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育部部長陳寶生表示，中國教育“玩命的中學、快樂的大學”的現象應該扭轉。對中小學生要有效“減負”，對大學生要合理“增負”，提升大學生的學業挑戰度，合理增加大學本科課程難度、拓展課程深度、擴大課程的可選擇性，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和專業志趣，真正把“水課”變成有深度、有難度、有挑戰度的“金課”。
相信在大多數過來人的記憶中，經歷過辛苦的高中生涯進入大學後，大多會鬆一口氣，滋生出“享受生活”的強烈慾望。隨著時代的變遷，跨入大學就高忱無憂的歲月已經一去不復返，但囿於諸多因素，一些學生“混”大學，依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老師“放水”，學生“快樂”學習，這樣的“皆大歡喜”難免讓人為大學生的質量擔憂。
課堂是教書育人的主陣地。因此，提升高等教育質量固然需要學生迴歸常識、刻苦讀書學習，但教師迴歸本分、潛心教書育人，更是關鍵所繫。
許多人認為，美國大學“寬進嚴出”，給每一個人提供了充分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入學後嚴格把關，用高淘汰率確保人才培養質量。美國《高等教育編年史記》（2009-2010）提供的數據顯示：在美國，45%—65%的中學畢業生可以進入大學學習，但四年制大學的畢業率只有57.3%。與之相比，中國大學“嚴進寬出”，入學前的高考競爭過於激烈，入學後雖然放任自流卻基本上都能拿到畢業證書，幾乎所有高校的畢業率均在95%以上，由此導致中國大學的人才培養質量很低。因此，中國大學應當像美國大學一樣，也實行“寬進嚴出”政策。為什麼不能給想學習的人以入學機會呢？你給了他機會，他學不好不能畢業是自己的責任，但沒有提供公平入學的機會就是大學的責任。
這個觀點極具迷惑性，很容易贏得歡呼和掌聲，卻是一個在邏輯上不成立的偽命題。在世界上的所有國家，優質教育資源都是稀缺的，任何一個高水平大學，都不可能放寬對學生入學條件的要求。即使公立大學也是一樣。理論上，公立大學的財政來源是納稅人所繳納的稅款，理所當然要為公眾提供入學機會——國立大學向全國開放，州立大學向州內開放，等等。但由於資源的稀缺性，這一點事實上不可能實現。例如，加州大學承諾GPA成績位於全州前12.5%的學生可以進入加州大學九個分校就讀，但並不保證一定可以被最好的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磯分校錄取。因此，一個替代性的方案是，公立大學提供公平的入學機會，但通過競爭性的測試，滿足一部分達到入學標準學生的入學需求而不是所有人的入學需求。至於私立大學，由於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在於學生的培養質量，因此，更加重視在招生階段對優秀生源的發現和選拔。大學的核心使命是人才培養。正如沒有好的樹苗，不可能育成參天大樹一樣，如果沒有好的學生，怎麼可能培養出具有競爭力的人才？從這個角度看，對於大學而言，“嚴出”尚可理解，但“寬進”就很難解釋得通。
反之，中國大學的入學競爭的確非常激烈，但嚴把入門關的“嚴進”有什麼可以指摘之處嗎？和美國不同，中國的教育資源——特別是優質教育資源——依然匱乏，在不可能實現所有人都上好大學的情況下，“嚴進”反而是確保教育公平的有效手段。至於對中國大學“寬出”的批評更加不符合常理。任何一所大學都有對學生畢業的基本要求。達不到這些要求的當然不能畢業。北大、清華每年都有一些學生因為成績不及格或違反校紀校規而被退學，“寬出”之說又從何而來呢？“寬”和“嚴”的標準是什麼？難道一定要有超過10%的淘汰率才算是“不寬”嗎？
美國大學“嚴進”勝過中國大學
在某種角度上，說美國大學“寬進”也沒有什麼不對。許多名字聽上去很唬人的野雞大學，只要交錢就能入學，一些兩年制的社區大學，幾乎報名就能入學，標準已經寬到不能再寬的地步；許多州立大學，對本州學生的入學條件也放得很寬——它本來就是為本州公民服務的。例如，加州大學有十個分校，除了頂尖的伯克利分校、洛杉磯分校、戴維斯分校和聖巴巴拉分校——這四所大學的入學競爭極為激烈——之外，其他分校都可以比較充分地滿足加州學生的入學要求。但是對於私立大學，特別是頂尖的哈佛、耶魯、MIT、芝加哥、斯坦福等來說，入學標準則極為嚴苛。美國學生要想進入這些大學，需要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努力，必須要在最好的私立寄宿制學校完成基礎教育，一點一滴積累自己的“履歷”，其辛苦程度絲毫不亞於在中國準備高考的學生。其入學競爭之激烈，往往要比中國高考還要嚴重——高考只看成績，美國頂尖大學除了要看成績，還要看學生的家庭背景和其他表現。拼的不只是孩子，還要“拼爹”，而且拼得更加赤裸裸，更加無所顧忌。原因很簡單，美國私立大學並不關注公平問題——這是公立大學的責任——它們只錄取那些未來最有可能成功的學生。家庭條件好的學生，不僅在校期間容易培養，更重要的是，畢業之後他們可以獲得家庭乃至家族的支持，更容易在社會上取得成功，從而可以為大學帶來更高的聲譽和更多的捐贈。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高考要比美國公平得多。
因此，美國頂尖大學——既包括私立也包括公立——對招生工作高度重視，入口把得很嚴，非常看重錄取率，將其視為衡量生源質量的重要標準。那些最頂尖大學的錄取率通常都在10%以內，哈佛和斯坦福甚至不到6%。從表面上看，這個數據要比中國大學的錄取率高得多。中國重點大學的錄取率——在某省的錄取學生數與參加高考的學生數之比——約為0.3％，這也是中國大學“嚴進”的一個標誌。但二者實際上不可比。在美國，申請大學需要繳納申請費，也就是說，學生要為之付出真金白銀的成本。由於沒有人會只申請一所大學，對每個學生而言，申請費都是一筆不小的支出。因此，學生在申請大學之前，必須要仔細掂量自己的實力，只有在有足夠把握的情況下才會提出“真實的申請”，沒有人會愚蠢到白扔申請費的地步。由此看來，錄取率雖然是6%，但這意味著哈佛大學是在100個可能達到其入學標準的敢於申請哈佛的優秀學生中錄取了大約6個人。這樣的入學標準，當然是嚴到不能再嚴的程度。而中國大學的錄取率因為無法有效識別學生“真實”的意願與可能的能力，也就難以作為衡量生源質量的依據，更不能因此作為大學“嚴進”之證據。
借鑑要找好參照系
我查閱了許多主張中國大學也“寬進嚴出”者的文章，多數沒有數據支持，或者對美國的大學沒有進行區分。有些人到美國轉了一圈，看到許多大學的畢業率只有70%多，就想當然地認為美國大學都是“嚴出”。其實在那些最頂尖的大學，“出口”倒還真不一定太嚴。哈佛大學入校後6年內的畢業率為97％，8年內的畢業率高達99%；斯坦福大學的數據為95%和96%；芝加哥大學的數據為93%和94%。這些數據和北大、清華等高校的數據其實差不多。原因很簡單，這些學生入學時都經過了千挑萬選，並且支付了很高的學費。只要不是太過分，大學一般也會允許你畢業，只不過成績單沒有那麼好看而已。美國是一個實用主義哲學盛行的社會。如果畢業標準過於嚴苛，學生們付出的成本過高，既不利於吸引優秀的學生，也不利於學校的長遠發展。
那些認為美國大學“嚴出”的人，一方面沒有注意到美國高等教育的複雜性。不同層次的大學具有不同的情況，是不能簡單地把所有大學的數據混在一起“平均”計算的；另一方面，也沒有注意到美國大學實行彈性學制，學生可以在4年或更短或更長的時間內完成學業。許多學生出於各種原因往往會延長學習年限，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一定都是因為達不到畢業要求而被迫延期。入校後4年內的畢業率只是一個單獨的數據，並不能說明太多問題。比如，斯坦福大學之所以4年畢業率只有78%，並非是由於其畢業標準過於嚴苛，只不過是因為斯坦福的環境和文化鼓勵學生創業，許多學生一旦有了好的想法會立即中斷學業，在風險投資、資訊和校友圈的幫助下開始創業。與之相比，不具備這種文化的哈佛大學的4年畢業率則上升到了87%。這正是Facebook創始人扎克伯格中斷哈佛學業後會立即從東海岸的波士頓移師到西海岸的硅谷的重要原因。只看4年畢業率的數據，我們恐怕不能得出斯坦福大學比哈佛大學的學業標準要求更高的結論。
事實上，與人們的想象相反，恰恰是那些二三流的大學，畢業率才會比較低，主要原因並不是大學要求嚴格，而是因為有大量學生轉學或者出於各種原因而選擇放棄學業。至於像加州理工學院這樣淘汰率高達30%的案例，其實是很少見的，但它同時也是美國最難錄取的大學之一，歷年錄取率不超過8%。因此，籠統地說美國大學“寬進嚴出”是不準確的，在現實中也很難找到一所同時具備“寬進”和“嚴出”特點的大學。
辦大學自有其常識和規律。在向其他國家學習和借鑑的過程中，我們總應當選擇好大學作為參照系。那些野雞大學和質量很差的公立中學，連美國人自己都感到頭疼，又怎麼能作為我們仿效的目標和參照系呢？實際上，中國頂尖大學應當學習的，倒是像加州理工學院這樣的大學——“嚴進嚴出”——如此或許能夠切實提高我們的高等教育質量。
隨著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逐漸發展為大眾教育，隨著受教育人數的增加和就業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分數膨脹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客觀現象，在實現了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發達國家早已出現。數據顯示，1966年哈佛大學只有27%的學生獲得A，到1996年，這個數字增至46%，同年，哈佛82%的畢業生成績為榮譽畢業生。引起分數通脹的最直接原因，包括學生參與教師評估和教師降低課程難度的投機行為等因素，而更深次的原因，則是高校降低了錄取標準，同時，又為了提高學生對學校的滿意度，降低了對學生的要求。
世易時移，今天我們當然不能簡單照搬當年的淘汰機制，但在高等教育業已大眾化的新時期，通過“寬進嚴出”來切實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當屬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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