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七七屆高中畢業生，是一批非常特殊的群體，小學6年，初中3年，高中2年，在校讀書應該算11年。那是什麼樣的11年啊！從1966年到1977年是“文革”十年，我們的讀書時期整個是“文革”產物。現在同學聚會，同學們發感慨：我們是知識學的最少的一撥兒，生活中也是最單純的一撥兒。
我們出生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年代，剛懂事就趕上三年困難時期，從小就知道“餓”，知道買什麼都要“票證”，售貨員挺吃香，能多買點芝麻醬，還能買商店處理的食品。
我們本應該在1966年9月1日上小學，那時候毛主席接見上千萬的外地“紅衛兵”，北京市小學校都成了“紅衛兵”接待站。我們在家“呆”了一年，67年與下一撥七八屆一塊踏進校門。
小學期間正是“文革”最熱鬧時候，我們沒有系統地學習文化知識，幾乎就沒學過漢語拼音，語文課第一課是——毛主席萬歲，整整連寫帶喊45分鐘。那時和前蘇聯關係緊張，要“備戰備荒”“深挖洞，廣積糧”，八、九歲的孩子搬磚和泥在小學操場裡建防空洞。後來經常上著課就聽見急促的哨音，我們就爭先恐後的往防空洞裡鑽，搞防空演習，怕蘇聯用原子彈炸我們小學校。
到了1972年上中學，都是就近入學，誰也別挑學校，整班小學同學又變成了中學同學，還是那幫街坊“發小兒”。初中趕上“開門辦學”，到工廠學工，到農村學農，每學期學習一個月。第二年颳起了大批“師道尊嚴”風，那時我們的榜樣是反“師道尊嚴”的標杆兒“黃帥”和白卷兒先生“張鐵生”。初三期間的班主任是一位只上過一年學的工廠老工人，屬於“工人階級領導學校”的產物。1975年6月可以考高中，結果全班90%以上都“考中”了。那什麼樣的高中校啊，就是“瘸子裡拔將軍”的本校“帶帽高中”。高中兩年期間一直是開卷考試，可以抄書，抄筆記，但不許交頭接耳，就這還有許多同學不及格呢。
高中畢業的時候正趕上“文革”後的第一次恢復高考，我們班參加高考的同學全軍覆沒，抱怨說沒見過這種題，更不用說解答了。那次考上大學的都是“文革”前老初中老高中，應屆高中生幾乎沒有。
這就是我們的11年學生時代，“文革偉大成果”讓我們是一點沒糟蹋全“沾光”了。
我的同學們的家都住花市大街附近，大部分是普通工薪階層家裡的孩子。現在沒有太出色的，但是也沒有壞的讓人深惡痛絕的。用一位同學的話說：我們這撥兒人吃過苦，從小就懂得過日子艱難，所以老實本分，踏實肯幹。我們雖然知識不多，但我們能吃苦，有韌勁兒，而且適應能力強。我們由於從小參加勞動，很具有動手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個個是過日子的能手。正是由於我們這一撥兒人的存在，社會安定了不少，因為我們從小受的教育是：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現在把這些都體現到家裡，大概，我們現在家也安定了，國自然也就安定了。
我十九歲那年高中畢業，學校負責分配工作。那時我們都向往到大工廠當工人，那時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到處是身穿工作服，脖子上扎著白毛巾工人形象的宣傳畫，當工人是最理想的好工作。但是我們畢業的時候，各大工廠都不招工，等待我們的工作單位大都是些服務行業，還有環衛部門，幾個有限的工廠招工名額都被走了後門。
我們有個同學，學習不好，但有個好叔叔，是北京內燃機廠勞資科幹部，人家單位指著名字把他招走了，那時真讓我們羨慕嫉妒。沒想到後來改革開放以後，北京內燃機廠第一個倒閉，全體工人下崗。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當然這是後話。
我們畢業那年，學校分配組可能是工作最難做的一年，當時幾乎天天都有學生坐在那裡不走，因為分配的工作不滿意。我有個同學因為分到糧店賣糧食，就在分配組哭了好幾天，最後還是無可奈何的去了，因為越等工作越次。
眼看著同學們都有了著落，我卻還沒等到學校的通知，心裡不免有些著急。那時我就想，就是去掃大街我也去，都是為人民服務，分什麼高低貴賤。
我已經做好了到清潔隊去掃大街的思想準備，沒想到等著我的工作卻是到副食商店去做售貨員。別的同學都覺得售貨員是伺候人的，低人一等。我可沒這麼想，小時候到副食商店去買東西，看見售貨員熟練地包點心，包糖，很是羨慕，曾經幻想過要當個售貨員，當時屬於人人羨慕的“八大員”崗位之一，這次也算是心願達成吧。
分配組老師準備要好好做我的思想工作，沒想到我很痛快的答應了，老師很感動，逢人就講：“看看人家，堅決要求去副食”。把我說的跟個先進典型一樣。其實我並不是堅決要去，只是沒反對而已。
爸爸對我的工作不滿意，建議我等半年，等爸爸的單位招工，到爸爸的單位去。爸爸的單位是個大工廠，還算是個軍工廠，但是我第一次沒聽爸爸的話，到崇文區副食管理處報到了。後來爸爸的單位也倒閉了，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啊！當然這也是後話。
我們那次分配到崇文區副食品公司的人很多，公司幹部說我們是補充到那裡的新鮮血液。我們經過體檢，都被分到各個基層店。
我們先到到前門大街鮮魚口基層店實習接受崗前教育。在那裡我們看到了許多的技術標兵的表演，包茶葉的，包點心的，捆酒瓶的，稱水果的……看得我們都摩拳擦掌，決心在這個崗位上大幹一場，幹出點名堂來。
幾天的思想教育課之後，我被分到西打磨廠一家副食店水果組，當了一名賣水果的售貨員。
到了那兒我就想起基層店領導跟我們說的話，有些老師傅是過去的買賣人，有著奸商的習氣，讓我們要警惕，不要被他們拉下水。
這個商店老師傅很多，我一時不知誰是師傅，誰是奸商，該怎樣和他們相處。
我們水果組的組長是李師傅，一箇中年婦女，手快嘴快。有個老師傅姓田，少言寡語，但很威嚴。還有個小師傅，二十多歲的小夥子，姓池，整日嘻嘻哈哈。他們都叫我小張。
到現在，我都記得我第一次站櫃檯時的情景。
我站在櫃檯前，眼前來來往往的顧客讓我感到很緊張。我又是新來的小姑娘，衚衕裡的居民都來看新售貨員，這更是讓我手足無措。
第一次賣貨我就出了醜，顧客要買幾個蘋果，我笨手笨腳的把蘋果放到稱上秤出了分量，卻半天算不出價錢。那時還沒有電子稱，只有檯秤和手提秤兩種。
幾個蘋果是一斤二兩四錢，蘋果一斤是三毛七，一兩就是三分七釐，一錢是三釐七，然後又是乘法又是加法再四捨五入算出具體價錢，這些都需要口算，而且要快，稱完蘋果價錢就報出來，這對我剛出高中校門的學生來說真是挺難的。
顧客微笑著說：“彆著急，慢慢算”。他越是這樣說，我越是算不上來，臉通紅，鼻子尖冒汗。後來還是師傅看我真是算不上來了，替我解了圍。單單這時有一個看熱鬧的單位調皮鬼，竊笑著對師傅說：“來了一個廢物”。我想我當時肯定連耳朵都是紅的，簡直是臊的無地自容，雖然師傅一個勁兒的說那個小夥子，但是我還是覺得自尊心很受傷，這件事對我刺激很深，所以至今難忘。
不過到底是年輕人，腦子好使，學東西快，沒多長時間，我的口唸賬就練出來了。時間不長，我就能自己獨立的站櫃檯，而且自己蹬著平板三輪車，到前門大街去出攤兒。
夏天西瓜季節，我們商店在前門大街擺個西瓜攤兒，每天加班加點到半夜，沒有加班費，所有的付出都是義務的。
那時的西瓜大都是切成塊兒賣，所以挑西瓜至關重要。
開始我也切過生瓜蛋子，後來經過一點點的積累經驗，我練久了挑西瓜的好技術。拿起一個西瓜，左手託著右手拍，左手感覺到震，再聽聽聲音“嗡嗡”的就知是熟瓜。看看西瓜就知是什麼品種，是皮薄還是皮厚，是本地瓜還是外地瓜。早花西瓜皮薄，一下刀就裂。黑繃筋兒暗綠色，皮厚，沙瓤兒。廣西瓜長得像冬瓜，心兒裡有空洞……
那時候的西瓜多是黑繃筋兒。一個夏天下來，我一個20歲大姑娘的面容也被太陽曬成了一個黑繃筋兒。
冬天賣儲存白菜，夜裡就睡在商店的地上，菜車來了，迷迷瞪瞪的從被窩裡爬出來去卸車。那時正是北京大風降溫的時候，我們每次都是凍得哆裡哆索的，只有玩命的幹活，才能讓身子暖合起來。
白天不僅要挨家挨戶的送菜，還要和那些矯情的顧客因為一級菜菜心不夠瓷實的問題互相掰扯，那時一級菜每斤二分九，二級菜每斤二分七，還有定量，三四級菜隨便買。收尾階段我們都要推著三輪車滿衚衕吆喝著賣四級菜，我們每天走遍了多少條衚衕，把一筐一筐的菜抬到人家的院子裡，直到賣完店裡所有的白菜。
我們組不忙的時候，我要幫著糕點組賣糕點，包白糖，包鹽，包洗衣粉。年底還要和師傅到各家各戶換新副食本。一年下來，我就成了全才，連入庫出庫做賬都學會了。加之我的性格很內向，很少和顧客爭吵，在顧客眼裡我是個溫和的小姑娘。我和師傅們打成一片，覺得他們都是好人，像我的長輩，把當初領導的話早就扔到了腦後。師傅也都很喜歡我，第一年我就被評為先進工作者。
（筆者綜合網友“塵緣未了”的相關博文綜合而成，筆者在這裡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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