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在河南南阳。我自幼父母双亡，是靠善良的大哥大嫂鼎力相助才艰难读完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应聘到我目前供职的这家报社打工。这年年底的一天，我在从天津出差回郑的火车上，见到两个流里流气的湖北人正借着酒劲儿辱骂一位年轻的姑娘。看着姑娘那恐惧、无助的神情，一向最见不得恃强凌弱的我冲了上去……结果自然是我吃了亏，连眼镜也被打碎了。
姑娘叫胡冰，是郑州某公司的职员。当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这次失败的“见义勇为”到最后却有了喜剧性结果：回到郑州后，一来二去的我们竟相爱了，并且很快陷入了热恋。
几个月后，胡冰带我回她在巩义的老家拜见父母。在此之前我只知道她的父母都是生意人，等到了她家我才知道二老的深浅：仅那幢自建的别墅就比我们报社的办公楼还要宽敞气派，这时胡冰才告诉我她家开有煤矿、建材厂、物流公司……当胡冰的父母了解到我是个不名一文的穷小子后，对我很是鄙视。特别是胡冰的母亲几乎是当着我的面就再三追问胡冰：“你真的没有给他说过咱家的情况？”那神情赤裸裸地带出了不言而喻的言外之意：我找胡冰，图的就是她家的钱。
本来是欢天喜地的去拜见岳父岳母大人，结果却是毫无来由地吃了一顿窝心拳，我当时的心情就甭提了，所以我很快就向胡冰提出了分手。胡冰哭得很是伤心，哭完了又笑我小心眼儿，说：“爹妈是爹妈，我是我，我知道你的心。你要真因为这事儿跟我分手，我才是真看不起你哪！”说心里话，跟胡冰分手，我也是心不甘情难愿，在经过一番思虑后，我向胡冰提出两人在迈上红地毯前先去做婚前财产公证：结婚时她父母给她的财产以法律的约定全归在她名下；因为我还要按月给大哥大嫂寄钱，胡冰则没有这种负担，所以婚后生活实行“AA制”。我说，这既是打消她父母疑虑的需要，更是我心态平衡的需要。胡冰很爽快地答应了。
商定之后，我们进行了婚前财产公证，而后办理了结婚登记。我又一次跟着胡冰去了她家。在进岳父家门时我感到自己的腰杆能够挺直了：你们是大老板我是穷光蛋，但在我和胡冰相爱时我并不知道她的家底，因而感情很纯粹；我知道后就对婚前财产作了公证，证明我不是冲着她的财产才跟她结婚的。
没想到却更加事与愿违。当胡冰的父母得知我们已经办理了婚前财产公证时，立马就翻了脸，岳母说：“小刘穷、没出身，只要你们是真心相爱，这些我们都能不在乎，可你们弄这一套叫什么事儿？结婚是件喜事，千百年来，强调的是个喜字。图的就是吉利，现在可好，弄了个婚前财产公证，呸，简直就是离婚协议！”岳父虽然没有当场说难听话，却怀疑我居心叵测，反对我们结婚。
胡冰的很多亲戚也不相信我们的婚姻能长久，她的大姑直言不讳地对我说：“夫妻财产不分家是天经地义的事，你还没有正式娶我侄女儿，就搞什么财产公证，你到底是啥意思？说不好听的话，你这是想来去自由。让我们做大人的怎么能放心得下……”
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几天后他们竟悄悄来我单位找领导和同事调查我的人品。胡冰的父母和家人不理解也就罢了，没想到我们报社的领导和同事对此也有微词——为宣传《婚姻法》司法解释，我们报纸曾多次撰文推介过“夫妻财产约定制”啊。
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到后来连我的朋友们也都对此议论纷纷，出了不少“版本”：因为胡冰比我有钱，所以朋友们都认为是她要和我做婚前财产公证，于是有很多人劝我，这样的女人你找她干什么；看到我一如既往的爱胡冰，又有人开始说我是“贼心不死”“忍辱待时”；甚至还有朋友半真半假地对我说，“以后我再也不去你家做客了，免得一不小心吃着喝着了胡冰的……”胡冰的家人更是一直耿耿于怀，今年春节我们是在她家过的年，大年初一我们给她姐姐的孩子压岁钱，连孩子都会调侃我们：“姑父，这钱是你的还是姑姑的？”那一刻，我的泪都留下来了。
就因为一个婚前财产公证，我们险些成为大家眼中的异类，现在连胡冰也伤心的埋怨我：“都是你瞎逞强，闹得咱跟有什么把柄搦在人家手里似的。”
夫妻间的财产关系是夫妻关系破裂时最易纠缠不清的诱因，婚前财产公证是降低此类纠纷最有效的手段。作为法制社会的公民，既然是法律赋予的权利，就应该充分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种新观念要深入人心往往是艰辛而漫长的，婚前财产公证在中国社会的现实处境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叶公好龙者大有人在，将之上纲上线到“亵渎爱情”的声音也始终不绝于耳，在国外非常流行的“婚姻契约制”为什么在中国就行不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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