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們，根本就是沒人要的孤兒，是草原用她博大的胸懷，接納了所有的知青，原諒了他們的無理和無知......
1968年8月，我離開北京到內蒙古牧區插隊，從最基本的騎馬放羊開始，學會了牧民的所有勞動技能。在大隊生活了8年後，入讀錫盟衛校，兩年後回到牧區，從鄉衛生院醫生、衛生院院長到旗計生委主任，又待了十幾年。因為我在牧區嫁了一個蒙古族牧民，插隊23年後，才在朋友們的幫助下舉家返回北京。
當初插隊時，我是自告奮勇去的：經歷了兩年驚濤駭浪的文化大革命，早已經厭倦了無休無止的運動，既然上學無望，就去保衛邊疆吧。天蒼蒼野茫茫的大草原，對我有無限的吸引力。經歷了五六天火車—汽車—大車（四匹馬拉的）和牛車的一路顛簸，我們六個同年級的女孩，來到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德力格爾大隊，在蒙古包開始了“新生活”。
我們的大隊是純牧區，方圓幾百平方公里的草場上，共有13個浩特（屬於生產小組，每個浩特放牧一群牛、一群羊，有2~5戶不等的人家，羊倌和牛倌是主要勞動力，由家庭的男人承擔，女人們負責輪流下夜，就是看住羊群不致於跑散。如果天氣晴朗，羊兒會靜臥一夜相安無事，颳風下雨就很辛苦。同時還要防止狼來偷襲，早上還要守住不讓羊群過早啟程。）每個浩特都有相對固定的春夏秋冬牧場，冬營盤設在背風的芨芨草灘裡，夏營盤會在高坡上。那是真正的遊牧，逐水草而居！冬春兩季在一個地方居住的時間長一些，夏秋季十天半月就會搬家。只有在冬天，才會用凍羊糞磚搭起羊圈，在夜裡圈住羊群。其餘三季全部是散放。
放羊是牧區最辛苦和磨人的勞動，工作時間長，風雨無阻，需要緊盯羊群以免走失；放牛是最輕鬆的活計，只要按時給牛群飲水，它們熟悉了自己的地盤，基本不會走失，當然這種好活基本輪不到知青和外來人員。
那時大隊有三群馬，每群馬都由兩個馬倌（大馬倌和小馬倌）負責放牧。還有一群駱駝和一群種羊。由於幹這些活計需要一定技巧和經驗，基本是由德高望重的中年人壟斷（小馬倌則是“跟包”，負責套馬、飲馬等體力活）。平時牧區的勞動還有春天接羔、夏天剪羊毛、秋季配種等季節性勞動。
冬天的草原，氣溫會低至零下四十度，白毛風颳起來，大地一片白茫茫，咫尺不見人，牛羊會順風一路小跑，瞬間不見蹤影。有經驗的牧人，會早早選擇背風的地方圈住牛羊，而我們新牧民們就只好跟著牛羊一起順風而下了。
遇上天旱的年份，草長得不好，還要到幾百裡外的地方去走奧特爾（借住別人的草場過冬渡過難關，主要是牛群，因為牛兒只能用舌頭卷草吃，草被積雪蓋住後，它不會像馬和羊一樣用蹄子刨草吃。我到草原的第一年冬天就去了。）那地方多是夏季的無水草場，只有冬天下了雪才能夠進駐，往往方圓百十里無人煙，由於沒有過冬的儲備，相比留在冬營盤過冬格外艱難。
很快，我們就融入了牧區的生活，我們師大女附中幾個初中的小女生分別成為所在浩特的羊倌：草原的冬天氣溫低至零下30度，牽著駱駝跟隨羊群在野外一整天，嚴寒和飢餓都不算什麼，刮白毛風雪時要頂住羊群不讓它們順風逃竄實在是個考驗。
天氣晴好的日子，我們幾個會在芨芨草灘的背風處相聚，除了憂國憂民，還會脫下內衣找蝨子！（分別住在牧民家實在不太方便）。我們的羊群也很給面子，從來不往一起摻和（羊群要是摻了群，分開它們就是浩大的工程，得一隻一隻地拽出來）。
最難的其實是春天，青草剛剛露頭，羊群追逐青草跑得漫山遍野，騎乘的馬經過一個冬天，早就跑不動了，這兒那兒還不時有一兩隻剛下羔的帶羔母羊怎麼趕也趕不動……那才是叫天天不應呢。
剛開始沒有經驗，我們總是把羊毛還沒有乾的小羊直接撿起來裝在接羔袋裡馱回去，結果它們串了味道，羊媽媽都不要了（應該是把它和母羊一道留在原地晚上再跟群趕回去）。每天在羊群裡追逐丟棄小羊的母羊，讓我們個個都成了短跑健將。
夏天的勞動多是集體活動，剪羊毛、洗羊和給羊群打針，我們從最開始不會用剪子，磨破自己的手、總是剪破羊皮很快就成為所在浩特的標兵。跟著牧民訓生個子馬，為了多幾匹乘騎可以替換。這是最具冒險的活動，因為小馬的性子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可能會尥蹶子、站起來摔人等等， 牧區婦女從來不幹，騎術差一些、膽小一些的牧民也不敢。幾年下來我先後訓過七匹馬，我們之中最瘦弱的小玲也不甘示弱，身手矯健的老鄧和老蔣就更不在話下了。
秋天草原的技術活是打草和給羊群配種，我們當年就都成了主力。
第一年，牧民們怕我們這些知青熬不過冬天的寒冷，入冬前把我們分配到牧民家中插包。三年之後在我們的爭取下，我們才又有了自己的蒙古包。但是自己入住冬營盤的第一夜，我們全都凍得一夜輾轉無眠，第二天一致決定，兩個人睡一個被窩！
知青到了草原，直接擠佔了牧民們的生產崗位。我們大隊十三個浩特，總共才有三十幾個整勞力的崗位，知青一下子去了23人，大部分人始終也沒完全學會必要的生產技能。冬天分吃羊，每個單身漢5只羊，知青們可一點都不含糊，有人冬天殺完吃羊就直接回北京了。
有些知青延續著在北京的鬥志，參與挖肅“內人黨”（文化大革命中鬥爭擴大化，編造出內人黨在解放後繼續有組織活動並企圖篡黨奪權的故事，直接導致大批蒙古族幹部和牧民受到迫害）的鬥爭，大隊很多牧民都成了牛鬼蛇神，被集中起來在冬天勞動（打井修水利，在乾旱的草原根本就是無效勞動），這鬥爭持續了近兩年，最後在周恩來總理的干預下才逐漸停止。
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們，根本就是沒人要的孤兒，是草原用她博大的胸懷，接納了所有的知青，原諒了他們的無理和無知，把他們當作是孩子細心呵護。想一想我們其實給草原帶來了多少困擾！最後都義無反顧地離她而去，但時至今日，草原依然像懷念遠行的兒女一樣思念著我們。
我們因為直接住到牧民家中，對老鄉多了一分了解，蒙古族牧民也給了我們更多一分的信任。大隊很早就讓我們北京知青參與了大隊的管理，我當了大隊的出納，後來又當了赤腳醫生。在冬去春來日夜兼程的奔波中，我置身社會的最底層，直接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在與牧民耳濡目染的接觸中，體會了蒙古民族的善良和浪漫，讓我愛上了草原的牧人。
後來，我趕上了最後一撥工農兵上學的機會，得以到錫盟衛生學校去上學（我上學那年，盟長的女兒上了北京醫學院，旗長的女兒上了內蒙古醫學院）。再後來，我又返回阿巴嘎旗繼續當我的鄉村醫生和計劃生育專幹，直到北京的大門向我們這些棄兒打開的那一天。
如果一切可以重來，我是否會有別的選擇？每一次答案都是否定的。
為什麼北京知青會愛上草原牧民？其實我也常常問自己。
作為知名女校的學生，沒少受各種文藝作品的荼毒，一直嚮往浪漫的愛情，也相信真正的愛情不受物質、地位和時空的阻隔。我們那代人雖說生活上晚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三四年後也都情竇初開。
負責安置的知青辦早有打算，將插隊的男女生按比例分配到大隊（我們大隊分配了男女生各11個），希望我們能夠互相結伴。但與牧民相比，知青男生們在生產和生活上都顯得笨拙，特別是表達愛慕時也躲躲閃閃讓人很費思量，自然難入我們的法眼。
在草原我也算比較活躍，少不了有牧民小夥子來提親，但過於直白也和我向往的浪漫相去甚遠，自然是逐一回絕，為了減少干擾，還曾放言不到25歲不談婚論嫁。
和一般牧民青年不太一樣，我的那個他每次來串門都客氣的敲門；也總在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神奇的出現：幫忙追一匹脫韁的騎馬，奔跑著在羊群中套丟棄羔子的母羊，我騎過一匹特別厲害的生個子馬，剛開始幾天他總來幫我給馬上馬絆子，遇到路遠天寒的出診，他總能找到理由像條小狗默默相隨。
幾年下來，牧民的質樸和他默默的付出最終打動了我。我們開始一起憧憬未來：他計劃去當兵，我也想去上學。可是，女兒打亂了我們的計劃，當時，東北兵團已經因為女知青受辱抓了一批人，我既不想放棄我的孩子，也不願給他增加壓力，只能選擇儘快結婚。
當時和我一起在大隊的同包們都理解和支持我，他們說早就覺得我會做出這樣的選擇；但是遠在北京的父母很難接受，當時回北京探親的同包們也勸我要慎重：他們已經預感到春天即將來臨，我們終會離開草原。
我和他在冰天雪地裡往公社跑了三趟才領到結婚證，在春天裡舉辦了當時最盛大的蒙古族婚禮，來參加婚禮好幾個北京男知青都喝醉了，據說在我婚禮的前夜，他們徹夜不眠，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她會嫁給一個牧民？！
婚後，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差異立顯：我行事節奏快，生活中心排位是工作、集體、國家；他生性散漫，生活重心是遊牧、狩獵和夥伴。我們常常為了是否早點去飲羊、剪羊毛或換營盤（離開住了很多天的草場，搬家到水草相對豐盛的草地，讓羊群可以少趕路，多吃草）發生爭執。
婚後一年半，孩子尚在襁褓中，我送他去就讀錫盟牧業學院，希望現代教育能夠改變他，事實證明：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後來我們都成為國家幹部，曾在蘇木（鄉）旗（縣）工作多年，雖然都算事業有成，但他的本性最終還是迫使我做了回京的決定。
到北京後，都市快速的生活節奏讓我立時就如魚得水，可是我家那位自由散漫的牧羊人卻難以適應，複雜的人際關係更讓他無所適從。後來，我選擇了放他回草原，承諾他等我退休後，跟他一起去放羊。可惜，他沒有等到這一天，癌症奪去了他的生命。
多年之後，我反思維繫我們婚姻的基礎是：共同對生活的熱愛和相似的價值觀（都不太看重物質，總是以他人為先），我也捫心自問：如果一切可以重來，我是否會有別的選擇？每一次答案都是否定的。
對於和知青結合的蒙古族青年，雖然有娶（嫁）了一個北京知青的榮耀，但巨大的文化和習俗差距，會加大雙方磨合的難度，很多人選擇了放棄。堅守下來的，終會有許多無法告人的酸楚。婚姻中弱勢的那一方，總會生活在恐懼哪一天會失去對方的陰影中。
雖然我和愛人生活了很多年，養育了一雙兒女，我也對他呵護備至，人前人後給予了他應有的尊嚴；但從他的角度設身處地的看，我沒有給他想要的生活，反而給了他巨大的壓力。曾不止一次，我勸他為了自己選擇放棄，但每一次，他都選擇相隨。
我們的一雙兒女，繼承了蒙古族自由散漫的性格，沒有似我在學業中的強勢，雙雙在應試教育中敗下陣來；但他們又都繼承了父親善良有愛心、具有超強的動手能力和富有創意的優點，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裡，總能不輸人後。我常想：骨子裡的東西，真的是無法更改啊。如果不是插隊，我的孩子們很可能會是另一種人生吧。
曾經，在走場地的冬夜，守著昏暗的羊油燈和四處漏風的蒙古包，聽長風在天空怒號，合著遠處此起彼伏的狼嚎，我不止一次的問：“為什麼？！”
我們這些人，默誦著“相信未來”的詩句，度過了人生的低谷。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知道了上山下鄉保衛邊疆只是一個美麗的謊言，我們明白了文化大革命留給了國家和民族太多的傷痕。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我們生不逢時，在成長的歲月失去了繼續學習的機會，我們的生活、婚姻、後代，無一不受影響。
插隊知青因為缺乏競爭的技能，很多人晚境淒涼，成了社會的最底層。從我個人來講，我又是相對幸運的，牧區生活讓我有了人生最值得珍惜的故事，蒙古民族的寬容教會了我們勇敢地面對生活。
23年的知青的經歷，塑造了我不同尋常的人生；我們這代人正漸漸老去，如果老天能夠假以時日，我們都該留下對那段生活的回憶，為讓文化大革命永不重來，為讓知青經歷成為歷史。
整理/西烏旗旅遊發展政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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