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补习班的普遍，有关于此的讨论也多了起来，除了教育的视角，家庭亦是一个可切入的向度。
不断的投入：内卷
观察补习热，“密集”大概是十分通常的感受：时间上，周六日、寒暑假，乃至每天放学后，均是可补时；内容上，文化课、艺术课，各式各样的素质提高班，皆为可补处。
如果说“密集”是对补习热状态的描述，那么它之后的态势或者说结果，无疑既可能带来发展，也可能导致内卷（至于如何衡量“密集”“内卷”，可以从家长的主观判断、平均数据等着手）。
当边际报酬低于成本，进一步的投资成了没有发展的增长，这样的内卷化情形，也会出现在补习之中。纵然花销不菲、名师云集、小班教学，但并不必然转化为试卷上的分数提高，而补习却依旧继续，从密集走向内卷——我们身边总有几个这样的例子。
黄宗智将小农的内卷化解释为人口压力和剥削的后果，补习的内卷化，则似乎与竞争之下，父母者对子代下沉的恐惧和上流的期盼有关。并且这一情结不是暂时的，会伴随子代生命历程的演进而持续下去。
与对过剩劳动力的态度相同，一家的父母也无法将成绩不如意的孩子一抛了之——不然，就要像《世奇》中《七岁之后》讲的那样。这时候，为了缓解焦虑、并实现对父母角色的表达和确认，补习的行动本身而不一定是行动结果，就具有了心理上的功效。正如有家长说的，“学成什么样是孩子的事，做家长的总要把能做的都做了。”
面对竞争的激烈、同辈群体的影响、学校教师的意见、补习机构的吸引，在子女学习方面，家长们首先需要“做”什么，然后再思量做“什么”。只要在补课，总是家长为孩子的明天所做的付出，补课的结果很难让人相信会更糟糕，哪怕提高一丁一点呢，何况万一会带来意外之喜呢？这似乎可以构成部分家长参与补习内卷化的一个可能解释。
补习教育被称为“影子教育”，与学校教育如影随形，它不仅是学校教学的蔓延，是家庭的社会资质再生产的渠道，也是亲职的延伸，由此影响着补习内卷化的发生。
费老说孩子是父母的第二个自我，在快速变动的社会中，这投射到子女的父母自我，充满了对未来的焦虑，他们以确定的补习行动，来对抗不确定的风险。
做个好妈妈：母职
补习教育既然是亲职的延伸，便涉及家庭作为行动单位的实践与决策。
不少观察指出，补习班上常出现妈妈而不是爸爸的身影。这与女性的性别角色相关，是对女性照顾者形象的复制和衍生。
“常识”认为女性更应该、更适合负责教养孩子，作为交换，孩子的兴衰成为母亲的荣辱，这在是一家之内，鼓励妈妈对孩子教育投入更多的强化机制。做女人不就包括甚至等于做一个好妈妈么，好妈妈的外化不就包括甚至等于孩子的出类拔萃么，如此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巩固了母职对女性自我认同的意义。
但力量不止于此，不论逐利的资本与厌女的男权之间是二元（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看法）还是一体（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的主张）的关系，无疑都是性别不平等产生和维持的关键因素。市场对男性劳动力的偏好构成了对母职的惩罚，女性顾家的预设带来不利于女性的职场环境，反过来将女性更多地推入家庭，实现了对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高效利用，由此母职也被更牢固地制造了出来。
如果说母职属于男性凝视、国家规训、消费话语、个体主义、专家系统等的共同创造，那么如今的母职越发精致了起来：要顾家，还要自强；要会养，还能善教；要育儿，还需多才；大概她要承载起多少美好得不切实际的想象，就需要掩盖下多少被认为“不体面”“不光彩”的难堪。
在这样的语境中，女性更多地参与到补习热中，就具有了必然，那是在履行对她作为母亲的期待，也就是在宣示其合格的母亲身份。不过，这并不否认男性的作用，但至少，我们在前台可见的，更多是补习班中妈妈的活跃——在接送、旁听、与教师交流等方面。
追求个体化成功的今天，家庭也成为社会流动与分层的重要机制，在对子女的教育——与学校教育相辅相成的补习教育中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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