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第一次獨立
前篇引文，基本上把滿清與內外蒙古之間的歷史因緣大概敘述了一些，雖然不夠詳盡，但也儘可看出一些主要的特點：在滿清貴族眼裡，蒙古人幾乎是除了他們自己本族人之外最為信任的外族人。而在管理上，滿清對於蒙古當然也持相對寬容的態度：庫倫辦事大臣、科布多辦事大臣、烏里雅蘇臺將軍，其實更多是名義上的管理，因為他們的政令下達也是通過蒙古王公貴族向蒙古百姓發佈的，也就是說外蒙古有充分的自治權力，這和我們今天所謂的自治州、自治縣等非常類似。
但是即便如此，滿清對於內、外蒙古採取的政策也一些不同（造成這個不同的原因，讀者可自行查閱資料瞭解）：
1:對於內蒙古貴族，清王朝較為注重推廣漢族的儒家文化，強調所謂的“忠孝之義”。同時，內蒙貴族多有至內地為官者，而且大都官高爵顯、深得清王朝信任，比如我們熟知的、出身於科爾沁蒙古的僧格林沁。這些舉動使得內蒙古對於中原地區的認同感，比外蒙古更強烈一些。
2:對於外蒙古則嚴格管理其與漢人的接觸；蒙古人進入內地只能從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殺虎口等六處入關。入關時登記人數，出關時仍照原數放出。擅自從其他地方進入內地，也要遭到嚴懲。
總體來說，從十七世紀中後期到二十世紀初期，滿蒙和諧了二百多年，也是內外蒙古依然在滿清版圖上安然存在了二百多年，但當時間的指針慢慢走到了接近1911年的時候，一切就慢慢改變了。
一：外蒙獨立的滿清內因
理藩院
外蒙古扎薩克王公貴族襲爵是需要北京理藩院（清朝管理蒙古、回部、西藏等少數民族事務的最高機構，1912年改為蒙藏院）認定的。
而擅長遊牧與戰爭的蒙古族人又非常不善於理財，所以在清朝不允許其征戰掠奪（征戰對象只有北面的沙俄了）的情況下，貴族的生活來源其實主要是靠清朝提供的俸祿。
為了照顧這些貴族的生活，清朝《理藩院則例》詳細地規定了蒙古各級王公貴族的俸祿：
汗：銀2500兩，緞40匹
親王：銀2000兩，緞25匹
郡王：銀1200兩，緞15匹
貝勒：銀800兩，緞13匹
貝子：銀500兩，緞10匹
鎮國公：銀300兩，緞9匹
輔國公：銀200兩，緞7匹
一等至四等臺吉每年分別支銀100兩、80兩、60兩、40兩，此外每人領緞2匹。
此外，為了照顧沒有領地的閒散王公和臺吉們，康熙帝還規定從有領地的王公所管轄的庶民中撥出一部分牧民，把他們終生撥給無地的王公臺吉。這個措施後來被寫入《理藩院則例》，其中規定撥給無地親王牧戶60戶，郡王50戶，貝勒40戶，貝子35戶，鎮國公及輔國公30戶，一等臺吉15戶，二等臺吉12戶，三等臺吉8戶，四等臺吉4戶。這些牧民被稱為“屬丁”（哈姆傑爾格），他們不對所屬各旗承擔賦稅和兵役義務。
同時，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爭、捻軍之戰，回亂之戰中，滿清動用了大量的蒙古騎兵參戰，凡此種種，本來人丁稀少的蒙古人，經歷了這麼多為清朝而參與的戰爭之後，蒙古人口更加雪上加霜了。
清朝末期，由於清廷實力的下降，俄國對於外蒙有虎視眈眈，所以清廷開啟了往東北和內外蒙古移民屯墾的活動，一是抵抗沙俄的蠶食，二是增加清廷的收入（收地價和地租），到1908年，從車臣和土謝圖兩個汗部劃出來的屯墾土地達55萬公頃。1910年，三多就任庫倫辦事大臣，開始不顧當時國內外形勢的倉促實行“新政”（未向外蒙人講明其中的益處），外蒙的負擔與日俱增，反滿、反漢情緒開始在失去牧場的下層牧民中蔓延，漸漸上升到扎薩克王公階層。
二：外蒙獨立的沙俄外因
首先我們要清楚一個概念：我們永遠不能奢望一頭飢餓的狼看到肉的時候不會垂涎三尺，也同樣不能奢望你的鄰居會有慈悲之心。
中原大地的亂象與外蒙古貴族的蠢蠢欲動，沙俄政府早已看在眼裡，而在歷史上沙俄與蒙古人之間的關係和我們現在所認為的關係有很大不同：我們現在認為蒙古是沙俄的附庸，認為是沙俄一貫支持蒙古獨立的，但是即使我們不提元朝時期蒙古人在沙俄地界所做的事業，就在前文所說的康熙年間漠西蒙古噶爾丹也是經常和沙俄平等往來，不過他們的往來不是沙俄教唆噶爾丹侵略中原，而是噶爾丹自己需要沙俄的槍炮，也就是說在滿清早期，蒙古人和沙俄其實就是友好的商貿關係。
1895年，中日《馬關條約》後，在沙俄宮廷中出現了主張侵佔長城以北所有中國土地的“東方派”。沙俄政府在聖彼得堡和喀山的大學設置了蒙古語言專業，培養蒙古問題的“專業人才”。西伯利亞和遠東兩個軍區向外蒙派去了多個考察團，伊爾庫斯克總督府經常召開外蒙古特別會議，到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時為止，在外蒙古境內“遊歷”的俄國僑民、商人、間諜等人，多達五六萬人，在庫倫定居的俄國商人有接近4000人，就連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本人也從十二歲開始就受到了很多俄國人的影響：當時沙俄駐庫倫總領事向年幼的他贈送了很多歐式玩具、畫片、動物，等他長大之後，領事又向他贈送了俄國女子和少年。
日俄戰爭之後，沙俄加快了對外蒙的策反和分裂活動。應該說是我們內部的紛亂，逐漸助長了沙俄人對中國北部染指的慾望。
三：辛亥革命前後大漢族主義排外思想的影響
在講訴這個問題之前，請大家認真閱讀以下枯燥的文字：
1: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孫中山
2:昔之禹貢九州，今之十八省，是非我皇漢民族，嫡親同胞，生於斯，長於斯，聚國族於斯之地乎？”---- 鄒容《革命軍》
3:又爾蒙回藏人，受我華之卵育者二百餘年，尺布粒粟，何非資於我大國。爾自伏念，食土之毛，不懷報德，反為寇仇，而與我大兵抗……爾若忘我漢德，爾惡不悛，爾蒙人之歸化於漢土者，乃蹀足謦欬，與外蒙響應，軍政府則大選將士，深入爾阻，犁爾庭，掃爾閭，絕爾種族，築爾屍以為京觀。如律令佈告天下，訖於蒙古回部青海西藏之域---以中華民國軍統領黎元洪名義發佈的《中華民國軍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
4: 若滿洲政府自知不直，退守舊封，以復靺鞨金源之跡，凡我漢族，當與滿洲何怨？以神州之奧博，地邑民居，殷繁至矣，益之東方三省，愈泯棼不可理。若以漢人治漢，滿人治滿，地稍迫削，而政治易以精嚴”。----章太炎發表於民報的《排滿評議》
5:辛亥革命時期中一面最主要的旗幟：十八星旗，就是指十八行省---英國駐成都總領事是這樣描述的：“那面旗幟（我想目前中國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是白色的，上面有紅字（漢），周圍有十八顆星繞成的一個黑圈，形狀象是太陽，但顏色是黑的。……旗幟上‘星’的數目是十八顆，而不是二十一顆或二十三顆，這個情況表明把東三省、蒙古和新疆（喀什噶爾）排斥在聯邦之外。”
十八星旗
前四段文字是我節選的幾段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流行宣傳用語，後面的“十八星旗”則是公然作為辛亥革命旗幟掛出來的。很多人沒有仔細思考這些話：這些話其實現在看來是非常狹隘的“民族封建主義”觀念，對於外蒙獨立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有沒有當時的革命者在變相造成後期蒙古人獨立的因素存在？）：
1:“韃虜”就是指滿蒙少數民族。
2:十八行省：其實沿襲的是清朝的18省舊制，但是清朝不僅僅有18省，它是把全國全國劃分為18個行省，5個將軍轄區，兩個辦事大臣轄區，還有8個總督。18省為：直隸 山東 山西 河南 陝西 湖南 湖北 安徽 江蘇 浙江 江西 福建 廣東 廣西 甘肅 陝西 雲南 貴州。將軍轄區即盛京 吉林 黑龍江 伊犁 烏里雅蘇臺.辦事大臣轄區為西藏 青海。
綜上，其實在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中流行的思想，是並不把滿蒙等少數民族區域當作中國固有的領土，所以在革命後建立新國家時可有可無（鄒容的思想與共進會的思想，直接把東北、西疆、西藏、青海、今天四川西部藏區部分、雲南北部藏區部分等全都排除在他們理想中的中國版圖之外了、章太炎的文章直接表明遼東半島的可有可無）。誠然，我們理解當時盡受多年壓迫的漢族人對少數民族的反感，不過我們試想下，這種聲勢浩大的革命運動，以這種狹隘的純漢族觀念來作為口號革命，對蒙古人的心裡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真的難以估量！辛亥革命時期我們的大國家、大領土、大民族融合的觀念還不如滿清！
在所有這些林林種種內憂外患之下，1906年吉林省西部前郭爾羅斯旗（題外話：外蒙獨立的第一槍竟然發生在我比較熟悉的一個地方）的一個四等臺吉陶克陶率領蒙古人發動了起義，在東北張作霖的打擊下，1910年陶克陶率部進入車臣汗部，他一直沒有放棄蒙古獨立的活動，陶克陶後期被封鎮國公，蒙古人民共和國時期被處決。
陶克陶
1911年春天，喀爾喀四部王公和各地活佛來庫倫“進獻曼荼羅”（曼荼羅為宗教術語，即“永生”，是慶祝哲布尊丹巴活佛生日的宗教活動）。參加聚會的杭達多爾濟（杭達多爾濟的祖先車木楚克那木扎勒是土謝圖汗袞布之子、察琿多爾濟之侄。車木楚克那木扎勒之孫齊巴克雅喇木丕勒於乾隆年間晉封札薩克和碩親王，1911年12月30日，杭達多爾濟出任外蒙古外務大臣。）、車林齊密特喇嘛（車林齊密特本是平民之子，出家後因學問高深，精通沙比衙門（哲布尊丹巴的官署，負責宗教和世俗事務）事務而被擢升為大喇嘛，成為哲布尊丹巴活佛身邊的實權人物。其人雖是僧侶，卻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且“反對喇嘛教和貴族專制政治”，見過他的俄國人評價他：“具有鋼鐵般的意志和非凡的天才，而且精力旺盛，與其說他是親俄派，倒不如說他靠近國民黨，雖然年僅35歲，卻在為文明思想的傳入而做著不懈的努力”。如果說杭達多爾濟、那木囊蘇倫等王公參與獨立有很大原因是自身權益，那車林齊密特便是一個自發的“革命者”，獨立後被封為內務大臣，在後期的外蒙政治傾扎中於1914年離奇死亡）和海山（海山是卓素圖盟喀喇沁右翼旗人，1862年出生，曾在卓素圖盟喀喇沁右翼旗王府任梅勒章京，二等文官，文筆優良，和大喇嘛車林齊密特理想相投，最初海山在杭達多爾濟屬下，後來遇到車林齊密特之後則迅速投靠在大喇嘛門下，後期在外蒙古內部傾扎中失勢，向民國政府投誠，1915年回到北京居住）還召集了18名蒙古王公在庫倫附近汗山中舉行秘密會議，具體策劃外蒙“獨立”，並聯名向哲布尊丹巴八世活佛上書，要求前往俄國，尋求對“蒙古獨立”的支持。
1911年8月9日，俄國外交部在發給駐華公使廓索維慈的電報中說：“喀爾喀當前的內部情勢並不傷害我們的切身利益……蒙古問題對我們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一種手段，在解決我們對華的其他政治問題上是必須加以利用的”。八月底，俄國駐華公使向清朝外務部發去照會，宣稱“中國近來在蒙古實行的政策，如移民、練兵等，對兩國邦交頗為危險。庫倫距俄國邊界甚近，中國應顧念中俄敦睦，將所有新政一律停辦，否則俄國不能漠視，將不得不在邊界地方採取必要的措施。此外，蒙古百姓因新政而大受騷擾，喀爾喀蒙古王公及庫倫的喇嘛已經三四次遣人赴聖彼得堡訴苦。本國鑑於喀爾喀現狀，決定在庫倫增設衛隊，保護俄國利益”云云。
1911年8月15日，由杭達多爾濟、車林齊密達、海山、三音諾顏汗那木那蘇倫率領的外蒙代表團抵達聖彼得堡，外蒙代表團向俄國外交大臣遞交了提議簽訂承認外蒙獨立的條約。
杭達多爾濟率團在聖彼得堡
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爆發了新軍起義，辛亥革命爆發，十八星旗公然掛出，這件事使得俄國和庫倫方面在外蒙“獨立”問題上有了新的勇氣。當年10月中旬，杭達多爾濟使團回到庫倫，外蒙上層王公喇嘛聚面會商，認為武昌起義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決定立即宣佈外蒙古獨立，奉哲布尊丹巴八世為蒙古大汗。此時庫倫兵備處總辦唐在禮已經察覺到外蒙局勢異常，於是以“袁宮保（袁世凱）有調令”為由逃離庫倫。外蒙方面遂要求三多撤除兵備處，並將該處截留的外蒙金砂稅移交給沙比衙門。
1911年11月28日，外蒙王公委員會將庫倫周圍的蒙古部隊調往庫倫。而當時庫倫辦事大臣和參贊大臣衙門只有250人左右的守備部隊，而他們面對的則是4000名蒙軍和1000多的俄軍。
1911年12月1日，多名俄軍帶著蒙古兵來到辦事大臣衙門和駐軍營房，搜查槍支彈藥和銀兩。當晚，庫倫辦事大臣三多被俄國領事軟禁。12月5日，三多及其部署被驅逐。
1911年12月29日，在庫倫黃宮正殿中央設置了三個寶座：哲布尊丹巴八世居於中央，佛母坐在左側，佛子坐在右側，哲布尊丹巴八世頭戴蒜瓣皇冠，身穿繡龍黃袍，接受各旗王公、活佛、喇嘛的叩拜，眾人為哲布尊丹巴八世上尊號：額倫若鄂固格持克森冷葛烈寶敦汗---意思是“多人擁戴之日光皇帝）。至此，外蒙古第一次獨立了。
哲布尊丹巴八世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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