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川风物是家园”，这是唐朝诗人刘禹锡在《酬乐天请裴令公开春加宴》中的诗句。“三川”是三条河流（流域）的合称，西周时以泾、渭、洛为“三川”，东周以河、洛、伊为“三川”。“三川”不仅是地理的概念，也是情感的概念，更是文化的概念。
我省舒兰市境内，清代亦有“三川”之称，即霍伦川（亦称呼兰川，霍伦河流域）、珠琦川（珠琦河流域）、四合川（拉林河流域，部分在黑龙江省五常境内）。三川一带是清代打牲乌拉辖区的皇室贡山宝地，清末舒兰建县之后划归辖境之内，昔日神秘而尊贵的贡山贡地遂成为舒兰人安居乐业的山水家园。
巴颜鄂佛罗边门
贡山与贡江 一个王朝的特产基地
1644年清廷入关以后，内务府特在海西女真乌拉部故地（今吉林市龙潭区乌拉街满族镇）设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将松花江周围500里划为贡山、贡江，其中采贡山场22处，贡江采珠河口64处，捕鱼河口34处，专为皇室采捕人参、松籽、蜂蜜、飞禽走兽和东珠、鲟鳇鱼等土产方物。贡山的主要区域为舒兰中东部，少部分在黑龙江省五常和蛟河境内。
民国元年乌拉旗务承办处呈文说：“窃查贡山霍伦川，为清廷皇室采捕松籽、蜂蜜、细鳞鱼等贡品之区。”舒兰贡山特产白蜜及密尖（蜂王浆）、蜜脾（贮有大量蜂蜜的蜂巢），贡山之间的贡河盛产细鳞鱼。有清一代，贡山内大小树株不宜盗砍，沿山地亩不准再垦；松花江中的鳇鱼及拉林河、霍伦河（呼兰河）、舒兰河（细鳞河）中的大小鳞族不准民众捞捕。
盛产于松花江的鲟鳇鱼，更是最上等的重要贡品。据文献记载，鲟鳇鱼是鲟鱼和鳇鱼的统称，二者体态极为相似，同为大型经济鱼类，体长3米有余，重者300多斤，肉味鲜美，卵尤名贵。
长期生活在白山松水间的满族祖先女真族早就有捕食鲟鳇鱼的习俗。金代，位于今黑龙江阿城的上京会宁府每年都向位于北京的金中都贡奉鲟鳇鱼。几百年岁月流传，江山依旧，从女真贵族到满族皇室，他们对鲟鳇鱼的依恋没有改变。捕捞鲟鳇鱼贡给朝廷，已成为一项传统，更是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贡品生产的主要任务之一。
专事捕贡的捕鱼八旗在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设立，700多名打牲丁的每年谷雨前就出发，远赴黑龙江、松花江诸支流，不分昼夜守候江边，往往下网十几天，历尽艰辛方能捕获一尾鲟鳇鱼。每捕到一尾，就立即送到附近特设的鳇鱼圈里饲养。严冬时节，牲丁们凿透坚冰，从圈里选出12尾鲟鳇，捋直、浇水、挂冰，用黄绫裹好，装上插有“贡”字黄旗的桃木小车，由专人护送，列队向京城进发，每逢驿站都要更换保镖兵丁。第二年正月，护送人员方可返回。这一珍美佳肴，在春节期间由皇室的妃嫔们亲自动手烹制。
昔日的鳇鱼圈为岩石筑堤，黄沙铺底，周围有栅栏，堤岸栽满榆柳，引江水入池又回流江中。除了打牲丁，闲人不得近前半步。鳇鱼圈附近，还有打鱼总管的官署。如今舒兰市法特镇黄鱼村珠山脚下，仍有一处鳇鱼圈遗址，史称“龙泉泡”或“龙泉渚”，深5尺有余，占地6万平方米，已被列入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珠是皇室御用的珍珠。采珠贡河遍及东北各水系，尤以松花江所产最佳。采珠送京，也和运送鲟鳇鱼一样有一套特殊的习俗。
从咸丰、同治年间开始，朝廷因库帑支绌，筹备军需，经吉林将军奏请将贡山官荒陆续出放给民人耕种，“皇产”日渐缩减。宣统元年（1909年），打牲乌拉翼领衙门绘制打牲乌拉捕贡山界全图，贡山大部分在舒兰境内。宣统三年，打牲乌拉旗务承办处惟恐江界“日久年淹，无所考据”，又绘制江界全图，舒兰境内的松花江段亦是贡江的核心地带。两图记录了自清乾隆二十五年起打牲乌拉捕贡山界与江界的变化及范围，反映了清代吉林打牲乌拉捕贡的历史，及清朝廷捕鱼进贡的传统体制。
正因为贡山官荒的存在，舒兰境内是封禁最久的地域，人烟稀少，所以又称舒兰荒、六道荒。清末把舒兰境内划为一社（即永智社）、四牌（即农、夫、耕、耘四牌）等，这便是舒兰设治的基础。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初秋，康熙皇帝率皇长子多罗直郡王及皇三子罗诚郡王、皇五子多罗贝勒、皇七子、皇九子、皇十子、皇十三子及随行官员，离开京师踏上东巡吉林之路。这次他们北走柳条边外，先到达喀喇沁和科尔沁蒙古地区，然后进入吉林地界。
东巡队伍于九月初十到达伊屯昂阿（今吉林伊通），宁古塔将军沙纳海、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地方官员专程前来在这里迎候圣驾。九月十三日，到达伊尔门毕喇（今永吉县金家伊勒门），距吉林城只有75公里左右。可是康熙皇帝一直想去松花江下游处捕捞鲟鳇鱼，因而舍近求远，朝着柳条边北面终端的法特哈边门（今舒兰市法特镇）而来。
法特哈是打牲乌拉庞大采贡系统的一个缩影，捕鲟鳇鱼、采东珠都在这里进行。康熙皇帝在此足足呆了4天，虽然没有亲手捕捞到鲟鳇鱼，但是其他鱼类都捕获甚多，高兴地赐给了群臣。康熙皇帝还遣大学士伊桑阿在此拜祭了松花江神。
在法特哈期间，康熙皇帝还把法特哈边门改名为巴颜鄂佛罗边门。“巴颜”是满语，意为富；“鄂佛罗”，意为山嘴；两个词合起来是形容山间林木茂盛。
法特哈驿站旧址残存局部
驿路和驿站 承载历史流程的大地遗迹
800多年前，大金朝由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市）到东京辽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之间有一条交通要道，途经舒兰西部。历经元明两代，驿路荒废，清顺治元年（1644年）再经修筑，改为由吉林乌拉（今吉林市）西北行，经伯都讷（今松原市宁江区）至卜奎（今齐齐哈尔）的驿道。这两条不同年代的驿路之间重叠的部分，就是如今的202国道舒兰段。
清代驿路出吉林乌拉尼什哈站（今吉林龙潭区密哈站小区附近），首先经金珠鄂佛罗站（今吉林市龙潭区金珠乡），再经法特哈站（亦称巴颜鄂佛罗边门站，今舒兰市法特镇）向北延伸。由于两站间距太大，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又增设了舒兰站（亦称舒兰河站，今舒兰市溪河镇舒兰站村）。
法特哈站和舒兰河站各有笔帖式1人，领催委1人，额丁（站丁）27人，马27匹，牛27头。光绪七年（1881年）后又各增加额丁3人、马3匹、牛3头。
驿路修筑后，朝廷御旨、边关情报要在路上传递，还有贡品要一站一站送往京城去。更重要的是，要接待朝廷官员的东巡和地方官员进京朝见，加强东北统治和边疆的防务，反击沙俄的侵扰。彼时东北人烟稀少，驿路线两侧的聚落交通便捷，文化和经济交流活动频繁，因而才有了人烟兴旺和繁荣的可能。
清宣统元年闰二月十九日（1909年4月9日），东三省总督锡良上奏：“吉省境地辽阔，治理难周，拟更划其东北各屯，设一县缺，治舒兰站，名曰舒兰县。”就是说，舒兰县最初准备设在舒兰站。1910年1月4日，吉林府派员在舒兰站成立了设治局，由设治委员会管理境内事宜。宣统二年三月十八日（1910年4月27日），上谕“准设民官治理”，从此舒兰正式设县。因舒兰站地处舒兰西南隅，经县内商绅恳请，改设在境内中心地区的朝阳川抢坡子（今朝阳镇），隶属吉林省西南路道。
光绪六年（1880年），奉使筹办东北边务的钦差大臣吴大澂从两个驿站经过。
吴大澂（1835年至1902年），江苏吴县（今苏州）人，著名学者、金石学家、书画家。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陕甘学政。1877年赴山陕襄办赈务，得到左宗棠、曾国荃等的保荐，次年授任河北道。光绪十二年（1886年）擢升为广东巡抚，第二年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光绪十八年（1892年）被授予湖南巡抚。
1880年，吴大澂以三品卿衔随吉林将军铭安办理宁古塔、三姓、珲春等东陲边务。四月二十一日，他从京都启程，五月十七日到达吉林城，与吉林将军铭安会面。七月十一日又从吉林沿松花江水路出发，经伯都讷（今松原市境内）到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考察边务，建立防俄的营盘和炮台。九月十七日，吴大澂从三姓出发，乘车沿驿路返回省城。
当月二十九日，吴大澂一行来到法特哈驿站，并在此就餐。午餐后，他们又驱车前行，来到几十里外的舒兰河站，并在此留宿。两个驿站的名字因此而被写入《奉使吉林日记》中。第二天一早，一行人就急急启程，渡过舒兰河，先抵达乌拉城，当日到达省城吉林。
与吴大澂的行色匆匆相比，奉命考察东三省边境地区的时任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则留下更多故事。他带领考察组经过舒兰，并先后在舒兰河站和巴颜鄂佛罗门站留宿。
聂士成（1836-1900），字功亭，安徽合肥人，曾任淮军将领。在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中，率军渡海峡驻守台湾，屡次击败法军。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率军抗日，因勇敢善战，屡建战功而升任为直隶提督。庚子（1900年），统率武卫前军在天津抗击八国联军，为国捐躯。
光绪十九年九月（1893年10月），聂士成奉李鸿章之命，率领武备学堂的学生考察东三省边境地区。一个月的行程后，光绪十九年十月初九日（1893年11月16日）早八点钟，考察组冒雪由金珠站（今吉林市龙潭区金珠乡）起程，经哑叭屯、万家、四家子河（松花江支流），进入如今的舒兰境内。
舒兰河站是当日行程的终点。聂士成在这里记述道，“东南三十里有石磊子地方（今址不详，根据方位判断，约在今舒兰市吉舒街道至吉林市龙潭区缸窑镇一带），产烟煤，亦供吉林机器局之用。”当晚，一行人住在舒兰河站。
第二天是十月初十（11月17日），恰逢慈禧太后58岁寿辰，聂士成命站丁将站内的崇文观洒扫洁净，在其中设立香案，率随行人员及学生面向京城的方向，“望阙叩祝”。崇文观本是旧官署名称，此处可能是驿站内所设的办公或递交文书的场所。
叩祝仪式结束时已经7点钟，考察组离开舒兰驿站，起程向北走了50里，到了巴彦鄂佛罗边门站。他记道，“（巴颜鄂佛罗边门）俗称法特哈门，为吉林府、伯都讷分界”。抵达这里时是下午两点钟，聂士成等人顾不上歇息，即刻率领随员到边门内履勘形势，得知法特哈门“系由威远堡门分支，东北极边处，仅设官收税而已”。
此前离开吉林时，吉林将军长顺就曾派马小队20匹和1名哨官护送考察组，并用站车4辆载运他们的行李，还命令沿途各驿站扫除房屋，以备考察组住宿。到了巴颜鄂佛罗边门站，护行的马小队完成使命，回吉林驻防。
当时在巴颜鄂佛罗边门站有靖边后路左营驻防，他们承替马小队的职责，继续护行考察组。当天晚上，考察组住宿在巴彦鄂佛罗边门站。十月十一日（11月18日），考察组离开巴颜鄂佛罗边门站，继续北行。
此行历时半年有余，形成实地调查报告《东游纪程》，刊印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书中的记载均为实地踏勘调查所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19世纪末舒兰建县前的境内风貌，尤其是驿站所在地的概貌在书中再现，堪称本土珍贵的历史记忆。
打牲乌拉江界图——凤凰山附近
柳条边与边门 保护发祥地的“大篱笆墙”
清朝入关以后，把盛京、吉林看作发祥地，即“龙兴之地”和“根本之地”，所以修筑柳条边将其封禁和保护起来，防止民人破坏“龙脉”。据《柳边纪略》记载，柳条边是“插柳条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而掘壕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又曰条子边”，或简称柳边。这种边墙是在三尺高、三尺宽的土墙上，每隔五尺植三棵柳树，各树之间再用两根柳枝横连起来，编成柳树障子。柳条边的外侧，挖一条深八尺、底宽五尺、口宽八尺的土壕，在壕中引满水，以阻挡边外人私自进入边里。
柳条边分老边和新边两部分。老边是顺治年间修筑的一条自凤凰城经开原到山海关连接长城的边墙，称为盛京边墙；新边是康熙年间修筑的一条西南自开原威远堡，东北至法特哈地域（具体在今舒兰市莲花乡黄金村边沿口屯“马鞍山”脚下）的一条边墙。舒兰贡山就在老边以外，新边以里（以东）。新边设28个边台和4个边门，边台由边门负责管理，每边台相距20至25里不等，按顺序命名，即头台、二台、三台……至十台一轮回。舒兰境内有2个边台，即头台和二台；1个边门，即法特哈边门。同时留下许多与柳条边有关的地名：边头、边里、头台、边沿口……
柳条边经过的地方，至今仍流传着《边台歌》：“头台亮甲山，二台把门关，三台半拉山，四台上河湾，五台兴花涌，六台新发园，七台城子街，八台苇子沟，九台饮马河，人造柳条边。”边台多为撮土而堆的土台，供巡逻、瞭望之用。同时也是机构名称，设千总三四名管理，一般有台丁150至200人，负责巡视和维护。新边的东北端点在舒兰亮甲山北麓的马鞍山下，现有头台村；二台在法特镇内，因是边门所在地，故称“把门关”。柳条边出二台后以松花江为天然屏障，过江接由三台、四台，均属长春市九台区地界。
凡进出边门者必须持有当地官厅签发的印票，从指定边门进出。雄踞北通卜奎、南通奉天唯一大道上的法特哈边门，是个青砖砌成的起脊门楼，边门防御衙门就设在这里，一度成为法特哈最醒目的地理标志，直到1947年才被拆除。
“老边保家新边保财”。皇家的贡山、贡河、贡江、官地在“大篱笆墙”内得以保护，却也影响了土地的开化和文化、经济的发展。道光年间，柳条边开始弛禁，山东人、河北人一时间大量涌入，边墙亦年久失修，多成坦途。舒兰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同驿舍一样，边门也是留诗之地。因文字狱而被流放卜奎的清代文人方式济，在流放途中经过法特哈边门，比驿站更加触动情思。清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沈德潜所编的《清诗别裁》（即《国朝诗别裁》）中收了方式济的一首七绝《题法特哈边门》：“山口严扃月照营，等闲客过待鸡鸣。此身已在重边外，不怕阳关第四声”。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大清王朝风雨飘摇。因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陷天津捣京师。沙俄政府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调集17万军队分兵七路入侵我国东北，连陷诸城。吉林将军长顺檄令第二代“韩边外”韩登举出山，委以吉林靖边强军统领，率领民团驻防法特哈门，阻止俄军从哈尔滨南下，以保卫吉林省城（今吉林市）。
韩登举率领乡勇到达法特哈门之后，立即作出周密部署，挖战壕、修工事，做好战斗准备，誓与来犯俄人决一雌雄。孰料吉林将军长顺变了卦，由备战变为备降，命令韩登举撤出法特哈门，返回吉林南山。俄军长驱直入，不费一枪一弹轻取吉林城。但韩登举见俄军绝非以占据省城为目的，势必进犯韩家经营已久、也被沙俄垂涎已久的南山夹皮沟金矿，就在蚂蚁岭设伏阻击，多次打败俄军，谱写了一曲抗击外侮的壮歌。
閱讀更多 吉報調查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