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毕洪业
2017年4月，通过公投，土耳其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提出的由议会制改成总统制的修宪草案以微弱的多数获得通过。今年6月24日的大选中，埃尔多安及正义与发展党和在野的民族行动党组成的“人民联盟”赢得胜利，标志着土耳其政体向总统制的历史性转变。
一、胜选的原因
1.选举策略上的选择得当。
2018年4月18日，埃尔多安宣布将于6月24日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这比原定计划提前了整整16个月。今年以来，土耳其经济已经显现下行迹象，通胀率高企，失业率上升，里拉大幅贬值，民众不满情绪上升。同时，连续七次延长紧急状态也开始引发民众的不满。而提前大选可以尽量避免经济持续下行对自己和正发党民意基础的冲击，还可以迎合民众对稳定和秩序的渴求。埃尔多安就是要在土经济形势从糟糕转为恶化之前完成选举，以把其对选情的冲击降到最低。埃尔多安表示，提前选举有利于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和强有力的政府，以应对不确定的内外局势。赶在经济形势恶化之前先发制人，使反对党措手不及，还达到了破坏对手选举策略的效果。在这种形势下，各反对力量只能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匆忙应战，而2018年2月正义与发展党就已经与民族行动党组成了竞选联盟-“人民联盟”。民族运动党在库尔德问题上采取强硬路线，这给人造成一种总司令埃尔多安在土境内及土叙边境与外部敌人作战，并战胜恐怖组织的印象。同时，选举在紧急状态下举行，通过修改选举法，增加了监督投票箱的公务人员、相应减少了独立人士。
2. 外交上强硬有利于选情。
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喜欢他强硬的语言和捍卫传统的穆斯林价值观，铁腕领导人在土耳其政治中更能赢取更多选票。埃尔多安在年初开始执行橄榄枝行动，在顶住美国压力取得对叙利亚北部阿夫林地区的军事控制后，又迫使美国在曼比季达成由土方逐步控制的三步走的路线图。不仅如此，针对美国国会以土购买俄S-400防空系统为由而禁止向土耳其出售F35战机，埃尔多安则坚决不做让步，迫使五角大楼履约向土耳其出售战机。在全力争选的背景下，埃尔多安的强硬政策有利于帮助他获得更多国内选民支持，民族主义情绪能在大选中给其加分。另一方面，在美国“迁馆”耶路撒冷引发的冲突中，土耳其为巴勒斯坦“出头”，也有利于埃尔多安和正发党的国内选情。针对以色列的镇压举动，土政府召回驻以、美大使并”驱逐”以驻土大使来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还组织召开伊斯兰合作组织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及派驻维和部队，而且正发党还组织多场大型集会声援巴勒斯坦。埃尔多安对以色列的强硬举动，在令国际社会大感意外的同时，发泄了土方对以色列一直以来与库尔德武装暗中勾连的不满，更重要的是迎合了土国内的选民情绪。
二、选举结果的影响
自2003年埃尔多安担任总理以来，他一直主宰着土耳其政坛，并改变了这个国家。他实施鼓励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政策，将伊斯兰保守主义带入公众生活，挑战了土耳其的世俗基础。随着选举获胜，埃尔多安的权力将更加扩大，其将延续强硬的内外政策，加快推进全面经济社会改革，降低经济风险，稳定社会局势。
此次在总统及议会选举中的获胜，是埃尔多安长期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胜利，土耳其的政治制度将加快向总统制国家演进，最终改变了百年来的政治现实。这场胜利意味着埃尔多安将继续担任总统至少到2023年甚至2028年，伊斯兰教也将更多地回到公众生活中，而凯末尔的世俗遗产则将越来越受到挑战，尽管埃尔多安称他正在努力实现土耳其的现代化并提高宗教自由。败选的反对派候选人因杰表示，“从今天开始生效的新政权对土耳其来说是一个重大危险……”，我们现在完全采用了一人统治的体制。埃尔多安则否认想要强加伊斯兰价值观，称他致力于世俗主义。但他支持土耳其人更公开地表达自己宗教的权利，而一些支持者称其为“苏丹”，这让人想起了奥斯曼帝国。在这种高度集中的总统制度下，埃尔多安拥有了一切可以支配的政治权力:对立法机构、司法机关，当然还有行政体系的绝对控制权。自从1923年法凯末建立土耳其共和国以来，权力从未像现在这样集中和个人化。事实上，民族主义似乎是这些选举的真正胜利者，真正的故事是土耳其威权民族主义的崛起。今天，土耳其的民族分化严重。埃尔多安的胜利不单单是他的伊斯兰因素，而是由于他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联盟。这些选举的真正胜利者不是埃尔多安，而是一个愤怒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具有所有的反美、反库尔德和反欧洲特征。在埃尔多安的土耳其发生的不仅仅是一场“伊斯兰革命”，也是向激进民族主义迈出的令人担忧的一大步。
三、埃尔多安面临的挑战
选举结果表明，沿着种族界限的两极分化显然已成为土耳其政治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埃尔多安将使土耳其在政治上拥抱伊斯兰主义，摒弃世俗主义，其与反对派双方正在为国家的方向而斗争，增加了不稳定性。在埃尔多安发表胜选演讲时，愤怒的反对派支持者聚集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抗议所谓的选举舞弊，声称投票被操纵了，并要收回选票。土耳其模式本应证明伊斯兰教、民主和世俗主义之间的兼容性，但如今已不复存在。而埃尔多安的胜利实际上有可能使土耳其陷入长期的政治危机，也即保守伊斯兰势力与民族主义和左翼政党之间的纷争将长期化。
选前民意调查显示，经济问题成为选民压倒一切的事情。为落实选举承诺，埃尔多安的核心任务是扭转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遏止里拉暴跌和控制通胀，降低失业率，吸引更多外国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当然，其最紧迫的任务是，在短期内组织起有效的经济管理团队，加快推进经济改革。
在西方主流媒体看来，埃尔多安和他所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势力是“反西方”的，将不会再为了进入“欧盟”而讨好西方，而是会尽全力扩大自己在中东世界的影响力，当穆斯林世界的霸主，在奥斯曼帝国曾经统治过的地区推行“新奥斯曼主义”，重建某种影响力。土耳其是在推行某种“伊斯兰国际主义”，具体表现是与以色列拉开距离，同时在政策与姿态上干涉、关注和支持世界上不同地区涉及所谓穆斯林人权与民族的事务。正发党政府表现得更加关心地区事务，将注意力从单纯地瞄准西方转移到重视的周边，想做中东地区“领头羊”想法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早期的厄扎尔时代。冷战结束使土耳其失去了原先作为西方遏制苏联前线国家这样一个地缘地位，它与西方的关系开始有所变化。土耳其申请加入的欧盟进程陷入停滞，在北约阵营中它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有不同意见。这些都预示着土耳其需要平衡其亲西方与重视周边这两个战略选项。
“阿拉伯之春”后，土耳其改变了其对阿萨德政权的“零问题”政策，走上推翻阿萨德的道路，与叙利亚反对派走近，接纳上百万叙利亚难民。现在土耳其已经无法走回头路，只好继续坚持推翻阿萨德。这样的一个政策，使土耳其被认为对反阿萨德的伊斯兰国持某种“暧昧态度”。当下，土耳其确实是伊斯兰国家中综合实力最强的，它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排名第16，陆军力量在北约中仅次于美国。但这些并不必然保证土耳其如其预想的那样成为中东地区“领头羊”。伊朗、埃及、沙特都是中东地区的穆斯林大国，它们各有不可取代的影响力。最近，伊朗核问题又出现了转机，潜在的也将使得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多一个更为强劲的对手。在外交方面，土耳其与其重要的外交对象都有着不太稳定的关系。2018年3月举行的土耳其-欧盟峰会并没有拉近土欧双方的关系，土耳其加入欧盟依旧遥遥无期；在与美国的关系方面，由于叙利亚、库尔德、“穆斯林兄弟会”等问题，土耳其与之的关系也有着很大摩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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