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明清时期中国人，注意这里说的是民间力量，而不是帝国官方力量，如何成为东亚的海上霸主，然后，这些人为何注定会失败。
这个话题这里，包含着我们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重要密码。
明朝官方的海上活动
要说明清时期的海洋活动，大概你的第一反应就是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
经常有人在感叹，说郑和下西洋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壮举 ！如果继续坚持下去，不是半途而废，征服世界的就不是西方人而是中国人了！
是这样吗？
一方面，郑和下西洋确实挺伟大，这壮举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将近九十年，船队的规模也是哥伦布望尘莫及的。
哥伦布的船队只有三艘小船，郑和的船队有两百多艘大船；哥伦布的旗舰，船的长度还不如郑和舰队当中一般的船的宽度。
但另一方面，郑和的壮举是肯定不可持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是纯官方行为，而不是民间行为。
郑和下西洋，要的是显示天朝国威，要的是一个派头，而不是斤斤计较挣了几毛钱。民间行为则是要赚钱的，不赚钱的事儿就没人干了。
由于大明的海禁政策，郑和船队遮天蔽日，但后面不可能有民间的船队跟上。
朝廷总这么烧钱，却没法通过民间贸易的方式把烧的钱回收回来，那这个事情当然持续不下去了。
梁启超也曾评价，说郑和下西洋这事儿，基本上就是雄才大略的皇上自娱自乐而已。
哥伦布那种小破船开创的事业，为啥就能够持续下去成为一个庞大的历史过程呢？
因为其中的行为主体起于民间，一群又一群的冒险家到海外去搏机会，多数没搏成，就死了。少数搏成的，就发了大财，发财的家伙再用这笔钱反过来促成欧洲国家的政治变化。
因此可以知道，海上和陆地上的秩序原则是不一样的。
在陆地上，可以靠帝国的征服来解决问题。而到海上去活动，要想能够坚持得下去，一定是以发达的贸易为基础，这就只能是以民间行为为主。
民间贸易积累起巨额财富，推动着国家政治变迁。
变迁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国家要出动海军力量，保护民间商人们在远方的贸易利益，商人则从贸易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来交税，以便支撑国家的这种军事行动。
西方国家的现代政治秩序，以及它们所主导的现代世界秩序，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明朝民间的海上活动
那么，古代的中国，是否有民间力量要到海上去贸易呢？
当然有，宋代以后，东南沿海地区逐渐变得地狭人稠，这些地方的百姓，靠种地已经不够吃了，有很多是到海上讨生活的。
他们通过家族成员迁徙的方式，在很多重要的贸易港口都有自己的据点，发展起遍布环中国海地区的贸易网络。
东南亚很多贸易城邦，以朝贡贸易的名义和中国这边做生意。实际上居间操作的，多半也是这些华人，他们形成了很大的海上力量。
但对这些人来说很郁闷的是，大明朝一立国，就开始了海禁政策，也就是不许民间到海上去贸易了。
为什么大明要搞海禁呢？明朝开国的时候把人分成四种户籍，搞起了一种准计划经济。这个政策让大明王朝在货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能比较快地恢复了经济。
但是对于准计划经济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不能让人随意移动，否则没法计划了。所以大明必须得搞海禁，免得沿海的人到处乱跑。
问题是，朝廷能够搞海禁，可是民间到海上贸易的需求还在。
东南沿海地狭人稠的状况，到了明朝越来越严重，朝廷又没法给这些人找到别的饭吃。不让做贸易了，那这些人就只能变成海盗，进行走私贸易。
东亚海面上这些海盗被称作什么呢？也许你已经猜到了，就是倭寇。
倭寇
倭寇这个名字听上去好像是一群日本海盗，实际上，倭寇里的日本人基本上都是马仔，真正的大Boss都是中国人。
当时最有名的倭寇首领是个安徽徽州人，叫做汪直。汪直极为精明能干，逐渐地把各路走私商人都整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海盗走私集团，差不多垄断了整个东亚海面上的贸易。
他把大本营设置在日本长崎，在这立国号为宋，自称徽王。他募集了大批的日本武士听他号令，手下有五千多人作为常备武装，必要的时候能够鼓动起来差不多十万人。
汪直长期是大明朝剿倭寇的重点对象，后来终于被逮着杀掉了。
大明没想到，此后倭寇问题反倒更严重了。因为过去的各种倭寇海盗还是受汪直节制的，大明要想谈判的话，还知道找谁去谈。
汪直没有了，各种倭寇海盗没有了统一的头目，大明不知道该跟谁去谈判了，这成了明朝中后期极为头痛的一个问题。
到最后这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不是靠戚继光剿倭寇的神勇，而是靠开放海禁。
能够合法经商的话，人们做海盗的冲动就下降了。
郑成功的海上帝国
但是，虽然大明朝廷开放了海禁，却仍然严格限制对日本的贸易，只有限度地开放了对东南亚的贸易，这就仍然给了海盗以生长的空间。
到了明朝末年，又一个强大的海盗兼海商崛起了，这就是郑成功的老爸郑芝龙。
郑芝龙以长崎和台南两个地方作为他的海上大本营，纵横东亚洋面。
巅峰时期，他手上有超过三千艘大小船只，拥有一支二十万人的军队，军队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南洋人甚至非洲黑人等各色人种。
任何人要到东亚海面上做生意，都必须向郑家交保护费，一艘大船要交三千两白银，交了保护费，就会得到郑家的一面令旗，可以平安航行。
荷兰人是那个时代欧洲的海上霸主，但是到了东亚照样得给郑家交保护费。
郑家在东亚洋面的这种保护费生意，每年入账上千万两白银，富可敌国。
而由于这个大海盗的存在，其他小海盗都被灭掉了，东亚洋面上反倒获得了一种秩序。
注意，我在后面说的都是郑家，而不是郑芝龙。原因在于，他在崇祯年间被大明招安了。到了大清入关之后，又投降了清朝，他的庞大的海上帝国就被他坚决不肯降清的儿子郑成功继承了下来。
郑成功
郑成功接手这个海上帝国还是颇费了不少力气，但是接手下来之后，就以厦门为根据地，进行了长期的反清复明战争。
在清兵入关十几年后，郑成功还走水路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北伐，从长江顺流而上，差点攻克南京，但最后还是失败了。
这次战役结束后，郑成功反思失败的原因，决定进驻台湾，毕竟厦门这个根据地还是太小了点。
当时的台湾已被荷兰人侵占了三十多年，但毕竟郑成功才是东亚海上霸主。郑成功攻打台湾虽然费了些事，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但荷兰人肯定是扛不住的。
到台湾被郑成功打下来时，大清这边顺治已经不在了，是康熙继位了。可见郑成功的海上帝国曾经坚持了多久。
但是很快这个帝国就要坚持不住了。不是因为郑成功攻克台湾没有多久就去世了，而是因为康熙朝一开始就颁布了迁海令，规定从山东向南到广东，沿海二十里的范围内不许住人，都得迁到内地，沿海的船只也都毁掉，寸板不许入海。
庞大的大陆市场一下子关闭了，郑成功的继任者马上面临了财政困难。
郑氏家族在台湾又坚持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终于被大清灭掉了。
到了这，有一个问题就需要解释了，为什么汪直和郑成功最终都无法成功，都被大陆帝国给灭掉了呢？
和后来到来的英国人对比一下，问题就更明显了。
郑成功面对的大清，还在初创时期，清朝的统治仍未被中原百姓普遍接受，而郑成功手下有约二十万将士。
英国人所面对的大清，是康乾盛世之后的时期，清朝的统治早就获得了百姓的认同，英军在鸦片战争中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两万人，并且这会儿英国对大清的武器优势并不是特别大。
两相比较看来，郑成功面对的困难比英国人小得多。那为什么郑成功最终失败了，英国人却能成功呢？
原因就得到海上帝国的生存逻辑当中来找了。
英国人建立的是一个全球海洋帝国，它依赖的是全球市场。而郑成功、汪直他们建立的只是一个东亚海洋帝国，依赖的只能是东亚大陆市场。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呢？海上贸易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是远距离信用机制的建立。就是说，我到远方去做生意，贸易双方都相信对方会依照合同履约。
如果你不能建立远距离的信用机制，那就意味着你的贸易成本极高，因为你总得用军队来强制对方履约，这种贸易成本，基本上也就没多少利润了，持续不了多久。
远距离信用机制的基础，本质上是一种行为规则上的共识，只要双方都认同这个规则，发生纠纷大家也能有公认的解决机制，那么贸易就能低成本持续。
因为这对于双方都有好处，贸易还能不断扩展到更大的范围。
那么，汪直、郑成功他们这些人，远距离贸易的信用机制是什么呢？
他们的共识基础是，同乡关系、宗族关系、妈祖信仰等等。这就很麻烦了，这样一种信用机制，扩展力很有限，没法扩展到陌生人社会。 在空间上，大概只能扩展到东亚洋面，往更远扩展就很难了。
如果你只能扩展到东亚洋面，你最大的市场就在大陆。那就意味着，你会在本质上被大陆帝国掐住脖子，最终大陆帝国想剿灭就能剿灭你。
英国人过来了，为什么清朝非但奈何不了他们，反倒吃了英国人的亏？因为英国人是以法律为基础，建立起了一套能够突破熟人社会的普遍信用机制。
这使得他们可以以全球海洋为单位，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以整个世界市场为活动单位。
世界市场对大陆帝国的市场是有压制力的。假如只以东亚海面为活动单位，则大陆市场对你是有压制力的。
所以英国不会被大清反制，反倒会压制大清。
说到这里，就能看出来，中国在历史上已经发展起自己的海洋世界，但是这个海洋世界很容易受制于大陆世界，因为它没有办法扩展为一个全球秩序。
那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就是如果中国需要融入海洋的话，就得从外部世界吸收各种新的经济资源和制度资源了，否则中国没法真正地进入到海洋秩序。
那么，中国是否有必要进入海洋世界呢？
随着中国在大陆世界的秩序走到了某种完备状态，它逐渐让自己陷入一种走不出来的陷阱，从而进入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必须通过加入海洋世界才能实现自我突破。
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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