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兴趣多多的人，注意力容易分散，有时候反而是一种缺憾。正因为这样，当决定了要以艺术为职业，我就开始告诫自己，从一而终，不东张西望。
这个“从一”，也就是“画画”了。于是就这样做了三十年，没有什么意外，很幸运。其实偶尔还有做其它媒介作品的冲动，比如装置和摄影，也做了一点点，但最终还是被拉了回来，回到画桌前面，未敢出轨，未敢追风。到现在，有时我还有点怀疑，这样谨慎究竟对不对？有可能我丢了其它的变数，不做，哪里知道有没有？所以，总有一点点不甘，但也没有什么后悔。因为画画有画画的境遇，不坚持到底，又哪里会知道？
说起来不怕人笑话，我曾经的理想是做一个导演。从小喜欢戏剧，喜欢电影，上大学时做了一点纸上谈兵的研习。后来发现真要在八十年代实现这个理想，很难，因为这个职业，一个人做不了，要许多人帮忙，怕麻烦，就不再想了。可是画画不一样，一个人涂涂弄弄，足矣。但这种情意结一直藏在心底，忽然发现画画过程中，戏剧性不知不觉被演示了出来，这让我又惊又喜，觉得如此这般，也很好。
和其它画家相比，我肯定不是一个纯粹的画家。画画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完全不是沉浸在色彩和笔触的快乐中，它的过程在于立意、布局、出场、显影。先是有了某个意象，或者是某个有趣的形象修辞，然后才觉得需要去完成。灵光乍现的这一刻，非常让人高兴，就像烟花绽放。很快，烟花散尽，制作就是一个烦恼和挣扎的过程。这期间的干扰有材料问题，有天气问题，三矾九染，辗转反复，一场场搏斗，过程如履薄冰，没太多快感可言。直到作品完成，才松了一口气，然后坐下来看，审判它究竟是不是合格，全然忘了驯服它的过程。我常常以为，如果自己贡献了一张好作品，那是神的旨意。
我的画不着力所谓的笔墨。玩笔墨，前有古人，后有近现代诸大家，我自知之明，就不自取其辱了。再说了，无病呻吟地搞点笔墨情趣，也没有什么意思。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接得上传统的地气呢？我认为是“图像”。营造图像，是唐宋绘画的秘诀，无论《千里江山图》，还是《韩熙载夜宴图》，都在说这件事。可惜元代以后，就不主要关照它了。中国传统绘画得益于文学，画评的标准，文理相通。在元代之前，绘画是叙事性的，之后转变为诗。叙事性的绘画，必有图像的意义，图像的意义，又不仅囿于绘画。所以，重新回到图像，不仅是中国绘画形式的正本清源，也有视觉的普世价值，借机打通中西绘画的壁垒，还能将所思所感归纳到现代性的容器中。绕开笔墨的桎梏，虽然有人嗤之以鼻，但我称这条路为“离经不判道”，正好契合我这个“野狐禅”的绘画理想。
荒诞派戏剧作家贝克特在导演自己的戏时，他告诉女演员，“你要用月亮一样的语气说这段台词。”这真是太妙了，给我印象至深。我画画的时候也会提示自己，哦，这张画，是关于气味的，那张画，说的是魔术，有点不着边际，但如此触类旁通，好像真能抓住点什么。
在画画这件事情上，我有时是一个病人，有时又是一个给自己看病的医生。确切一点说，画画之前，我一定要充分表现自己的症状，准确表现自己的症状，而作品完成之后，我要学会为自己诊断，为什么有这样的病情？接下来会有什么并发症？它的病源是什么？又怎样受时代的感染？画里画外，入境出境，我享受这摇摆不定的角色。画格分裂，可能就是双鱼座的宿命吧。具体到画面中，我发现自己的作品，常常预设一个有形或无形的中界，有时是盘桓内外的帷幔，有时是上下平分的水面，还有如《霓石》的概念，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我调停两极的关系，自认为这就是所谓的“中庸之道”，其中也包括了对待艺术史的辩证法，古今皆宜，中西合流。2013年所作的《游丝》，一根钢丝上走动的那些动物，无非是这种平衡心态的象征。所以，将绘画视作舞台，我在中间，就这样做一个拉幕的人，起承转合，岂不快哉？
徐累
2015年8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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