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昏是我一天中視力最差的時候，直到有一天我的眼睛裡充滿了霾。
它發生在此時此刻的北京。公元2015年12月1日的北京，室外空氣能見度無限接近0.00米，PM2.5指數超過1500，達到了歷史上有記錄的北京市空氣汙染的頂峰。重要的是，沒人知道明天會不會更糟，哪天最糟。
我的朋友圈裡充滿了生化危機裡的末世感：毒霧籠罩的街道、艱難行走的車輛和孤獨的個人，年輕的父母交流著早晨送孩子出門上學時的負疚心，白領們在討論家裡要多添兩臺空氣淨化器，一些人在討論後悔沒拿美國綠卡非要回來闖蕩；不少人貼出北京市長稱空氣治理不力“提頭來見”的軍令狀，呼籲行政治理層面的追責；更有人找出1999年的《北京晚報》上國務院宣稱“絕不將大氣汙染帶入21世紀”的報道，質疑政府在環境治理上的缺失……
人們再度想起著名媒體人柴靜今年初獨立製作的紀錄片《穹頂之下》，那部直指中國空氣汙染現狀和治理困境的紀錄片在視頻網站和社交網絡上迅速傳播開來，然後又迅速消失得跟從來沒來過世界一樣，留給人們的仍是無盡的喟嘆和憤懣。
這是一個屬於我們和我們的朋友們的世界。最近幾年，最基本的“人權”除了吃飽飯的生存權之外，還包括健康地呼吸清新空氣的生存權，已經成了越來越多都市青年人的基本共識。它關係到後代的養育成長，更關係到每一個人的健康狀況和生活質量——或者說，空氣汙染的遏制與治理，關係到每一個人生命的尊嚴。
當我們在社交網絡上為災難性的環境惡化憂慮、憤懣、內疚和呼籲治理追責監督治理的時候，當很多公司發佈了霧霾天氣在家辦公，一些學校取消日常上課，儘量避免兒童外出的時候，北京著名的廣場舞大媽和“朝陽群眾”再次成了生化危機裡的“霧中風景”——
一張北京大媽在昏暗氤氳著霧霾的空氣裡，透過稀疏的樹幹和遠處隱約閃現的赤赭色塵光，翩翩起舞身姿依稀可見的照片在這個充滿壓抑氣氛的早上迅速傳遍了微博和朋友圈。這一幕光景被網友們說成“宛若寂靜嶺”。
大媽們是那麼熱愛生命，生化危機的光景下也要出來享受廣場舞的樂趣——在霧霾下跳廣場舞和躲在家裡開著空氣淨化器躲避霧霾哪個更是“熱愛生命”的表現，大媽們的理解和我們是不同的。
很多人轉發這條微博表示“太恐怖了”。著名導演賈樟柯的“補刀”更讓我覺得我們當真是忽略了這個世界的多樣性。賈導說：“去年拍環保廣告，衚衕裡突然衝出幾個大媽大爺，高聲嚷嚷‘他們在拍咱們的霧霾，快把攝像機扣下來’，也很恐怖。”
看來，關於霧霾對我們意味著什麼，對於我們在末世感的空氣籠罩下對生命尊嚴的思考。我們的理解和大爺大媽們的理解是不一樣的。
賈樟柯賈導講的這個故事類似的例子，我在上週也遇見過。我坐在一輛出租車上，當日北京的PM2.5指數超過500，是連續第14個沒有見到晴朗陽光的日子。
車裡的空氣更是汙濁。司機是一位頭髮花白眼袋浮腫，看上去至少有50多歲的大叔，茶漬、煙漬和口腔渣漬混合在一起的異味瀰漫著整個車廂——這是北京出租車裡常見的待遇。這種異味加上灰赭色的天空，我忍不住搖開了窗戶，深呼吸了一口霧霾：“這種天兒可怎麼過下去啊”。
出租車司機師傅甕聲甕氣的聲音很快接過來了：“怎麼了？這個比起戰場和工地上怎麼著，好多了吧？怎麼就過不下去了，現在的人啊，越來越嬌氣。”
我不敢想象他平時是怎麼生活的，只好不吭聲了。
在他們——這些跳廣場舞的大媽，開著出租車在灰色的城市裡兜圈的司機，還有衚衕裡同仇敵愾的大爺和大媽構成的“人民群眾”眼裡，霧霾和汙濁斑駁的空氣意味著什麼，跟我們的認知好像完全不一樣。
我們認為，霧霾天應該儘量避免出行，孩子老人尤其要注意防護；他們認為，霧霾又不是下雨或下雪，怎麼會耽誤出門，廣場舞照跳不誤。
我們認為，家裡要準備空氣淨化器，貴點也得安置一臺；他們認為，空氣淨化器太費錢，沒什麼用，重要的是得鍛鍊自己的身體，不能太嬌嫩。
我們認為，霧霾是一種詛咒和懲罰，每個人都需要參與環境的改善，呼籲更科學的治理，遠離霧霾，提高生活質量；他們認為，霧霾那也是“咱們的霧霾”，得把那個山西籍導演的攝像機搶下來，不能讓他用“咱們的霧霾”給“咱們的北京”抹黑。
這個社會的族群和代際撕裂，不用非得在教育移民、房產價格、戶籍政策、股市監管、公眾知情權和醫療改革的層面上產生。僅僅一個霧霾，就把不同年齡和族群的人們對生命尊嚴，生存質量和公權力與空氣治理等問題的價值衝突，暴露得淋漓盡致。
那些霧中風景的廣場舞大媽和爭著搶下拍攝霧霾攝像機的“人民群眾”，本身並非惡的代表，而當長期的生活際遇與價值觀塑造，讓他們對霧霾、對環境汙染治理不作為的現狀、對更高的生活質量和生命尊嚴的感知力變得遲鈍且麻木，甚至將霧霾親切地稱作“咱們的霧霾”的時候，這種矇昧和混沌本身，就構成了我們在對抗汙濁的空氣和缺失的治理的艱難歷程中，一種無從逃避的惡。
讓這個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都變得清澈乾淨，和讓每一個公民在常識面前都變得心智清明，都註定是一段倍加艱辛的旅程。但穹頂之下，沒人可以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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