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川風物是家園”，這是唐朝詩人劉禹錫在《酬樂天請裴令公開春加宴》中的詩句。“三川”是三條河流（流域）的合稱，西周時以涇、渭、洛為“三川”，東周以河、洛、伊為“三川”。“三川”不僅是地理的概念，也是情感的概念，更是文化的概念。
我省舒蘭市境內，清代亦有“三川”之稱，即霍倫川（亦稱呼蘭川，霍倫河流域）、珠琦川（珠琦河流域）、四合川（拉林河流域，部分在黑龍江省五常境內）。三川一帶是清代打牲烏拉轄區的皇室貢山寶地，清末舒蘭建縣之後劃歸轄境之內，昔日神秘而尊貴的貢山貢地遂成為舒蘭人安居樂業的山水家園。
巴顏鄂佛羅邊門
貢山與貢江 一個王朝的特產基地
1644年清廷入關以後，內務府特在海西女真烏拉部故地（今吉林市龍潭區烏拉街滿族鎮）設打牲烏拉總管衙門，將松花江周圍500裡劃為貢山、貢江，其中採貢山場22處，貢江採珠河口64處，捕魚河口34處，專為皇室採捕人參、松籽、蜂蜜、飛禽走獸和東珠、鱘鰉魚等土產方物。貢山的主要區域為舒蘭中東部，少部分在黑龍江省五常和蛟河境內。
民國元年烏拉旗務承辦處呈文說：“竊查貢山霍倫川，為清廷皇室採捕松籽、蜂蜜、細鱗魚等貢品之區。”舒蘭貢山特產白蜜及密尖（蜂王漿）、蜜脾（貯有大量蜂蜜的蜂巢），貢山之間的貢河盛產細鱗魚。有清一代，貢山內大小樹株不宜盜砍，沿山地畝不準再墾；松花江中的鰉魚及拉林河、霍倫河（呼蘭河）、舒蘭河（細鱗河）中的大小鱗族不準民眾撈捕。
盛產於松花江的鱘鰉魚，更是最上等的重要貢品。據文獻記載，鱘鰉魚是鱘魚和鰉魚的統稱，二者體態極為相似，同為大型經濟魚類，體長3米有餘，重者300多斤，肉味鮮美，卵尤名貴。
長期生活在白山松水間的滿族祖先女真族早就有捕食鱘鰉魚的習俗。金代，位於今黑龍江阿城的上京會寧府每年都向位於北京的金中都貢奉鱘鰉魚。幾百年歲月流傳，江山依舊，從女真貴族到滿族皇室，他們對鱘鰉魚的依戀沒有改變。捕撈鱘鰉魚貢給朝廷，已成為一項傳統，更是打牲烏拉總管衙門貢品生產的主要任務之一。
專事捕貢的捕魚八旗在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設立，700多名打牲丁的每年穀雨前就出發，遠赴黑龍江、松花江諸支流，不分晝夜守候江邊，往往下網十幾天，歷盡艱辛方能捕獲一尾鱘鰉魚。每捕到一尾，就立即送到附近特設的鰉魚圈裡飼養。嚴冬時節，牲丁們鑿透堅冰，從圈裡選出12尾鱘鰉，捋直、澆水、掛冰，用黃綾裹好，裝上插有“貢”字黃旗的桃木小車，由專人護送，列隊向京城進發，每逢驛站都要更換保鏢兵丁。第二年正月，護送人員方可返回。這一珍美佳餚，在春節期間由皇室的妃嬪們親自動手烹製。
昔日的鰉魚圈為岩石築堤，黃沙鋪底，周圍有柵欄，堤岸栽滿榆柳，引江水入池又迴流江中。除了打牲丁，閒人不得近前半步。鰉魚圈附近，還有打魚總管的官署。如今舒蘭市法特鎮黃魚村珠山腳下，仍有一處鰉魚圈遺址，史稱“龍泉泡”或“龍泉渚”，深5尺有餘，佔地6萬平方米，已被列入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東珠是皇室御用的珍珠。採珠貢河遍及東北各水系，尤以松花江所產最佳。採珠送京，也和運送鱘鰉魚一樣有一套特殊的習俗。
從咸豐、同治年間開始，朝廷因庫帑支絀，籌備軍需，經吉林將軍奏請將貢山官荒陸續出放給民人耕種，“皇產”日漸縮減。宣統元年（1909年），打牲烏拉翼領衙門繪製打牲烏拉捕貢山界全圖，貢山大部分在舒蘭境內。宣統三年，打牲烏拉旗務承辦處惟恐江界“日久年淹，無所考據”，又繪製江界全圖，舒蘭境內的松花江段亦是貢江的核心地帶。兩圖記錄了自清乾隆二十五年起打牲烏拉捕貢山界與江界的變化及範圍，反映了清代吉林打牲烏拉捕貢的歷史，及清朝廷捕魚進貢的傳統體制。
正因為貢山官荒的存在，舒蘭境內是封禁最久的地域，人煙稀少，所以又稱舒蘭荒、六道荒。清末把舒蘭境內劃為一社（即永智社）、四牌（即農、夫、耕、耘四牌）等，這便是舒蘭設治的基礎。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初秋，康熙皇帝率皇長子多羅直郡王及皇三子羅誠郡王、皇五子多羅貝勒、皇七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三子及隨行官員，離開京師踏上東巡吉林之路。這次他們北走柳條邊外，先到達喀喇沁和科爾沁蒙古地區，然後進入吉林地界。
東巡隊伍於九月初十到達伊屯昂阿（今吉林伊通），寧古塔將軍沙納海、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等地方官員專程前來在這裡迎候聖駕。九月十三日，到達伊爾門畢喇（今永吉縣金家伊勒門），距吉林城只有75公里左右。可是康熙皇帝一直想去松花江下游處捕撈鱘鰉魚，因而捨近求遠，朝著柳條邊北面終端的法特哈邊門（今舒蘭市法特鎮）而來。
法特哈是打牲烏拉龐大采貢系統的一個縮影，捕鱘鰉魚、採東珠都在這裡進行。康熙皇帝在此足足呆了4天，雖然沒有親手捕撈到鱘鰉魚，但是其他魚類都捕獲甚多，高興地賜給了群臣。康熙皇帝還遣大學士伊桑阿在此拜祭了松花江神。
在法特哈期間，康熙皇帝還把法特哈邊門改名為巴顏鄂佛羅邊門。“巴顏”是滿語，意為富；“鄂佛羅”，意為山嘴；兩個詞合起來是形容山間林木茂盛。
法特哈驛站舊址殘存局部
驛路和驛站 承載歷史流程的大地遺蹟
800多年前，大金朝由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省阿城市）到東京遼陽府（今遼寧省遼陽市）之間有一條交通要道，途經舒蘭西部。歷經元明兩代，驛路荒廢，清順治元年（1644年）再經修築，改為由吉林烏拉（今吉林市）西北行，經伯都訥（今松原市寧江區）至卜奎（今齊齊哈爾）的驛道。這兩條不同年代的驛路之間重疊的部分，就是如今的202國道舒蘭段。
清代驛路出吉林烏拉尼什哈站（今吉林龍潭區密哈站小區附近），首先經金珠鄂佛羅站（今吉林市龍潭區金珠鄉），再經法特哈站（亦稱巴顏鄂佛羅邊門站，今舒蘭市法特鎮）向北延伸。由於兩站間距太大，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又增設了舒蘭站（亦稱舒蘭河站，今舒蘭市溪河鎮舒蘭站村）。
法特哈站和舒蘭河站各有筆帖式1人，領催委1人，額丁（站丁）27人，馬27匹，牛27頭。光緒七年（1881年）後又各增加額丁3人、馬3匹、牛3頭。
驛路修築後，朝廷御旨、邊關情報要在路上傳遞，還有貢品要一站一站送往京城去。更重要的是，要接待朝廷官員的東巡和地方官員進京朝見，加強東北統治和邊疆的防務，反擊沙俄的侵擾。彼時東北人煙稀少，驛路線兩側的聚落交通便捷，文化和經濟交流活動頻繁，因而才有了人煙興旺和繁榮的可能。
清宣統元年閏二月十九日（1909年4月9日），東三省總督錫良上奏：“吉省境地遼闊，治理難周，擬更劃其東北各屯，設一縣缺，治舒蘭站，名曰舒蘭縣。”就是說，舒蘭縣最初準備設在舒蘭站。1910年1月4日，吉林府派員在舒蘭站成立了設治局，由設治委員會管理境內事宜。宣統二年三月十八日（1910年4月27日），上諭“準設民官治理”，從此舒蘭正式設縣。因舒蘭站地處舒蘭西南隅，經縣內商紳懇請，改設在境內中心地區的朝陽川搶坡子（今朝陽鎮），隸屬吉林省西南路道。
光緒六年（1880年），奉使籌辦東北邊務的欽差大臣吳大澂從兩個驛站經過。
吳大澂（1835年至1902年），江蘇吳縣（今蘇州）人，著名學者、金石學家、書畫家。同治七年（1868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後任陝甘學政。1877年赴山陝襄辦賑務，得到左宗棠、曾國荃等的保薦，次年授任河北道。光緒十二年（1886年）擢升為廣東巡撫，第二年署河南山東河道總督。光緒十八年（1892年）被授予湖南巡撫。
1880年，吳大澂以三品卿銜隨吉林將軍銘安辦理寧古塔、三姓、琿春等東陲邊務。四月二十一日，他從京都啟程，五月十七日到達吉林城，與吉林將軍銘安會面。七月十一日又從吉林沿松花江水路出發，經伯都訥（今松原市境內）到三姓（今黑龍江省依蘭縣）考察邊務，建立防俄的營盤和炮臺。九月十七日，吳大澂從三姓出發，乘車沿驛路返回省城。
當月二十九日，吳大澂一行來到法特哈驛站，並在此就餐。午餐後，他們又驅車前行，來到幾十裡外的舒蘭河站，並在此留宿。兩個驛站的名字因此而被寫入《奉使吉林日記》中。第二天一早，一行人就急急啟程，渡過舒蘭河，先抵達烏拉城，當日到達省城吉林。
與吳大澂的行色匆匆相比，奉命考察東三省邊境地區的時任太原鎮總兵聶士成則留下更多故事。他帶領考察組經過舒蘭，並先後在舒蘭河站和巴顏鄂佛羅門站留宿。
聶士成（1836-1900），字功亭，安徽合肥人，曾任淮軍將領。在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中，率軍渡海峽駐守臺灣，屢次擊敗法軍。在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時率軍抗日，因勇敢善戰，屢建戰功而升任為直隸提督。庚子（1900年），統率武衛前軍在天津抗擊八國聯軍，為國捐軀。
光緒十九年九月（1893年10月），聶士成奉李鴻章之命，率領武備學堂的學生考察東三省邊境地區。一個月的行程後，光緒十九年十月初九日（1893年11月16日）早八點鐘，考察組冒雪由金珠站（今吉林市龍潭區金珠鄉）起程，經啞叭屯、萬家、四家子河（松花江支流），進入如今的舒蘭境內。
舒蘭河站是當日行程的終點。聶士成在這裡記述道，“東南三十里有石磊子地方（今址不詳，根據方位判斷，約在今舒蘭市吉舒街道至吉林市龍潭區缸窯鎮一帶），產煙煤，亦供吉林機器局之用。”當晚，一行人住在舒蘭河站。
第二天是十月初十（11月17日），恰逢慈禧太后58歲壽辰，聶士成命站丁將站內的崇文觀灑掃潔淨，在其中設立香案，率隨行人員及學生面向京城的方向，“望闕叩祝”。崇文觀本是舊官署名稱，此處可能是驛站內所設的辦公或遞交文書的場所。
叩祝儀式結束時已經7點鐘，考察組離開舒蘭驛站，起程向北走了50裡，到了巴彥鄂佛羅邊門站。他記道，“（巴顏鄂佛羅邊門）俗稱法特哈門，為吉林府、伯都訥分界”。抵達這裡時是下午兩點鐘，聶士成等人顧不上歇息，即刻率領隨員到邊門內履勘形勢，得知法特哈門“系由威遠堡門分支，東北極邊處，僅設官收稅而已”。
此前離開吉林時，吉林將軍長順就曾派馬小隊20匹和1名哨官護送考察組，並用站車4輛載運他們的行李，還命令沿途各驛站掃除房屋，以備考察組住宿。到了巴顏鄂佛羅邊門站，護行的馬小隊完成使命，回吉林駐防。
當時在巴顏鄂佛羅邊門站有靖邊後路左營駐防，他們承替馬小隊的職責，繼續護行考察組。當天晚上，考察組住宿在巴彥鄂佛羅邊門站。十月十一日（11月18日），考察組離開巴顏鄂佛羅邊門站，繼續北行。
此行歷時半年有餘，形成實地調查報告《東遊紀程》，刊印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書中的記載均為實地踏勘調查所得，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19世紀末舒蘭建縣前的境內風貌，尤其是驛站所在地的概貌在書中再現，堪稱本土珍貴的歷史記憶。
打牲烏拉江界圖——鳳凰山附近
柳條邊與邊門 保護髮祥地的“大籬笆牆”
清朝入關以後，把盛京、吉林看作發祥地，即“龍興之地”和“根本之地”，所以修築柳條邊將其封禁和保護起來，防止民人破壞“龍脈”。據《柳邊紀略》記載，柳條邊是“插柳條為邊，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籬；而掘壕於其外，人呼為柳條邊，又曰條子邊”，或簡稱柳邊。這種邊牆是在三尺高、三尺寬的土牆上，每隔五尺植三棵柳樹，各樹之間再用兩根柳枝橫連起來，編成柳樹障子。柳條邊的外側，挖一條深八尺、底寬五尺、口寬八尺的土壕，在壕中引滿水，以阻擋邊外人私自進入邊裡。
柳條邊分老邊和新邊兩部分。老邊是順治年間修築的一條自鳳凰城經開原到山海關連接長城的邊牆，稱為盛京邊牆；新邊是康熙年間修築的一條西南自開原威遠堡，東北至法特哈地域（具體在今舒蘭市蓮花鄉黃金村邊沿口屯“馬鞍山”腳下）的一條邊牆。舒蘭貢山就在老邊以外，新邊以裡（以東）。新邊設28個邊臺和4個邊門，邊臺由邊門負責管理，每邊臺相距20至25裡不等，按順序命名，即頭臺、二臺、三臺……至十臺一輪迴。舒蘭境內有2個邊臺，即頭臺和二臺；1個邊門，即法特哈邊門。同時留下許多與柳條邊有關的地名：邊頭、邊裡、頭臺、邊沿口……
柳條邊經過的地方，至今仍流傳著《邊臺歌》：“頭臺亮甲山，二臺把門關，三臺半拉山，四臺上河灣，五臺興花湧，六臺新發園，七臺城子街，八臺葦子溝，九臺飲馬河，人造柳條邊。”邊臺多為撮土而堆的土臺，供巡邏、瞭望之用。同時也是機構名稱，設千總三四名管理，一般有臺丁150至200人，負責巡視和維護。新邊的東北端點在舒蘭亮甲山北麓的馬鞍山下，現有頭臺村；二臺在法特鎮內，因是邊門所在地，故稱“把門關”。柳條邊出二臺後以松花江為天然屏障，過江接由三臺、四臺，均屬長春市九臺區地界。
凡進出邊門者必須持有當地官廳簽發的印票，從指定邊門進出。雄踞北通卜奎、南通奉天唯一大道上的法特哈邊門，是個青磚砌成的起脊門樓，邊門防禦衙門就設在這裡，一度成為法特哈最醒目的地理標誌，直到1947年才被拆除。
“老邊保家新邊保財”。皇家的貢山、貢河、貢江、官地在“大籬笆牆”內得以保護，卻也影響了土地的開化和文化、經濟的發展。道光年間，柳條邊開始弛禁，山東人、河北人一時間大量湧入，邊牆亦年久失修，多成坦途。舒蘭歷史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同驛舍一樣，邊門也是留詩之地。因文字獄而被流放卜奎的清代文人方式濟，在流放途中經過法特哈邊門，比驛站更加觸動情思。清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沈德潛所編的《清詩別裁》（即《國朝詩別裁》）中收了方式濟的一首七絕《題法特哈邊門》：“山口嚴扃月照營，等閒客過待雞鳴。此身已在重邊外，不怕陽關第四聲”。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大清王朝風雨飄搖。因義和團事起，八國聯軍陷天津搗京師。沙俄政府以保護中東鐵路為名，調集17萬軍隊分兵七路入侵我國東北，連陷諸城。吉林將軍長順檄令第二代“韓邊外”韓登舉出山，委以吉林靖邊強軍統領，率領民團駐防法特哈門，阻止俄軍從哈爾濱南下，以保衛吉林省城（今吉林市）。
韓登舉率領鄉勇到達法特哈門之後，立即作出周密部署，挖戰壕、修工事，做好戰鬥準備，誓與來犯俄人決一雌雄。孰料吉林將軍長順變了卦，由備戰變為備降，命令韓登舉撤出法特哈門，返回吉林南山。俄軍長驅直入，不費一槍一彈輕取吉林城。但韓登舉見俄軍絕非以佔據省城為目的，勢必進犯韓家經營已久、也被沙俄垂涎已久的南山夾皮溝金礦，就在螞蟻嶺設伏阻擊，多次打敗俄軍，譜寫了一曲抗擊外侮的壯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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