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大轟炸,不該被遺忘的五年

重慶大轟炸,不該被遺忘的五年

本月5日,重慶上空再次拉響防空警報。1941年的這一天,重慶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六·五大隧道慘案”。

77年後的6月5日上午,導演蕭鋒和主創團隊帶著電影《大轟炸》來到重慶,用試映的方式向當年死難者表示祭奠。這部以重慶大轟炸為背景創作的電影大咖雲集,包括劉燁、布魯斯·威利斯(美國)、宋承憲(韓國)、陳偉霆、範偉等在內的一眾明星傾力加盟,讓影迷對8月17日的正式公映充滿期待,也讓人們再次把關注的目光聚焦在77年前發生在山城的苦難。

對於重慶大轟炸,普通中國人相對陌生,事實上,這一發生在日本侵華期間的殘暴事件一直與南京大屠殺、731部隊細菌戰一樣,並稱為日軍侵華最慘無人道的三大血證。重慶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西南大學潘洵教授介紹說:“重慶大轟炸,也成為世界戰略轟炸發展歷史進程中的重要鏈條,從某種意義上講,開啟了後來戰略轟炸的道路,給人類和平事業造成了巨大的災難。”

所謂無差別轟炸,是日軍“首創”的空襲方式,即對包括毫無軍事目標的住宅區、商業區、文化區等在內的所有區域進行狂轟濫炸。作為中國當時的首都、抗戰大後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重慶人民在日軍狂轟亂炸中度過了朝不保夕、顛沛流離的五年半。

“飛”來的橫禍

抗戰初期,很多華東、華中的老百姓為躲避戰火跑到重慶,在他們看來,重慶山路險峻,日本人過不來。可是這一避風港的平靜很快就被一道天皇命令打破了。1938年12月,日本天皇在御前會議上下達命令:“對重慶發起航空進攻作戰,可以直接攻擊平民。”對重慶進行了一年的試探性轟炸之後,日軍的戰略轟炸開始了。

有霧都之稱的重慶,一年約有半年都瀰漫著大霧,大晴天更是分外難得。而從1939年開始,晴天成了重慶人最大的噩夢。因為晴天意味著日軍的飛機要來了。5月3日,是重慶1939年霧季過後的第一個大晴天。日軍得到情報後,派來36架飛機,投下了166顆炸彈。據親歷者回憶:“屋子裡全是硫磺味。”重慶下半城27條主要街道有19條被炸成廢墟,包括當時銀行林立的金融區陝西街被炸得七零八落。針對重慶房屋建築多為竹木結構的特點,日機攜帶大量燃燒彈,目的是先投下炸彈將建築物炸燬,再投下燃燒彈縱起大火,加大對城市的破壞力度,加深社會動盪。羅漢寺的方丈在央視紀錄片《重慶大轟炸》中回憶了這座千年古剎遭襲時的情景:地上成為一片瓦礫,氣勢恢宏的大雄寶殿、上千尊北宋石刻群雕、美輪美奐的500羅漢都毀於一旦。重慶中央公園的明星孔雀“蠻子”瞬間被炸死,羽毛亂舞,孫中山塑像被炸燬,25萬重慶人無家可歸。親歷者鄧婉雲說,她的七位親人在那一天同時遇難,七口棺材一同出殯。另一位親歷者董德芳在那天被炸傷了腿,一生都與不可治癒的潰瘍性傷口相伴。同時被炸的還有外國教會及英國、法國等各國駐華使館,甚至連掛有納粹黨旗的德國大使館也未能倖免。據潘洵教授提供的最新研究數據,僅1939年5月4日一天的轟炸,即炸死市民3318人,重傷1973人,這是抗日戰爭時期日軍對重慶轟炸造成人口傷亡最多的一次,也開創了人類轟炸史上一次傷亡超過5000人的新紀錄。大規模的轟炸持續了三年多,重慶人的生活從此開啟“防空襲模式”:他們住進了防空洞,每天看著城頭的燈籠過日子:紅、白、烏,不同顏色的燈籠,代表著日軍將會投下不同的炸彈。

重慶大轟炸,不該被遺忘的五年

1940年5月,日本大本營發動《101號作戰》,由陸、海軍同時對中國大後方進行轟炸。 6月,日機轟炸達到白熱化程度,在13天的轟炸中,出動飛機1450架次,投彈2400餘枚,平均每天襲渝機數達110架次、投彈200餘枚。特別是8月19日、20日兩天,日軍共出動飛機287架次連續3次9批狂炸重慶,市區上百條街巷被炸,數十處地方起火,主要繁華大街被炸成一片瓦礫,主要商業場所和銀行大都被毀,上萬市民無家可歸。據1940年6月美聯社觀察,全市的建築物有20%全毀,80%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沒有一條市街未受到損害,商店有80%到90%停業。

1940年9月13日,璧山上空爆發一場異常慘烈的空戰。中國空軍的老舊戰機在與日軍的新式戰機對峙中慘敗,34架飛機僅餘10架,氣數盡失。這也催生了“飛虎隊”誕生:1941年8月1日,蔣介石發佈命令,正式成立中國空軍美國志願大隊,任命陳納德上校為該大隊指揮員。

1941年日軍繼續對重慶實施疲勞轟炸,採取批次多、時間長的疲勞戰術連續攻擊重慶。集中轟炸市民住宅、機關、學校、商店等人口稠密和繁華地區。重慶市民經常幾小時、十幾小時處於空襲警報中。6月5日,重慶城頭掛起了紅燈籠。晚上9點鐘左右,日軍飛機進入市區上空開始轟炸。由於人多空間小,再加上洞口緊閉,洞內氧氣缺少,人們開始呼吸不暢,很多人出現將自己衣服撕碎等精神失常症狀,有一位老婦人更是將自己的頭和臉撞爛。一位在慘案發生後參加救助的護士回憶說:“他們的死像驚恐萬般,有的抓破了肌膚,有的掰斷了手指,有的一家人死死地抱在一起。我們從下午4點多鐘一直搜到晚上12點,都沒有發現一個活人。”6日凌晨,防空警報解除後,國民政府當局開始組織處理善後事宜。從隧道內拖出的遇難者屍體成垛成垛地堆放在洞口……這是在長達六年零十個月的日軍對渝無差別轟炸中最令人震驚的一次傷亡,6月5日也成為了“重慶大轟炸紀念日”。從1998年起,每年的這一天重慶都會拉響防空警報。

我們要一個“說法”

潘洵說,由於歷史教育的缺失,在相當長時間,重慶孩子知道“重慶大轟炸”的並不多。“我作為土生土長的重慶人,而且學的是歷史專業,但在很長時間裡,都不知道有重慶大轟炸。直到1994年,為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週年,重慶市政協當時組織編寫《重慶抗戰叢書》,我參與其中,這才開始接觸重慶大轟炸。”近年來,隨著國內外學術界對重慶大轟炸研究的深入,引起了社會各界及媒體的廣泛關注。而另一件讓重慶大轟炸廣為人知的事件,則是大轟炸受害者組團赴日打官司。

1998年,西南師大(今西南大學)成立了重慶大轟炸研究中心,當年,歷史系教授、重慶市政協委員王孝詢向市政協提交了《挖掘重慶大轟炸歷史資源,為我市兩個文明建設服務》的提案,在眾多媒體的推動下,重慶大轟炸的歷史才進入公眾的視野。西南師大學生利用暑期社會實踐組織“重慶大轟炸尋訪團”開展尋訪活動,不畏酷暑,穿街過巷,深入渝中區、南岸區、合川、梁平等9個區縣尋訪大轟炸的倖存者和見證人,累計採訪500餘人次,蒐集到了大量的錄音和文獻資料,並幫助組織了“重慶大轟炸難友會”。

林剛說,1972年,中國政府放棄對日索賠,這一主張在學理上爭議很大。“我們認為中國政府放棄的是國家賠償,並沒有放棄民間索賠,並且當時的放棄在程序上也有問題,沒有進行清算。也有國際法專家研究過1972年公報的出臺背景,認為它不構成法定的放棄。”

重慶大轟炸,不該被遺忘的五年

2006年3月30日,由40人組成的民間索賠團正式向東京裁判所起訴,經過三次訴訟後,原告追加到188人,2015年2月25日,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判決中方索賠團敗訴。2017年12月14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宣佈,支持一審判決,駁回原告方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賠償的請求。對於兩次敗訴的結果,旅日資深媒體人、亞洲通訊社徐靜波社長分析認為:“日本法院是以20年訴訟時效已過為理由判決中方敗訴的,但是對於空中大屠殺的事實是承認的,這是日本長期以來的一個戰略,我們可以看到對於這個歷史責任,日本一直在躲,因為他不敢惹火上身,很怕這個口子一開,其他被蹂躪過的國家韓國、東南亞諸國都來打官司怎麼辦?”

潘洵認為:“東京地方法院的判決書,對於重慶大轟炸傷害平民的事實是承認的,這是對這些事實的一種具有法律效力的認定。索賠訴訟的意義已不僅是勝訴本身,受害者們更重視的是索賠過程和日本政府對侵略歷史的承認。從更深層的意義上看,訴訟目的還包括還原歷史真相、揭露日本右翼勢力歪曲、否定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企圖。”

林剛說,十幾年來,日方律師一直致力於幫助這些中國受害者打官司,比對當年的戰時地圖、蒐集證據、提供法律援助。“我也曾很好奇地問他們為什麼這麼做,得到的答案是他們既不是出於同情,也不是出於白求恩式的國際精神,而是為了自己,為了日本。一直以來日本右翼都想修改憲法第九條,其內容是:永遠放棄發動戰爭的權利。日本有一大批有識之士都是極力反對修憲的,包括這些律師,他們希望通過推進索賠團的訴訟,讓日本右翼深刻認識戰爭給別國、給本國人民帶來的災難,從而放棄修憲的念頭。我們每次去日本,日方律師都會找來東京大轟炸的受害人與我們交流,雖然他們受害的性質與我們不一樣,畢竟是他們侵略在先,盟國的轟炸是為了制止戰爭,但是從老百姓的角度看是一樣的,都是無辜的。所以戰爭不是解決國際問題的方式,和平才是維持國家正常發展的前提。”

十幾年來,索賠團原告中的很多老人陸續去世,但是這些老人的後代大部分認同對日索賠的訴訟,所以目前索賠團的人數不降反增。林剛表示,三審的結果近期也會出來。“日本法院的三審是書面審理,不開庭,預計結果依舊不會樂觀,但是我們的努力不會停止。下一步我們會將訴訟轉向國內。2012年我們已經向高院遞交了起訴書,但是沒有受理,所以未來我們會改在各個中院起訴。”

國內部分法學家為此一直在努力,把國家絕對豁免改成相對豁免,也就是說對於戰爭中受到的傷害,老百姓對國家應該有訴權。

“轟炸”出來的城市精神

愈敗愈訴,可以說是重慶城市精神的現代版。大轟炸時期,這個口號叫“愈炸愈強”,這也成為70多年後,電影《大轟炸》的宣傳語。炮火連天的重慶,當時吸引了一大批文化巨匠的到來:陶行知、老舍、郭沫若、臧克家、艾青、馬思聰、徐悲鴻、梁瀨溟……“江山不幸詩家幸”,陪都文化也成為血泊裡一朵絢爛的奇葩。

在將近六年與空襲為伴的生活中,重慶人不但沒有被擊垮,反而表現出了讓世界尊敬的頑強與樂觀:在防空洞中開茶館、唱川劇、在彈坑中游泳、在防空警報拉響的時刻也淡定地買水果,轟炸後帶著笑容重建家園,孩子看到攝影機依然會露出天真的笑……這一切都被美國攝影師雷伊·斯科特紀錄在了《苦幹——中國不可征服的秘密》當中,這部紀錄片獲得了1942年奧斯卡紀錄片特別榮譽獎。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觀看了該片後,無比震撼,書寫了《致重慶市民的紀念狀》卷軸:“人民堅定鎮靜,不被征服,足證恐怖主義對於爭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毀滅其精神。此種為爭取自由表現之忠實,將鼓舞來世而不朽”。事實證明,能夠在340級梯坎上建起一座城市的人民,轟不走,炸不完,生生不息。(王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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