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慶普是1956年阜成門城樓拆除工程的主持者。他此生最痛苦的事之一，就是含淚施工拆掉自己剛修繕過的城樓。
對孔慶普來說，一生中痛苦的事就兩件，一是文革期間的批鬥、受辱，做思想檢討，二是上世紀50年代讓他主持拆除北京的城樓，“特別是拆除我剛剛修繕過的城樓，違心地安排拆除施工計劃，含淚指揮施工，這是別人不可能體會到的極其痛苦的事情。”
孔慶普，1928年生於河北省高邑縣武城村，1945年考入北京大學工學院土木系，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設局工作，至1997年退休。主要著作有：《木橋維修與加固》《城市橋樑養護與管理》《中國古橋結構考察》《北京的城樓與牌樓結構考察》等。
從1368年起，歷經明、清兩代，北京的城牆基本成型，至民國時期整體佈局依然得以保存。新中國成立初期，政府也對舊城進行了考察、修復工作。
但自1953年起，風向轉變，首都交通改善工程大步向前邁，城牆、城門、牌樓成為“障礙物”。一度主持修復工作的孔慶普，又被告知，“拆！”。
在為這座城悲嘆的背影中，建築歷史學家梁思成是最為後人同情、也最常被演繹的一位。然而，對“悲情英雄”的塑造也是一種對於歷史的怠慢。
懷念或重新認識這座城，我們需要將更多的親歷者納入視野，也需要將不同人的情懷放入一座城市的發展需求、舊城改造脈絡中再度體認。
拆得掉的城樓
忘不了的城
“我先後主持拆除甕城9座、城樓11座、城臺12座、城門箭樓9座、箭臺12座、城門閘樓1座、城角箭樓3座。共拆除城牆23.3公里，佔全部城牆34.4公里的67.7%。”
孔慶普將1953年至1958年稱為北京城牆和城門的厄運期，而他正是這一厄運期的見證者、執行者。
之後，在“文革”期間，西、北、東大部分城牆被拆除，當時的基建工程隊還誤拆了原計劃在地鐵2號線施工中保留的西直門箭樓。此後，零星拆除工程不斷。
至今，已有600年曆史的北京城牆基本被掃平，城樓、箭樓所剩無幾。
五十年代的《鳥瞰前門》，趙錫山老人手繪圖
可孔慶普的兒子說，89歲的老人腦子裡有一座城，裡面的人也是活的。“你問他上午吃了什麼，他記不住。可幾十年前的事，什麼都記得，那些人名一串一串沒有漏的”。
和孔慶普共度雙面人生的技術助手們大都已離世；知其不忍、哀其無奈的摯友們也陸續隨城而去。在北京這座大都市裡，親歷其面目全非過程的人越來越少。
對那座城和當下這座城市的歷史有所擔當者，更少。寫下拆除數據需要莫大的勇氣，還要壓抑住內心的悲鳴，更需要責任感和良知。這位拆城樓的技術專家，始終是北京城的呵護者。
修城人：
“內外完整渾然新”
孔慶普與這座城的關係，曾經有過一段讓他深感自豪、痛快的好時光。
1951年，周恩來指示給北京市撥款15億元用於修繕城樓。15億元是法幣，當時100元法幣可以買到一張紙。這筆款並不多，經測算剛夠修繕七座城樓，卻足以鼓舞孔慶普及修繕工程隊的志氣。
時隔多年，孔慶普依然記得開工日是9月2日，阜成門城樓、安定門城樓、安定門箭樓、德勝門箭樓、東便門城樓和箭樓修繕工程相繼開工。
1870年，東便門外大通橋、通惠河（在外城東段北垣外這段即為外城護城河）、內城護城河（近處）。大通橋內外是漕運轉運碼頭，可見橋西側的駁船，此時外城東北角樓還完好。 攝影：（英）托馬斯·查爾德
“那時候沒電話，助手也少，6個點又要兼顧。我就騎著自行車幾個施工點來回竄。沒什麼固定路線，有時會忘記時間，但也不覺得累。”孔慶普說。
孔慶普的標配除了一輛自行車，還有一本筆記本。1950年，孔慶普被分配到建設局，因經常聽政治報告，習慣了隨身帶一本工作日記。
修繕工程期間，這本工作日記就放在車筐裡，跟著他顛顛晃晃地跑，時時刻刻記錄工程詳情。那個年代，人們習慣在工作日記的頭一欄寫幾月幾日天氣晴。孔慶普的本子裡，記著從9月到12月竣工期間每一天的陰晴。
12月20日這天，他的心情是晴的。除安定門城樓、箭樓因“託梁換柱”和“託檁換梁”操作技術複雜未竣工外，其餘四項如期竣工。他和助手登上花費心血最大的阜成門二樓，謀劃著明年對眼前甕城、閘樓繼續修繕。
1870年，朝陽門迤南的內城東垣外壁，護城河兩岸
“當時雖然是嚴冬時節，站在自己主持修繕的城樓上，把棉帽子的耳朵翻上去，摘掉圍脖兒，絲毫不感覺冷。那種高興勁兒，有一種無法形容的自豪感”。孔慶普說，在阜成門城樓上拍照是“特級享受”。
特級享受的前提是嘔心瀝血。孔慶普在修繕阜成門時的確下了大工夫。城樓二層的木件缺失最多，修繕的項目也最多。
他先後請教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單士元、清華大學古建築專家劉敦禎和幾位老木匠，才逐步復原出格扇門、木樓板和它的對接方式。
“質量合格，可以報竣工”，檢查評語寫完後，孔慶普的喜悅難以言表，索性乘興寫詩——
城樓箭樓施修繕，結構形式未改變。
內外完整渾然新，美麗壯觀民稱讚。
他有個習慣，考察一座古橋，修繕一座城樓，就寫一首詩，只為紀實。但從1952年起，紀實詩在本子裡漸漸少了。
“我修的，又讓我拆”
1951年底，建設局上報了1952年度的城樓修繕計劃，但直到次年3月，批覆遲遲不來。當時的孔慶普難以想到，剛剛修繕一新的阜成門等城樓和箭樓竟然成為妨礙建設新北京的“障礙物”。城樓修繕工程早已暗中被叫停。
與此同時，從忽必烈建元大都起就承擔北京城運輸任務的駱駝，50年代在城門口消失了，而北京地鐵作為新興城市軌道交通系統在1953年開始規劃。這些變遷具體落實到孔慶普身上時，他接到“城樓修繕工程”變成拆遷命令的通知。
運煤的駱駝，曾是北京城外西側、為國外攝影者鍾情的一景。
“誰都不想拆。”在孔慶普的記憶中，他身邊的所有人，從技術工人到老局長，再到時任北京市市長的彭真，都對劉少奇的這一指示不理解。
此前，考慮到城市發展需要，在城門一邊或兩邊開闢豁口或修建門洞，是曾參與城樓修繕工程大多數人的共識。但所有人又無可奈何，“拆”這個大字還是層層傳達了下來。這次，孔慶普又被推上了主持者的位置。
也是9月，1952年，從西便門開始，“拆”成了孔慶普與這座城關係的另一面人生。由彭真授意，孔慶普根據現存城樓的規模，制定了一項在絕望中保留最大希望的拆除序列。阜成門被列入倒數第二年，東直門城樓和希望保留下來的西直門整座城門列在最後。
1921年，西直門南面全貌及繞過甕城向南流的內城西護城河被奧斯伍爾德·喜仁龍攝下。“文革”期間，這座被孔慶普排在拆除序列最末的完整城樓也被誤拆。
拆除工程期間，他很少再寫過紀實詩。直到拆到了阜成門，孔慶普忍不住再記——
城樓修竣四年半，奉命拆除違心願。
含淚安排施工序，指揮施工不忍看。
其實孔慶普看得比誰都仔細。每拆一座，他就和助手仔細測量城樓各部的尺寸，並當場繪圖。沒人讓他這麼做，但“我必須這麼做，因為是我拆的”。
本子裡，密密麻麻的數據疊著這座城消失的一角，又一角。
孔慶普筆記本上的測繪圖
就這樣，在命運反覆的煎熬中，孔慶普歷練成為一位功夫紮實的技術專家。“文革”期間，他因專業技術過硬被打為“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他在城樓拆除現場繪製的資料圖和照片被“造反派”搶走，日記本被妻子燒掉，以躲是非。
好在之前孔慶普每拆一座城樓，就送一份副稿給曾指導城樓修繕工程的單士元。而單士元在“文革”之後，將手中保住的所有資料悉數歸還。
浩劫中，人心和畫稿都躲過一劫。
城事無盡，追憶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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