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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11年，一位叫作沮渠蒙逊的匈奴勇士带领他的族人攻克凉州，并定都于此，他统一了河西走廊，建立北凉，自称为“河西王”。
此时，距离鸠摩罗什离开凉州已经过去了近十年，佛教已渐渐扎根在河西走廊的土壤。
当年，他曾在吕光的宫廷里见过鸠摩罗什。
当时他就暗自发誓，若自己成为国君，一定要弘扬佛教，让天下人因为信仰而凝聚。
成为一方霸主之后，沮渠蒙逊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大力扶植儒学和佛学，译佛经，立学校，广揽人才。
但遗憾的是，当他成为北凉河西王时，鸠摩罗什已身在长安。
恰好沮渠蒙逊听说有个名叫昙无谶的天竺高僧来到了河西走廊，还随身携带着一本写在桦树皮上的古老佛经《涅槃经》。
他立即将昙无谶迎请到凉州，尊为上宾，并请他翻译这部神奇的佛经。
而就在此时，命运指引昙曜来到凉州修习佛法。
他学习和追随的，就是当时的高僧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涅槃经》。
这部经卷是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最重要的佛经，在这部著作中谈到了禅修是学习佛法的最佳途径。
而中国的道教与儒家同样注重修行。
因此，佛教的禅修方法很快获得了河西走廊士人学子们的认同并在北凉国流行起来。
但是，要想一心一意地禅修，就需要寻找一个幽雅僻静的地方。于是，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便成为石窟开凿再理想不过的场所。
作为北凉的国君，沮渠蒙逊开始筹备建造一座规模雄伟的石窟。
昙无谶及昙曜等凉州僧人选定了天梯山，开始召集工匠们开凿石窟，大规模建造佛像。
沮渠蒙逊还特意要求昙曜在窟中为他刚刚逝世的母亲车氏雕凿了一尊5米高的石像。
对于昙曜来说，这座石窟的修建，将成为他非凡事业的起点。
许多年以后，他将前往北魏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在那里，他将和自己的工匠们打造一座蜚声世界的巨大石窟。
那就是——云冈石窟。
天梯山石窟不仅成为北凉的佛教圣地，众人修行朝拜的中心，它还在一个历史的瞬问无意中挽救了河西走廊的佛教徒，令这里的寺庙僧人免遭灭顶之灾。
公元429年，北凉皇宫内的沮渠蒙逊接到一个噩耗，出征邻国的太子死于乱军之中。
听到这个消息的沮渠蒙逊大发雷霆，他把征战失败，太子横死的结果归罪于高僧昙无谶——因为出征前他让昙无谶为太子做的占卜是好的结果。
沮渠蒙逊痛骂佛法无用，下令遣散僧人。
在佛教传入的初期，僧侣在某些时候还会被混同于方士，而高僧也不得不兼具大法师的角色，时常要为国君占卜吉凶。
此时，昙死谶并不在意自己的生死，而是对佛教在北凉的命运充满担忧。
如果国君迁怒于佛教，那么佛教在这个地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地位将荡然无存，僧侣们为弘扬佛法所付出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
当面对佛祖塑像祈祷的昙无谶偶然抬起头时，看到佛像的面容。
他沉思片刻，派人前去禀告沮渠蒙逊说，在天梯山石窟有神秘的事情出现，请国君立即前来查看。
沮渠蒙逊闻讯火速赶来。
昙无谶告诉他：
因为皇上下达了毁灭佛教的命令，大佛泪流不止。
沮渠蒙逊仰望佛像，惊讶地发现自己为母亲造的这尊佛像。面颊上竟然有深深的泪痕。
沮渠蒙逊幡然醒悟，收回了灭佛的命令。
或许，大佛的眼泪是雨水形成的痕迹。
或许，是僧人精心安排的计策。
无论是人为还是巧合，总之，高僧昙无谶和天梯山石窟的佛像一起，阻止了一场即将发生在河西走廊的大规模灭佛活动。
令佛教文化和艺术可以在这里继续生长，并为中土文化输入源源不断的灵感，更为后世的人们留下无可估量的文化遗产。
就在天梯山石窟造像的同时，祁连山沿线的一批佛教石窟也在五凉时期相继开凿。
它们是——敦煌莫高窟北凉三窟第268、272、275窟；
玉门昌马石窟下窑第4窟；
张掖肃南文殊山石窟千佛、万佛二洞；
肃南马蹄寺石窟群；
金塔寺东、西二窟。
它们和天梯山石窟一起被统称为河西早期石窟。
这些石窟是佛教进入中国的清晰线索和深刻烙印，它们承袭新疆龟兹、于阗等地造像传统，带着鲜明的西域和印度色彩，并最早开始融合汉地艺术，汲取新的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石窟样式。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对此极为关注。
1986年，宿自在《考古学报》上正式发表了他的观点——
《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
他把新疆以东、河西走廊上现存的早期佛教石窟造像艺术手法命名为“凉州模式”。
1994年，70多岁的宿白，亲临天梯山石窟实地考察，确认天梯山石窟创立了“凉州模式”。
他认为，凉州模式可分为两个阶段：
早期以天梯山残存的遗迹、酒泉等地出土的北凉石塔和炳灵寺第一期龛像为代表。
晚期则以肃南金塔寺、文殊山千佛洞和炳灵寺第二期龛像为典型。
接下来，这种河西特色的艺术风格又由昙曜和内迁的工匠们带到了中原。
从平城的云冈石窟，再到洛阳的龙门石窟，中原佛教石窟艺术的成就，无不闪耀着凉州石窟的熠熠光彩。
通过造像风格的细致比对，专家们发现，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在河西走廊兴起后，并非按照最短路线传播，而是由凉州至平城，再由平城至洛阳，接着再回到长安和陇东的有趣路线，而像天水的麦积山北朝石窟和陇东的北石窟寺同样是这条佛教石窟艺术传播路线上留给后人不朽的艺术杰作。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成为西域佛教艺术传播到中国的第一站和驻泊地。
它们停留在这条宽大的通道上。
它们渐渐适应着当地的环境。
它们汲取着新的艺术元素，小心谨慎地尝试着最早的造像形态，渐渐地，一种有着河西走廊风格的凉州特色石窟诞生了。
令人感慨的是，秉持儒家文化的人们，没有排斥这个来自异域的宗教。相反，他们以兼收并蓄的开阔心胸与气度，在河西走廊培育了深厚温和的文化土壤，令生活在这条通道上的人们对佛教的态度更加宽容。
张掖肃南的马蹄寺石窟群，正是由大儒郭瑀率领弟子为读书讲学而开凿，最终发展成为了佛教圣地。
在河西走廊相对宁静的土地上，儒家文化与佛教如同两条汇聚的河流，开始了它们最初的彼此探索、琢磨、交融与激荡。
通过河西走廊，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继续向东传播，进而深刻影响了广袤的东亚大地。
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流行至整个中国南方，各代帝王都大建石窟、寺院。
此时，中国内地也涌现出不少影响深远的高僧，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自东向西穿越河西走廊，回溯佛教的起源，将中原文化对佛教的融合与提炼反哺西方。
自三国时期的高僧朱士行第一次踏上西行求法之路后，这条走廊见证了无数高僧大德追寻信仰的身影：竺法护、法显、宋云、惠生、玄奘……
就这样，西来东往的这两种足迹，在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重叠在了河西走廊。
在今天河西走廊上的金昌市永昌县，有一座始建于公元561年的寺院一圣容寺。
它原名瑞像寺，与其他供养佛像的寺院不同，在圣容寺正殿内供奉的是一块石壁。石壁的轮廓形似一位正在行走的僧人。
这尊天然形成的石像被称为“凉州瑞像”，它的由来，与河西走廊上一直流传着的一个神奇传说有关。
公元435年，一个叫刘萨诃的北魏僧人向着落日的方向独自行走。他来到河西走廊的凉州番和县，也就是今天甘肃境内永昌县城西二十里的水磨关一带。
刘萨诃在这里停住脚步，沉默了很久，说：“此地即将出现天然的佛像。”
接着，他又说：“佛像的变化会预示着天下的兴衰。”
在他说过这两句话的86年后，水磨关绝崖石壁上竟然真的显现出一尊石头佛像。
人们惊讶万分，称其为“凉州瑞像”。
通常，佛教徒会把祥瑞圆满的诸佛菩萨的造像称为瑞像，而这尊天然形成的佛像可谓是自然造化的神迹。
从此，刘萨诃被尊为神佛，人们为他和石佛瑞像修建了一座寺院，以示纪念。
据说，公元572年的一天晚上，石佛瑞像的佛首突然自行落地。
两年之后，北周武帝宇文邕就下令焚寺灭法，天下寺院皆遭焚毁，无数僧众受严厉打击，瑞像寺也没有逃过此劫。
刘萨诃的预言似乎一一应验了。
佛教进入中国后，一直积极与知识阶层的雅文化和统治阶级的权力文化进行融合，但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和发展状况一直处于朦胧的迷雾之中。
也许，刘萨诃这个特殊的高僧刚好弥补了这个空缺。
他的预言和传奇的故事被普通的老百姓接受，在不断的传颂中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神奇，凉州瑞像也一直得到信众的供奉。
今天，在河西走廊的石窟中，仍保存有不少以凉州瑞像为题材的作品。
这是五代末期开凿的敦煌莫高窟第72窟。
在该窟西壁帐门外北侧的北上角，画有一个穿着袈裟的比丘，在深山石窟中打坐。
旁边的题榜表明，这就是“圣者刘萨诃和尚”，在这个洞窟主室的整个南壁，更是用情节繁多、画面宏大的经变画形式表现了刘萨诃的故事。
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上，分布着大量佛教石窟遗迹，它们代表了佛教在不同时期经由这里传播所留下的印迹。
敦煌的莫高窟和瓜州的榆林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张掖肃南文殊山千佛洞内的北凉壁画运用西域凹凸边晕染法将四壁绘满千佛，万佛洞内的西夏壁画用宏大的气势描绘了佛国世界的神奇景象。
张掖的大佛寺始建于西夏时期，寺内供奉着亚洲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
肃南的金塔寺东西二窟保存有十六国北凉以来的彩塑260余身，悬空于壁间的立体飞天，将圆雕和浮雕完美结合，时间上比敦煌飞天还早了300年。
因为这些石窟的存在，河西走廊也被人们称为“石窟走廊”。
尽管顶礼膜拜的时代早已远去，但不朽的岩石却赋予了佛像们一种接近永恒的气质，让千年后偶然到来的游山者依然能感受到超然物外的沉静与智慧。
公元609年，距离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已经过去了将近200年。
隋朝终于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的局面，实现了中国的再次统一
就在这一年，隋炀帝杨广动身西巡。
他来到河西走廊，亲赴凉州番和县，拜谒了瑞像寺的石佛瑞像，并下旨扩建寺院。
这一次西巡历时9个月。随行的部队、官员10万余人。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亲临河西走廊的中原帝王，站在凉州的城楼上向西望去，杨广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这条通道的重大意义。
而河西走廊，也因为他的此次西巡，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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