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直到有一天我的眼睛里充满了霾。
它发生在此时此刻的北京。公元2015年12月1日的北京，室外空气能见度无限接近0.00米，PM2.5指数超过1500，达到了历史上有记录的北京市空气污染的顶峰。重要的是，没人知道明天会不会更糟，哪天最糟。
我的朋友圈里充满了生化危机里的末世感：毒雾笼罩的街道、艰难行走的车辆和孤独的个人，年轻的父母交流着早晨送孩子出门上学时的负疚心，白领们在讨论家里要多添两台空气净化器，一些人在讨论后悔没拿美国绿卡非要回来闯荡；不少人贴出北京市长称空气治理不力“提头来见”的军令状，呼吁行政治理层面的追责；更有人找出1999年的《北京晚报》上国务院宣称“绝不将大气污染带入21世纪”的报道，质疑政府在环境治理上的缺失……
人们再度想起著名媒体人柴静今年初独立制作的纪录片《穹顶之下》，那部直指中国空气污染现状和治理困境的纪录片在视频网站和社交网络上迅速传播开来，然后又迅速消失得跟从来没来过世界一样，留给人们的仍是无尽的喟叹和愤懑。
这是一个属于我们和我们的朋友们的世界。最近几年，最基本的“人权”除了吃饱饭的生存权之外，还包括健康地呼吸清新空气的生存权，已经成了越来越多都市青年人的基本共识。它关系到后代的养育成长，更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或者说，空气污染的遏制与治理，关系到每一个人生命的尊严。
当我们在社交网络上为灾难性的环境恶化忧虑、愤懑、内疚和呼吁治理追责监督治理的时候，当很多公司发布了雾霾天气在家办公，一些学校取消日常上课，尽量避免儿童外出的时候，北京著名的广场舞大妈和“朝阳群众”再次成了生化危机里的“雾中风景”——
一张北京大妈在昏暗氤氲着雾霾的空气里，透过稀疏的树干和远处隐约闪现的赤赭色尘光，翩翩起舞身姿依稀可见的照片在这个充满压抑气氛的早上迅速传遍了微博和朋友圈。这一幕光景被网友们说成“宛若寂静岭”。
大妈们是那么热爱生命，生化危机的光景下也要出来享受广场舞的乐趣——在雾霾下跳广场舞和躲在家里开着空气净化器躲避雾霾哪个更是“热爱生命”的表现，大妈们的理解和我们是不同的。
很多人转发这条微博表示“太恐怖了”。著名导演贾樟柯的“补刀”更让我觉得我们当真是忽略了这个世界的多样性。贾导说：“去年拍环保广告，胡同里突然冲出几个大妈大爷，高声嚷嚷‘他们在拍咱们的雾霾，快把摄像机扣下来’，也很恐怖。”
看来，关于雾霾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于我们在末世感的空气笼罩下对生命尊严的思考。我们的理解和大爷大妈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贾樟柯贾导讲的这个故事类似的例子，我在上周也遇见过。我坐在一辆出租车上，当日北京的PM2.5指数超过500，是连续第14个没有见到晴朗阳光的日子。
车里的空气更是污浊。司机是一位头发花白眼袋浮肿，看上去至少有50多岁的大叔，茶渍、烟渍和口腔渣渍混合在一起的异味弥漫着整个车厢——这是北京出租车里常见的待遇。这种异味加上灰赭色的天空，我忍不住摇开了窗户，深呼吸了一口雾霾：“这种天儿可怎么过下去啊”。
出租车司机师傅瓮声瓮气的声音很快接过来了：“怎么了？这个比起战场和工地上怎么着，好多了吧？怎么就过不下去了，现在的人啊，越来越娇气。”
我不敢想象他平时是怎么生活的，只好不吭声了。
在他们——这些跳广场舞的大妈，开着出租车在灰色的城市里兜圈的司机，还有胡同里同仇敌忾的大爷和大妈构成的“人民群众”眼里，雾霾和污浊斑驳的空气意味着什么，跟我们的认知好像完全不一样。
我们认为，雾霾天应该尽量避免出行，孩子老人尤其要注意防护；他们认为，雾霾又不是下雨或下雪，怎么会耽误出门，广场舞照跳不误。
我们认为，家里要准备空气净化器，贵点也得安置一台；他们认为，空气净化器太费钱，没什么用，重要的是得锻炼自己的身体，不能太娇嫩。
我们认为，雾霾是一种诅咒和惩罚，每个人都需要参与环境的改善，呼吁更科学的治理，远离雾霾，提高生活质量；他们认为，雾霾那也是“咱们的雾霾”，得把那个山西籍导演的摄像机抢下来，不能让他用“咱们的雾霾”给“咱们的北京”抹黑。
这个社会的族群和代际撕裂，不用非得在教育移民、房产价格、户籍政策、股市监管、公众知情权和医疗改革的层面上产生。仅仅一个雾霾，就把不同年龄和族群的人们对生命尊严，生存质量和公权力与空气治理等问题的价值冲突，暴露得淋漓尽致。
那些雾中风景的广场舞大妈和争着抢下拍摄雾霾摄像机的“人民群众”，本身并非恶的代表，而当长期的生活际遇与价值观塑造，让他们对雾霾、对环境污染治理不作为的现状、对更高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尊严的感知力变得迟钝且麻木，甚至将雾霾亲切地称作“咱们的雾霾”的时候，这种蒙昧和混沌本身，就构成了我们在对抗污浊的空气和缺失的治理的艰难历程中，一种无从逃避的恶。
让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变得清澈干净，和让每一个公民在常识面前都变得心智清明，都注定是一段倍加艰辛的旅程。但穹顶之下，没人可以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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