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不该被遗忘的五年

重庆大轰炸,不该被遗忘的五年

本月5日,重庆上空再次拉响防空警报。1941年的这一天,重庆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六·五大隧道惨案”。

77年后的6月5日上午,导演萧锋和主创团队带着电影《大轰炸》来到重庆,用试映的方式向当年死难者表示祭奠。这部以重庆大轰炸为背景创作的电影大咖云集,包括刘烨、布鲁斯·威利斯(美国)、宋承宪(韩国)、陈伟霆、范伟等在内的一众明星倾力加盟,让影迷对8月17日的正式公映充满期待,也让人们再次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在77年前发生在山城的苦难。

对于重庆大轰炸,普通中国人相对陌生,事实上,这一发生在日本侵华期间的残暴事件一直与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一样,并称为日军侵华最惨无人道的三大血证。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西南大学潘洵教授介绍说:“重庆大轰炸,也成为世界战略轰炸发展历史进程中的重要链条,从某种意义上讲,开启了后来战略轰炸的道路,给人类和平事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所谓无差别轰炸,是日军“首创”的空袭方式,即对包括毫无军事目标的住宅区、商业区、文化区等在内的所有区域进行狂轰滥炸。作为中国当时的首都、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重庆人民在日军狂轰乱炸中度过了朝不保夕、颠沛流离的五年半。

“飞”来的横祸

抗战初期,很多华东、华中的老百姓为躲避战火跑到重庆,在他们看来,重庆山路险峻,日本人过不来。可是这一避风港的平静很快就被一道天皇命令打破了。1938年12月,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下达命令:“对重庆发起航空进攻作战,可以直接攻击平民。”对重庆进行了一年的试探性轰炸之后,日军的战略轰炸开始了。

有雾都之称的重庆,一年约有半年都弥漫着大雾,大晴天更是分外难得。而从1939年开始,晴天成了重庆人最大的噩梦。因为晴天意味着日军的飞机要来了。5月3日,是重庆1939年雾季过后的第一个大晴天。日军得到情报后,派来36架飞机,投下了166颗炸弹。据亲历者回忆:“屋子里全是硫磺味。”重庆下半城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被炸成废墟,包括当时银行林立的金融区陕西街被炸得七零八落。针对重庆房屋建筑多为竹木结构的特点,日机携带大量燃烧弹,目的是先投下炸弹将建筑物炸毁,再投下燃烧弹纵起大火,加大对城市的破坏力度,加深社会动荡。罗汉寺的方丈在央视纪录片《重庆大轰炸》中回忆了这座千年古刹遭袭时的情景:地上成为一片瓦砾,气势恢宏的大雄宝殿、上千尊北宋石刻群雕、美轮美奂的500罗汉都毁于一旦。重庆中央公园的明星孔雀“蛮子”瞬间被炸死,羽毛乱舞,孙中山塑像被炸毁,25万重庆人无家可归。亲历者邓婉云说,她的七位亲人在那一天同时遇难,七口棺材一同出殡。另一位亲历者董德芳在那天被炸伤了腿,一生都与不可治愈的溃疡性伤口相伴。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各国驻华使馆,甚至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据潘洵教授提供的最新研究数据,仅1939年5月4日一天的轰炸,即炸死市民3318人,重伤1973人,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重庆轰炸造成人口伤亡最多的一次,也开创了人类轰炸史上一次伤亡超过5000人的新纪录。大规模的轰炸持续了三年多,重庆人的生活从此开启“防空袭模式”:他们住进了防空洞,每天看着城头的灯笼过日子:红、白、乌,不同颜色的灯笼,代表着日军将会投下不同的炸弹。

重庆大轰炸,不该被遗忘的五年

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发动《101号作战》,由陆、海军同时对中国大后方进行轰炸。 6月,日机轰炸达到白热化程度,在13天的轰炸中,出动飞机1450架次,投弹2400余枚,平均每天袭渝机数达110架次、投弹200余枚。特别是8月19日、20日两天,日军共出动飞机287架次连续3次9批狂炸重庆,市区上百条街巷被炸,数十处地方起火,主要繁华大街被炸成一片瓦砾,主要商业场所和银行大都被毁,上万市民无家可归。据1940年6月美联社观察,全市的建筑物有20%全毁,80%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没有一条市街未受到损害,商店有80%到90%停业。

1940年9月13日,璧山上空爆发一场异常惨烈的空战。中国空军的老旧战机在与日军的新式战机对峙中惨败,34架飞机仅余10架,气数尽失。这也催生了“飞虎队”诞生:1941年8月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任命陈纳德上校为该大队指挥员。

1941年日军继续对重庆实施疲劳轰炸,采取批次多、时间长的疲劳战术连续攻击重庆。集中轰炸市民住宅、机关、学校、商店等人口稠密和繁华地区。重庆市民经常几小时、十几小时处于空袭警报中。6月5日,重庆城头挂起了红灯笼。晚上9点钟左右,日军飞机进入市区上空开始轰炸。由于人多空间小,再加上洞口紧闭,洞内氧气缺少,人们开始呼吸不畅,很多人出现将自己衣服撕碎等精神失常症状,有一位老妇人更是将自己的头和脸撞烂。一位在惨案发生后参加救助的护士回忆说:“他们的死像惊恐万般,有的抓破了肌肤,有的掰断了手指,有的一家人死死地抱在一起。我们从下午4点多钟一直搜到晚上12点,都没有发现一个活人。”6日凌晨,防空警报解除后,国民政府当局开始组织处理善后事宜。从隧道内拖出的遇难者尸体成垛成垛地堆放在洞口……这是在长达六年零十个月的日军对渝无差别轰炸中最令人震惊的一次伤亡,6月5日也成为了“重庆大轰炸纪念日”。从1998年起,每年的这一天重庆都会拉响防空警报。

我们要一个“说法”

潘洵说,由于历史教育的缺失,在相当长时间,重庆孩子知道“重庆大轰炸”的并不多。“我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人,而且学的是历史专业,但在很长时间里,都不知道有重庆大轰炸。直到1994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重庆市政协当时组织编写《重庆抗战丛书》,我参与其中,这才开始接触重庆大轰炸。”近年来,随着国内外学术界对重庆大轰炸研究的深入,引起了社会各界及媒体的广泛关注。而另一件让重庆大轰炸广为人知的事件,则是大轰炸受害者组团赴日打官司。

1998年,西南师大(今西南大学)成立了重庆大轰炸研究中心,当年,历史系教授、重庆市政协委员王孝询向市政协提交了《挖掘重庆大轰炸历史资源,为我市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提案,在众多媒体的推动下,重庆大轰炸的历史才进入公众的视野。西南师大学生利用暑期社会实践组织“重庆大轰炸寻访团”开展寻访活动,不畏酷暑,穿街过巷,深入渝中区、南岸区、合川、梁平等9个区县寻访大轰炸的幸存者和见证人,累计采访500余人次,搜集到了大量的录音和文献资料,并帮助组织了“重庆大轰炸难友会”。

林刚说,1972年,中国政府放弃对日索赔,这一主张在学理上争议很大。“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放弃的是国家赔偿,并没有放弃民间索赔,并且当时的放弃在程序上也有问题,没有进行清算。也有国际法专家研究过1972年公报的出台背景,认为它不构成法定的放弃。”

重庆大轰炸,不该被遗忘的五年

2006年3月30日,由40人组成的民间索赔团正式向东京裁判所起诉,经过三次诉讼后,原告追加到188人,2015年2月25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中方索赔团败诉。2017年12月14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宣布,支持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方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的请求。对于两次败诉的结果,旅日资深媒体人、亚洲通讯社徐静波社长分析认为:“日本法院是以20年诉讼时效已过为理由判决中方败诉的,但是对于空中大屠杀的事实是承认的,这是日本长期以来的一个战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个历史责任,日本一直在躲,因为他不敢惹火上身,很怕这个口子一开,其他被蹂躏过的国家韩国、东南亚诸国都来打官司怎么办?”

潘洵认为:“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书,对于重庆大轰炸伤害平民的事实是承认的,这是对这些事实的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认定。索赔诉讼的意义已不仅是胜诉本身,受害者们更重视的是索赔过程和日本政府对侵略历史的承认。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诉讼目的还包括还原历史真相、揭露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否定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企图。”

林刚说,十几年来,日方律师一直致力于帮助这些中国受害者打官司,比对当年的战时地图、搜集证据、提供法律援助。“我也曾很好奇地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得到的答案是他们既不是出于同情,也不是出于白求恩式的国际精神,而是为了自己,为了日本。一直以来日本右翼都想修改宪法第九条,其内容是: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日本有一大批有识之士都是极力反对修宪的,包括这些律师,他们希望通过推进索赔团的诉讼,让日本右翼深刻认识战争给别国、给本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从而放弃修宪的念头。我们每次去日本,日方律师都会找来东京大轰炸的受害人与我们交流,虽然他们受害的性质与我们不一样,毕竟是他们侵略在先,盟国的轰炸是为了制止战争,但是从老百姓的角度看是一样的,都是无辜的。所以战争不是解决国际问题的方式,和平才是维持国家正常发展的前提。”

十几年来,索赔团原告中的很多老人陆续去世,但是这些老人的后代大部分认同对日索赔的诉讼,所以目前索赔团的人数不降反增。林刚表示,三审的结果近期也会出来。“日本法院的三审是书面审理,不开庭,预计结果依旧不会乐观,但是我们的努力不会停止。下一步我们会将诉讼转向国内。2012年我们已经向高院递交了起诉书,但是没有受理,所以未来我们会改在各个中院起诉。”

国内部分法学家为此一直在努力,把国家绝对豁免改成相对豁免,也就是说对于战争中受到的伤害,老百姓对国家应该有诉权。

“轰炸”出来的城市精神

愈败愈诉,可以说是重庆城市精神的现代版。大轰炸时期,这个口号叫“愈炸愈强”,这也成为70多年后,电影《大轰炸》的宣传语。炮火连天的重庆,当时吸引了一大批文化巨匠的到来:陶行知、老舍、郭沫若、臧克家、艾青、马思聪、徐悲鸿、梁濑溟……“江山不幸诗家幸”,陪都文化也成为血泊里一朵绚烂的奇葩。

在将近六年与空袭为伴的生活中,重庆人不但没有被击垮,反而表现出了让世界尊敬的顽强与乐观:在防空洞中开茶馆、唱川剧、在弹坑中游泳、在防空警报拉响的时刻也淡定地买水果,轰炸后带着笑容重建家园,孩子看到摄影机依然会露出天真的笑……这一切都被美国摄影师雷伊·斯科特纪录在了《苦干——中国不可征服的秘密》当中,这部纪录片获得了1942年奥斯卡纪录片特别荣誉奖。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观看了该片后,无比震撼,书写了《致重庆市民的纪念状》卷轴:“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足证恐怖主义对于争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毁灭其精神。此种为争取自由表现之忠实,将鼓舞来世而不朽”。事实证明,能够在340级梯坎上建起一座城市的人民,轰不走,炸不完,生生不息。(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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