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普是1956年阜成门城楼拆除工程的主持者。他此生最痛苦的事之一，就是含泪施工拆掉自己刚修缮过的城楼。
对孔庆普来说，一生中痛苦的事就两件，一是文革期间的批斗、受辱，做思想检讨，二是上世纪50年代让他主持拆除北京的城楼，“特别是拆除我刚刚修缮过的城楼，违心地安排拆除施工计划，含泪指挥施工，这是别人不可能体会到的极其痛苦的事情。”
孔庆普，1928年生于河北省高邑县武城村，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工作，至1997年退休。主要著作有：《木桥维修与加固》《城市桥梁养护与管理》《中国古桥结构考察》《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等。
从1368年起，历经明、清两代，北京的城墙基本成型，至民国时期整体布局依然得以保存。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也对旧城进行了考察、修复工作。
但自1953年起，风向转变，首都交通改善工程大步向前迈，城墙、城门、牌楼成为“障碍物”。一度主持修复工作的孔庆普，又被告知，“拆！”。
在为这座城悲叹的背影中，建筑历史学家梁思成是最为后人同情、也最常被演绎的一位。然而，对“悲情英雄”的塑造也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怠慢。
怀念或重新认识这座城，我们需要将更多的亲历者纳入视野，也需要将不同人的情怀放入一座城市的发展需求、旧城改造脉络中再度体认。
拆得掉的城楼
忘不了的城
“我先后主持拆除瓮城9座、城楼11座、城台12座、城门箭楼9座、箭台12座、城门闸楼1座、城角箭楼3座。共拆除城墙23.3公里，占全部城墙34.4公里的67.7%。”
孔庆普将1953年至1958年称为北京城墙和城门的厄运期，而他正是这一厄运期的见证者、执行者。
之后，在“文革”期间，西、北、东大部分城墙被拆除，当时的基建工程队还误拆了原计划在地铁2号线施工中保留的西直门箭楼。此后，零星拆除工程不断。
至今，已有600年历史的北京城墙基本被扫平，城楼、箭楼所剩无几。
五十年代的《鸟瞰前门》，赵锡山老人手绘图
可孔庆普的儿子说，89岁的老人脑子里有一座城，里面的人也是活的。“你问他上午吃了什么，他记不住。可几十年前的事，什么都记得，那些人名一串一串没有漏的”。
和孔庆普共度双面人生的技术助手们大都已离世；知其不忍、哀其无奈的挚友们也陆续随城而去。在北京这座大都市里，亲历其面目全非过程的人越来越少。
对那座城和当下这座城市的历史有所担当者，更少。写下拆除数据需要莫大的勇气，还要压抑住内心的悲鸣，更需要责任感和良知。这位拆城楼的技术专家，始终是北京城的呵护者。
修城人：
“内外完整浑然新”
孔庆普与这座城的关系，曾经有过一段让他深感自豪、痛快的好时光。
1951年，周恩来指示给北京市拨款15亿元用于修缮城楼。15亿元是法币，当时100元法币可以买到一张纸。这笔款并不多，经测算刚够修缮七座城楼，却足以鼓舞孔庆普及修缮工程队的志气。
时隔多年，孔庆普依然记得开工日是9月2日，阜成门城楼、安定门城楼、安定门箭楼、德胜门箭楼、东便门城楼和箭楼修缮工程相继开工。
1870年，东便门外大通桥、通惠河（在外城东段北垣外这段即为外城护城河）、内城护城河（近处）。大通桥内外是漕运转运码头，可见桥西侧的驳船，此时外城东北角楼还完好。 摄影：（英）托马斯·查尔德
“那时候没电话，助手也少，6个点又要兼顾。我就骑着自行车几个施工点来回窜。没什么固定路线，有时会忘记时间，但也不觉得累。”孔庆普说。
孔庆普的标配除了一辆自行车，还有一本笔记本。1950年，孔庆普被分配到建设局，因经常听政治报告，习惯了随身带一本工作日记。
修缮工程期间，这本工作日记就放在车筐里，跟着他颠颠晃晃地跑，时时刻刻记录工程详情。那个年代，人们习惯在工作日记的头一栏写几月几日天气晴。孔庆普的本子里，记着从9月到12月竣工期间每一天的阴晴。
12月20日这天，他的心情是晴的。除安定门城楼、箭楼因“托梁换柱”和“托檩换梁”操作技术复杂未竣工外，其余四项如期竣工。他和助手登上花费心血最大的阜成门二楼，谋划着明年对眼前瓮城、闸楼继续修缮。
1870年，朝阳门迤南的内城东垣外壁，护城河两岸
“当时虽然是严冬时节，站在自己主持修缮的城楼上，把棉帽子的耳朵翻上去，摘掉围脖儿，丝毫不感觉冷。那种高兴劲儿，有一种无法形容的自豪感”。孔庆普说，在阜成门城楼上拍照是“特级享受”。
特级享受的前提是呕心沥血。孔庆普在修缮阜成门时的确下了大工夫。城楼二层的木件缺失最多，修缮的项目也最多。
他先后请教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单士元、清华大学古建筑专家刘敦祯和几位老木匠，才逐步复原出格扇门、木楼板和它的对接方式。
“质量合格，可以报竣工”，检查评语写完后，孔庆普的喜悦难以言表，索性乘兴写诗——
城楼箭楼施修缮，结构形式未改变。
内外完整浑然新，美丽壮观民称赞。
他有个习惯，考察一座古桥，修缮一座城楼，就写一首诗，只为纪实。但从1952年起，纪实诗在本子里渐渐少了。
“我修的，又让我拆”
1951年底，建设局上报了1952年度的城楼修缮计划，但直到次年3月，批复迟迟不来。当时的孔庆普难以想到，刚刚修缮一新的阜成门等城楼和箭楼竟然成为妨碍建设新北京的“障碍物”。城楼修缮工程早已暗中被叫停。
与此同时，从忽必烈建元大都起就承担北京城运输任务的骆驼，50年代在城门口消失了，而北京地铁作为新兴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在1953年开始规划。这些变迁具体落实到孔庆普身上时，他接到“城楼修缮工程”变成拆迁命令的通知。
运煤的骆驼，曾是北京城外西侧、为国外摄影者钟情的一景。
“谁都不想拆。”在孔庆普的记忆中，他身边的所有人，从技术工人到老局长，再到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都对刘少奇的这一指示不理解。
此前，考虑到城市发展需要，在城门一边或两边开辟豁口或修建门洞，是曾参与城楼修缮工程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所有人又无可奈何，“拆”这个大字还是层层传达了下来。这次，孔庆普又被推上了主持者的位置。
也是9月，1952年，从西便门开始，“拆”成了孔庆普与这座城关系的另一面人生。由彭真授意，孔庆普根据现存城楼的规模，制定了一项在绝望中保留最大希望的拆除序列。阜成门被列入倒数第二年，东直门城楼和希望保留下来的西直门整座城门列在最后。
1921年，西直门南面全貌及绕过瓮城向南流的内城西护城河被奥斯伍尔德·喜仁龙摄下。“文革”期间，这座被孔庆普排在拆除序列最末的完整城楼也被误拆。
拆除工程期间，他很少再写过纪实诗。直到拆到了阜成门，孔庆普忍不住再记——
城楼修竣四年半，奉命拆除违心愿。
含泪安排施工序，指挥施工不忍看。
其实孔庆普看得比谁都仔细。每拆一座，他就和助手仔细测量城楼各部的尺寸，并当场绘图。没人让他这么做，但“我必须这么做，因为是我拆的”。
本子里，密密麻麻的数据叠着这座城消失的一角，又一角。
孔庆普笔记本上的测绘图
就这样，在命运反复的煎熬中，孔庆普历练成为一位功夫扎实的技术专家。“文革”期间，他因专业技术过硬被打为“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他在城楼拆除现场绘制的资料图和照片被“造反派”抢走，日记本被妻子烧掉，以躲是非。
好在之前孔庆普每拆一座城楼，就送一份副稿给曾指导城楼修缮工程的单士元。而单士元在“文革”之后，将手中保住的所有资料悉数归还。
浩劫中，人心和画稿都躲过一劫。
城事无尽，追忆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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