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香港大學錢江教授在《海交史研究》撰文，報道了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重新發現”的一幅明代彩繪本航海圖（編號MS.Selden supra 105），紙本設色，縱1.5米，橫1米（圖8—1）。此圖原為英國律師雪爾登（Johan Selden）私人藏品，1654年（清順治十一年）從英國東印度公司駐萬丹商館人員手中購得此圖。
東亞海上貿易分為東洋和西洋兩大航線。東洋航線行至呂宋、蘇祿和香料群島（今馬魯古群島），而西洋航線則經印度支那沿岸和馬來半島，遠達爪哇島西岸萬丹。最有利可圖的貿易在泉州和馬尼拉之間進行，美洲白銀在那裡大量易手。在西洋航線方面，萬丹港後來居上，逐漸取代咬留吧（今雅加達）；《東西洋考》稱為“下港”， 《雪爾登中國地圖》則稱為“順塔”。萬丹不僅大量生產胡椒，而且成為來自印度洋、印尼群島和南中國海的商品集散地。1567年隆慶開關後，萬丹港成了福建海商西洋貿易航線的終點碼頭。
1600年（萬曆二十八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簡稱BEIC）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簡稱VOC）成立前兩年組建。為了發展香料貿易，1613年英國人在蘇拉威西島的望加錫建立商館，1615年不顧荷蘭人反對，在蘇門答臘的亞齊、佔卑建立商館，於是引發荷蘭與英國之間的武裝衝突。1618年12月，一艘荷蘭船從暹羅北大年抵達爪哇的萬丹，不幸被英國人扣留、焚燬。1619年荷蘭人佔領雅加達，更名“巴達維亞”（Badauia）。1621年荷蘭人攻佔隆塔爾島、蘭島，並驅逐那裡的英國人。1628年（崇禎元年）巴達維亞商館的英國人接到命令遷回萬丹，直到1682年英國人被迫放棄萬丹商館。牛津大學羅森（Jessica Rawson）教授告訴我，約翰 · 雪爾登在議會負責出口事務，並對收藏東方古物有興趣。這幅航海圖是從一位在萬丹從事貿易的福建商人手中收購的。當初用作包裝紙，連同中國貨物一起賣給了萬丹商館的英國人。1654年雪爾登去世。他的東方收集品於1659年捐獻給鮑德林圖書館。此外，這批捐贈品中還有一個旱羅盤（非水羅盤）和大批東方語言手稿，而航海圖就以收藏家的名字命名，稱為Selden Map of China（《雪爾登中國地圖》）。
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藏《雪爾登中國地圖》
1679年（康熙十八年），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當選中國副省代理人，奉命前往羅馬，向教皇彙報在中國傳教情況，並尋求資助和招募赴華傳教士。臨行前，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南懷仁決定挑選幾名中國教徒隨柏應理前往羅馬，旨在向教廷證明中國亦有優秀的神父。柏應理的得意門生、南京名醫之子沈福宗（教名Michael Alphonsius）入選，隨柏應理使團出訪羅馬。1683年9月，柏應理使團先赴法國，在凡爾賽宮晉見法王路易十四，遊說法王派傳教士去中國。沈福宗在路易十四面前，展示了孔子像，用毛筆表演書法，在巴黎引起轟動。訪法後，柏應理與沈福宗到羅馬覲見教皇英諾森十一世，並呈獻400餘卷傳教士編纂的中國文獻，成為梵蒂岡圖書館最早的漢籍藏本之一。中國學人在法國和羅馬的訪問引起英國人的注意，便有了柏應理和沈福宗應邀訪英之旅。
溫莎堡藏沈福宗油畫像，1687年英國宮廷
1935年，沈福宗來訪248年後，鮑德林圖書館迎來了另一位中國學者—北京圖書館研究員向達，此行來牛津大學協助整理中文圖書。不知什麼原因，向先生與鮑德林圖書館藏《雪爾登中國地圖》失之交臂，僅抄錄了《順風相送》（編號Laud Or. 145）、《指南正法》（編號Backhouse 578）等館藏明清抄本，1961年以《兩種海道針經》為題在北京出版。
向達來訪73年後，鮑德林圖書館迎來了一位美國漢學家。2008年1月，美國喬治亞南方大學副教授巴契勒（Robert K. Batchelor）訪問牛津，他在鮑德林圖書館“重新發現”這幅古航海圖。這位美國學者致力於17世紀英國貿易擴張研究，他立即發現此圖並非簡單勾勒中國海岸線，而是具體標示南中國海當時的貿易航線。它們都從泉州啟航，然後分別航行到東亞各地。在2011年9月15日的《雪爾登中國地圖》學術討論會上，他進一步指出： 這幅地圖和墨卡託投影地圖不太一樣，可謂葡萄牙和中國兩個不同系統地圖結合的產物。《雪爾登中國地圖》的重要價值由此引起國際學術界廣泛關注。
我們幾乎第一時間就得知這個消息。2009年8月，在銀川中國社科院考古所主辦的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愛爾蘭某大學一位女教授在會上展示了《雪爾登中國地圖》的高清晰照片，旨在向中國考古學家推銷她的天體攝影器材。由於材料沒有發表，她不能給我照片，但是答應聯繫鮑德林圖書館，獲取高清晰照片，後來杳無音信。最近，我指導的學生打算做海上絲綢之路考古的題目。為他們準備材料時，才發現這幅航海圖業已成為當今中國乃至國際學術界研究的一個熱點。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一， 錢江認為，此圖年代在明代中期，建議取名為《明代中葉福建航海圖》。2011年11月第12屆深圳讀書月上，錢江等學者建議命名為《明代東西洋航海圖》。
二， 陳佳榮對圖上105個海外交通地名進行了初步註解，建議取名為《明末疆裡及漳泉航海通交圖》，並指出編繪時間約在1624年（天啟四年）。
三， 周運中認為，此圖年代在明代末年，而非錢江建議的明代中葉。
四， 郭育生、劉義傑建議取名為《東西洋航海圖》。他們根據航海圖航線繪製方式的歷史演變及臺灣島北港、加里林等地名的漢文註記，認為此圖不會早於明嘉靖末的1566年，也不會晚至明萬曆中葉的1602年。
五， 龔纓晏建議取名為《明末彩繪東西洋航海圖》，認為圖注提到的“化人”和“化人番”指西班牙人，並將此圖年代繫於1607—1624年之間。
六， 孫光圻、蘇作靖從航海學角度對其包含的技術要素進行分析研究。以航海技術方法對其比例尺進行測算，論證其為總圖性質的古航海圖。
七， 金國平在2012年第三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提出，“化人”即“佛朗”的別稱，源於阿拉伯人對葡萄牙、西班牙等歐洲人的稱謂。
八， 卜正民（Timothy Brook）認為，這幅航海圖的作者一定是當時定居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的福建商人。理由是，這幅航海圖和向達先生早年從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抄錄回國的兩本航海針路簿一樣，屬於同一時期的作品。既然那兩本海道針經是由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從巴達維亞帶回阿姆斯特丹，後來輾轉流入牛津大學，那麼，這幅航海地圖也可能經由荷蘭東印度公司，而非通過英國東印度公司之手，流入鮑德林圖書館。
閱讀更多 鳳凰藝術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