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與第二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摩擦有走向貿易戰的跡象，它來的似乎很突然，因為中國經歷了新常態、供給側改革，已經成功地進入了新時代，經濟學家們正在總結中國30年快速增長的奧秘，新供給主義者、新結構主義者都在摩拳擦掌，準備向諾貝爾經濟學獎發起衝擊，貿易戰給癲狂的中國經濟理論家們潑了一盆涼水，讓他們有機會反思供給主義的不足。
2015年底，中國一夜之間冒出了無窮多的供給主義標榜者——周天勇、吳敬璉、賈康、滕泰，他們齊聲反對三駕馬車的需求理論，吳敬璉再次成為時尚旗手，他的理由是大規模政府投資虧錢，原因是產出下降，進而推出效率下降，並據此做出論斷，需求管理失效了，要轉向供給側以提高效率，他給出了自己的經濟增長公式：人力資本+物質資料+效率=經濟增長。
2016年7月30日，李揚在南開金融（北京）論壇上表示，目前中國經濟結構性減速主要來自資源配置效率下降、供給效率下降。
第一經濟首席宏觀經濟學家認為，上述論斷存在邏輯推理矛盾，現分析如下：
一、忽視貨幣
供給主義與重農主義、古典、新古典如出一轍，都是側重於供給端，忽視需求端，尤其是忽視貨幣，它們將貨幣視為一層面紗，只是瞬間起到定價標準的作用，這與現實完全相悖：在微觀上，經濟個體如果現金流斷裂，在找不到救助的情形下，那麼，只有破產倒閉；在宏觀上，經濟整體如果發生貨幣短缺，必然導致流動性危機，發生銀行擠兌、股市、樓市暴跌，商品嚴重通縮，系統崩潰，央行行長的一舉一動牽動著無以計數的目光，他成為市場最有權勢的人，因此，忽視貨幣對於經濟理論而言是致命的缺陷。
二、忽視貨幣性質變化
新宏觀主義以英國央行出現為界，將經濟劃分為實物經濟與貨幣經濟，因為央行導致了貨幣性質發生了重大轉變——從內生貨幣轉向外生貨幣，即實物經濟的貨幣為金銀等實物，它們是從地下挖掘出來經交易而得，但貨幣經濟的貨幣儘管是紙幣，印製成本極低，這是一大進步，然而，為了防範政府亂花錢，濫發鈔票，它需要政府抵押債券才能發行，也就是需要還本付息，從而給社會帶來了基礎性債務，它極大地影響了經濟運行，並使傳統的經濟理論不再適用。
在中國，貨幣性質的轉變體現為外匯佔款的變動上：
棕紅線為央行對商業銀行債權，天藍線為央行對商業銀行債務。
其中，2009年至2010年商業銀行對央行的債權曾經高達5萬億，而現在卻是央行對商業銀行10萬億的債權。它表明中國由順差拉動的小經濟體轉向了由債務拉動的大經濟體，即順差拉動屬於特殊性，債務拉動才具一般性，由此解釋了去槓桿與穩增長的矛盾，也說明了美國要求減少逆差的必然性，因為美國的國債已達21萬億美元，這就要求將經濟理論研究重點引導至改革貨幣發行體制上這一正確軌道上來。而新供給主義與新結構主義卻對此都有誤導作用，因為它們對中國崛起奧秘的解釋根本就沒有順差的位置。
三、忽視生產目的變化
在實物經濟中，生產目的為實物的增值，即實物利潤，消費品、庫存與資本品都是當然財富，貨幣僅僅起到交換的作用。但是，在貨幣經濟中，生產目的轉變為貨幣的增值，即貨幣利潤，庫存與資本品不再是當然財富，它們只有通過折舊加成到商品中，然後出賣給最終消費者，換成更多的貨幣才能完成驚險的一跳，否則就是一堆廢物，但供給主義者還在醉心於生產函數與生產要素。
四、忽視經濟貨幣循環主導
正是由於貨幣性質的變化，導致貨幣的作用凸顯，它形成了完整的循環鏈條，即初始借貸貨幣——購買實物、勞動力——更多的實物產出——更多的貨幣收入，可見，貨幣循環主導了實物循環，實物循環只是實現貨幣利潤的手段。現實中，則是央行通過基礎貨幣控制了商行，商行又通過現金流量表、利潤表、資產負債表控制了企業、居民、政府，銀行成為現代經濟的中樞與統治核心，它們決定了經濟系統的穩定與興衰，但供給主義對此卻是茫然不知。
五、生產過剩推導出的不是效率低，而是效率高。
生產普遍過剩到底是效率低還是效率高？
要解釋清楚這一問題，首先要明確效率與效益這兩個概念的區別。
根據實物利潤=實物產出-實物投入，貨幣利潤=貨幣收入-貨幣成本；
則效率=實物產出/實物投入，效益=貨幣收入/貨幣成本。
由於央行帶來的基礎債務，以及商行衍生的儲蓄債務，即頂級公司初始投資的貨幣成本被分解為消費需求與派生的投資需求，而頂級公司的貨幣收入卻只有消費需求，它是初始投資貨幣成本的一部分，不可能給其帶來貨幣利潤，也就是宏觀投資必然虧損，因此，成功的市場經濟可以使實物利潤為正，但卻無法使貨幣利潤為正，大規模投資效益下降是客觀事實。打麻將既無實物利潤，也無貨幣利潤。實體經濟與打麻將在貨幣循環層面是等同的，但看清這點並不容易。
進一步可以推導出，初始投資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沒有初始投資就沒有消費需求；但有了初始投資，卻必然導致宏觀虧損，即投資是經濟增長的必要非充分條件，它需要價值補償。
吳敬璉以大規模政府投資效益下降為由反對投資，是否定了投資的必要性；
林毅夫以投資的必要性來反對效益下降，是將必要條件誇張為充分條件。
凱恩斯主義的實質為價值補償，但補償方式還不是宏觀的，因為它忽視了政府投資本身的收益性，或者說它沒有改變宏觀投資必然虧損，政府投資只是替代了社會頂級產業的虧損而已，這也是凱恩斯主義不徹底性的一大根源。
根據物價水平P=總需求TD/總供給TS，商品普遍過剩，物價下跌乃至持續54個月通縮，它表明的是總供給增加，而非減少，也就是效率增加，效益下降。
限產後的煤炭鋼鐵水泥價格大幅攀升，它們的品質並無顯著變化，這說明它們並非是落後產能。
通過減少總供給TS才完成價格P的提高，說明總需求TD並沒有增加，這可以從螺紋鋼的暴漲暴跌得以印證——上游限產保價，由期貨投機炒作推動，螺紋鋼暴漲，但下游在終端去槓桿與貨幣緊縮下，需求不足並無明顯改善，因此，暴漲的螺紋鋼只能無功而返，好似撞了南牆再回頭。因此，經濟衰退的關鍵在於需求端的疲軟而非供給端的低效率。
下面是一大佐證。2018年4月10日，中國最大鋼鐵集團寶武集團總經理陳德榮在博鰲亞洲論壇“大宗商品新週期”分論壇上稱，去年以來的鋼材價格上升，並不是由於需求上漲帶來的，而更多是因為“去產能”政策的落實，以及中國政府對鋼鐵產能和秩序的整頓。
那麼，供給主義者是如何推出這一罔顧事實的謬論的呢？
原因是他們將實物產出等同貨幣當然收入，當看到效益下降，第一反應就是產出減少了，這是忽視貨幣與需求，將實物等同於貨幣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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