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就盼著春節早點結束。
因為，我要繼續工作！
這不是玩笑，而確是部分高收入人士的心聲。舉兩個後臺粉絲的真實例子：上海，高管馬大姐整個春節忙得不可開交，孫兒恰逢年初一出生，有錢也請不到保姆的她盼著早日上班。北京，投資經理馮小姐也有類似的心情，過年了，外賣小哥、快遞小哥都走了，突然覺得生活極其不便。
高端人才，作為一個城市的高技能勞動力。他們的生活並非真的不能自理，而是他們有消費能力，有被服務的需求，而且這個需求在一線城市相當巨大。
問題來了，誰來滿足？
答案：低學歷務工者，作為一個城市的低技能勞動力與高技能勞動力正好形成互補。
為什麼是他？
原因一，勞動分工。若一個地方社會分工效應愈強，低技能勞動者愈會從高技能人才密集之處獲得好處。如廣州CBD的高檔寫字樓遍佈高級白領，隨之需要保安、清潔、餐飲服務等人員。
原因二，消費外部性。收入高的人群有更多的錢用於消費，其中就包括下館子、請保姆等。這些服務人員多為低學歷務工者。
02
2018年2月28日，春節後一週，服務行業崗位短缺。用工需求增長拉昇崗位薪資上漲，數據顯示：以快遞員、銷售、按摩師為主，部分服務崗位的薪資漲幅超30%。整體用工招聘數漲幅同比上漲56.9%，其中快遞員、普工、銷售、客服的需求較其他崗位更大。
物流倉儲、銷售、百貨零售、交通服務、餐飲、保潔保安等服務行業求職簡歷增幅分別達到110.39%、106.96%、103.24%、96.27%、91.38%和79.93%，服務崗位求職量翻倍增長。
舉個例子：北京保姆的求職者期望薪資為6424元，而企業願意支付薪資為8617元，比求職者期望值高出34.14%。服務行業的薪資水平比其他藍領崗位高20%以上。
按道理，低學歷務工者應該在一線城市上演一出逆襲的大戲。因為大城市高技能勞動力密集所帶來的需求是可觀的。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03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地早已明確了到2020年的人口控制目標，通過戶籍制度、積分制度可將大部分低學歷務工者拒之門外。
有趣的是17年中國二線城市打響人才爭奪戰。為了吸引人才，推出了以房留人的政策。武漢推出“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工程”，計劃5年內留住100萬名大學生。長沙則推出了畢業生購房補貼政策，對新落戶並在長沙工作的博士、碩士、本科生等全日制高校畢業生以租房和生活補貼、首次購房補貼。但以上這些顯然和低學歷務工者沒有關係。
一二線城市都把目光聚焦在高技能勞動力，而忽略了低技能勞動力，一旦低技能勞動力流入減少，勞動成本和服務價格將上升。這樣將導致企業減少僱傭低學歷務工者，間接將部分後勤事務交還給高學歷人才。生活中同理，因為服務價格上升間接導致消費價格上升，那白領就少些出去吃飯消費唄，或者改成在家做飯，生活本可以花錢請他人打理，但實際卻要自己操刀，最終高端人才的勞動生產率就下降了。長此以往，不利於整個城市的競爭力發展。
既然如此，為何大城市依然一意孤行？
04
有人說：不吸納低學歷勞動者是為了限制人口。不限制人口將導致大城市更加擁堵，各類汙染更加嚴重，最終阻礙城市發展。這個鍋誰來背？
這個問題我們暫且放一放。
且來看看國際城市是怎樣做的？
巴黎、東京的道路十分密集，而擁堵、汙染等情況卻遠沒有北京嚴重。因此我們是否可猜想：如果規劃得足夠精細，人多並不是問題。
如擁堵問題。當路面變窄而路的數量增多，某條路堵了，可以有更多路徑選擇繞行；而交叉路口越多，人流就越密集，小商鋪遍佈時，人們消費也會愈來愈多；當小店鋪增多，人們生活更便利時，相對也就不需要高頻的長距離通勤了，最終緩解交通堵塞。
遠的不說，2017世界城市人口排名中東京以4200萬人口奪得第一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東京圈以東京市區為中心，半徑70公里範圍內，以佔日本3.5%的國土面積，承載著日本三分之一人口，貢獻了日本三分之一的GDP。
我們是否可轉變思路：
在細化合理布的局下，城市可容納更多人口。當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達到互補時，高密度人口反而可刺激經濟，更利於城市發展。
05
若一線城市不再一味地控制人口，不再只重視高學歷人才。當勞動力結構是高學歷與低學歷1:1的均衡組合時，勞動及服務成本將下降，城市配套服務將日益完善。
如此一來，高端人才將有更多的時間可支配，從而提高一定的勞動生產率，促進城市的發展。而低學歷務工者也因政策的開放而獲得城市相應的公共服務，繼而安居樂業。
這樣良性循環，有望提高城市的國際競爭力，從而吸納更多國際人才，為大城市的經濟增添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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