戏剧的力量。牟森的力量。”而阔别戏剧界将近20年后归来的牟森，在庆功宴上也忍不住落泪，“刀掖回去。泪流出来。难忘的一段羁绊。”
北京首演结束后，这部作品将从5月展开全国巡演，并于7月7日至8日来到上海大剧院演出。
《一句顶一万句》彩排剧照。 塔苏 摄
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出版于2009年，曾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等多个奖项，译有20多种语言。
文学批评家张清华评价说：“《一句顶一万句》是一曲生存的悲歌，一部命运的戏剧，一曲婉转凄凉的民间咏叹调，一部题旨与叙事完全统一的‘炫技’之书，一部充溢着生命的大悲凉和生存的真荒诞的小说。”
刘震云的故乡是河南新乡。《一句顶一万句》写的是中原人，也是中原。故事起自河南，结于河南，每个人物、一草一木都是属于河南的。
话剧《一句顶一万句》由牟森亲笔改编并执导，以曹青娥的多舛命途为主线，讲述了三代中原人自我救赎的历程，力图呈现中国百姓精神生活的图景。
在牟森看来，他所要面对的原著是一本“大书”，他认为《一句顶一万句》是“一部超级的中国社会史诗”。
“《一句顶一万句》写的是中原人，出延津和回延津，日常生活和前世今生，安身和立命。一路奔突和一世寻找，无数次杀心起，无数次杀心落。杀心起落时，他们没有杀人，没有放火。他们随遇。他们而安。他们是百姓，他们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谈及改编创作时，牟森则表示要尽可能在舞台之上呈现一部长篇小说应该有的容量和品质。
牟森
《一句顶一万句》之所以如此广受关注，除了因为刘震云这部小说的文学地位，很大程度也是因为作为中国先锋戏剧的先驱的牟森“归来”。
牟森和刘震云相识于上世纪90年代，他管刘震云叫哥，刘震云则管他叫“中国先锋话剧的祖宗”。
作为中国最早做实验戏剧的创作者，牟森是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最受海内外瞩目的戏剧导演，一度是欧洲主流戏剧节的常客。
1986年，牟森创立了“蛙实验剧团”，是当代中国诞生的首个民间戏剧团体；1987年，他排演了尤涅斯库的《犀牛》，为中国实验戏剧迈出了第一步；1989年，他在《大神布朗》的节目单上留下一篇名为《蛙实验剧团致观众》的文字，被后来人看作是实验戏剧先驱者的宣言之一。
1993年的《彼岸》，1994年的《零档案》《与艾滋有关》，1995年的《红鲱鱼》，牟森为中国当代戏剧史留下了众多现象级的作品。
其中，《零档案》作为布鲁塞尔艺术节委约作品首演于比利时，1995年在法国演出完毕又至美国洛杉矶UCLA演出，后因众多国际艺术节的邀约纷至沓来，《零档案》在海外接连演出了近百场，为中国当代戏剧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1994年5月17日，让·皮尔·狄柏达（Jean Pierre Thibaudat）在法国《解放报》上这样写道：“面对如此残酷、赤裸裸地表现生命的场景，你颤抖着，受到极大的震撼，它象征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剧团的崛起，加入了戏剧的历史。”
1990年代末，牟森在他戏剧创作的巅峰时期悄然隐退，至今已是20载。期间，他做过电视节目编导，拍过纪录片，也干过企业宣传片，甚至做过制片主任。
从2010年至2016年，他每三年都会在上海做一部大型艺术空间的作品，包括《深圳，中国梦想实验场》《上海奥德赛》，以及《存在巨链——行星三部曲》。而自己都以总叙事的身份出现。
自2014年起，牟森结束了“百行百业”的状态，来到了中国美术学院，在跨媒体艺术学院做媒介展演系的系主任。牟森把自己所主讲的课程命名为“叙事工程”。
而20年后，此次牟森重返戏剧界，改编《一句顶一万句》并将其搬上舞台，是出于对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极度珍爱。
早在《一句顶一万句》于《人民文学》上刊发时，牟森便紧追着连载读完了这部作品，当即写下了八个字，“地老天荒，山高水长”。
《一句顶一万句》彩排剧照。 李晏 摄
牟森：这部小说2009年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分两期连载，我基本上都是一口气第一时间读完的。当时因为是博客时代，我就在博客上把自己的感受记录下来。我对这个小说的评价是，它是一个超级中国社会史诗。
英国理论家雷蒙·威廉斯提出过一个概念，叫情感结构，是指19世纪英国以狄更斯为代表的一批小说，在长时间段内社会的情感结构。
我觉得震云的这个小说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感受。它写的是河南的事情，但我读起来，虽然我不是河南人，但和我父母辈身上发生的事情类似，我觉得感同身受。
牟森：小说中有一个人物特别重要，叫老詹。他代表了传教的牧师。在西方有人神社会，我们是人人社会。所以当伤害发生的时候，有神在当中做调整。
当年出版商把这本小说称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这个还不是孤独，因为中国和拉丁美洲还不一样。我觉得这是一种巨大的寂寞，寂寞比孤独更苦。
震云这部小说对我而言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是，在我心目中，华语文学最大的创作企图跟最后完美实施相匹配的作品在我心目中只有两部：一部是《鹿鼎记》；另一部就是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我只是从企图性和完成度角度来看。
牟森：有。对结构上的挑战其实是不大的，因为震云以结构见长，小说的结构非常清晰，像音乐一样对称。我一直说它像机械表一样咬得非常紧，然后语言也特别好。
主要的挑战是容量上的。因为演出有时间规定，我又有自己的企图性，想尽可能容纳一个长篇小说的容量和品质。剧本前后一共做了7稿。这里面，我自己一个大结构上的调整，是我把曹金国单独拎出来了。我借了很多西方正典的叙事模式来参照。
《一句顶一万句》彩排剧照。王小宁 摄
牟森：对，虽然我去过很多地方，但河南一直没去过。我家在北京，因为平时在中国美术学院任教，所以我是从杭州去的河南。
我本身喜欢越野长途，第一次是去年三月， 走了三千多公里，从河南到山西太行山，最后又去郑州看演员。第二次是去年五月份，我带了我两个学生一起去，我们又把整条路走了一遍。
这小说里面的地名、人名、人的职业名都特别重要。你们开长途都会有感受，就是很多地名是陌生的，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那个感受真是不一样。那个时候的人都是用脚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当时也没人要求我一定要去，但我就是喜欢去。
牟森：为了语言节奏和心理节奏的统一。这个戏也不是不能用普通话，但是做出来的感觉不一样。剧的下半部分，由于我们那个主演是山西人，所以他说山西话。
我对河南是人生地不熟的，是媒体的朋友给我牵线搭桥，让我认识了我们现在剧组里面的副导演连晓东，郑州人民广播电台的。连晓东又做了一个河南省戏曲博物馆，他有很多资源。他给我找演员来给我看。我们的主演都是豫剧演员
牟森：我最重要的记录工具是录音笔，在还没有手机的时候，我用坏过四五只录音笔。对我来讲就是个备忘，用来记录一些创作上的灵感。我原来还会定期整理录音笔内容。
我喜欢这种大的、长的、复杂的。我在中国美术学院这边的硕士方向都是巨构。有人说水瓶座的人，就是这种特点。我很喜欢金庸，我写过很多金庸的文章。
牟森：我的阅读习惯还是偏纸质书，是一个上年纪人的习惯，很难改。
我读书比较杂，但肯定都是以西方作品为主，读译本。因为我比较强调正典作品，比如康德、黑格尔、亚里士多德，我一定是在这个层面。
《一句顶一万句》彩排剧照。 塔苏 摄
牟森：巨大的改变。我觉得自己是戏剧界一个特例。我这么多年就从来就没在场过：我没在过这个市场；没在过院团和戏组里面。我当时和国际的环境发生了关联。
为什么说自己不在？不在的三个元素：第一，我不能卖票，所以我不在这个市场里，我只能排完戏了请人来看；第二，我不在院团里面；第三，我那时没有做过媒体的宣传。所以从任何角度来看，我都是不在。
牟森：当然了，制作人请我写了一个东西，抵达和获救，希望观众抵达感动，今天是第三场，我活生生地感觉我做到了。另外我也希望震云哭，因为哭也不是一样很容易的事，第一天演出的时候我坐他边上，他哭了好几回。
我是忠诚的亚里士多德信徒，亚里士多德史学里面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卡塔西斯，翻译过来就是净化、启迪。
我负责让观众感动，如果没感动，我负责认账。我称这类工作为正面强攻。这也是首演完了，如果观众没有感动，那一定是我没有做到。
昨天和前天，我们剧上演了一个奇迹：出票率100%，上座率98%，回票率95%。我没这个概念，他们告诉我只有有大牌明星的剧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牟森：我这几年因为不在戏剧这个场，所以看演出特别少。但是有一年，在国家大剧院英国老维克剧场来表演，凯文·史派西主演的《理查德三世》，我知道这个消息后第一时间买了一张前排正中的680元的票，看完后我给艺术评论写过剧评。
《一句顶一万句》彩排剧照。 塔苏 摄
牟森：我从来不骂演员，不讽刺打击他们。因为我觉得演员是需要爱的。我最后一次和演员讲话是在彩排那天，我讲了两点：一，从现在起享受演出；二，这些演员让我尊敬让我爱。因为在一起过了三个月，从冬天逐渐到春天。
我年轻时排戏也一直是这样。这是人的一种风格。
牟森：没有，我不让他来。我希望他看一个完整的东西，我一定要保证第一场生理完整的感受，这多珍贵呀。中间他有几次要来，被我坚决拒绝了。
在改编作品这点上震云对我有绝对的信任，我们没有就这个改编有过任何交流。我只是去年在天津问过他，“你能不能一句话告诉我中原是什么？”
他说，中原是态度。
牟森：其实中原太苦了，地理上的苦；自然的苦。战乱造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必须得蛮起来；必须得视死如归。所以这就是一种态度。我们的戏里面也体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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