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居住在城市是為了生活得更好。”這是亞里士多德的看法。的確，城市是人的，城鎮化必須考慮人。
6月22日，在《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No.16》發佈會現場，國務院參事、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理事長仇保興強調，城鎮化的上半場是追求GDP的增長，“下半場必須轉向以人為本。”
在他看來，中國城鎮化率在經歷了快速增長後，已經進入了“第二拐點”，城鎮化速度將放緩。換句話說，城鎮化已經從速度、廣度轉向深度。正如仇保興所言，城市既是問題的源泉，也是解決問題的鑰匙，“前半場追求GDP增長，表現為先汙染後治理，但後半場一定是‘綠色的城鎮化’，即一要遵循城鎮化內在的規律；二要在城鎮化過程中還前半場的債。”仇保興說。
城鎮化進入“第二拐點”
改革開放40年，我國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城鎮化率從17.9%到58.52%、常住人口由1.7億增長到8.1億……當然，其中也不乏挑戰與問題。
在仇保興看來，說到挑戰，首先便是城鎮化速度。他介紹：“關於城鎮化速度，大家意見比較集中的是1995年美國地理學家提出的諾賽母曲線，有兩個拐點，一個是城鎮化30%的時候起飛，第二個是70%的時候進入慢速增長，最終城鎮化率是90%。”
但對於中國的城鎮化速度，仇保興則有不同結論：“中國城鎮化路徑跟美國、加拿大等國家路徑是有區別的。”
具體來看，類似於中國、德國、日本等國家，基本有30%~35%的人都是真正居住在農村，而且最終回到鄉村去居住的趨勢非常強烈。“所以這些國家的城鎮化率在65%的時候就會出現第二拐點，城鎮化的速度會放慢。”
因此，回到農村、回到小城鎮，也相應地要求當地的環境、配套要跟上，這也是城市發展中“以人為本”的具體體現。“這幾年流動人口也在不斷減少，這是很正常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恰如其時。”仇保興表示。
此外，在他看來，郊區化趨勢加強、社會老齡化快速來臨、住房需求持續減少、城市空氣、水和土壤汙染加劇、小城鎮人居環境退化、人口流失、城市交通擁堵日趨嚴重等問題，都是上半場城鎮化留下的重要挑戰，“是下半場需要還的債。”
仇保興舉例，比如小城鎮的人居環境、人口流失問題，“為什麼小城鎮的人要住到大城鎮？子女教育、就業、結婚準備、就醫等因素很關鍵。把這些問題解決了，小城鎮很多問題就解決了。”
城市文化傳承要“搶救性應對”
在上半場“大步”城鎮化的同時，交通擁堵、環境汙染、資源緊張等一系列“城市病”也不斷凸顯，下半場，如何“治病”？仇保興也有自己的看法，“城市既是問題的源泉，也是解決問題的鑰匙”，在他看來，解決城鎮化問題，也就是要解決城市本身的問題。
“城市現在很重要，下半場應該把建成的城市空間作為一個不斷升值的藝術品。”仇保興直言，城市應該是文化的“容器”，城市沒文化是很糟糕的。
在他看來，城鎮化上半場過程中，中國的城鎮特色和歷史風貌喪失，“大多數城市已經成為了國外‘後現代建築師’的試驗場，全國各地城市都趨向‘千城一面’，傳統城市與周邊環境和諧相處的格局被破壞。”
對此，仇保興認為，“下半場可以向黃山學習”，作為徽派建築的發源地，黃山的發展戰略有三條：第一，凡是好的徽派建築要保留；第二，新建建築必須是徽派，就是粉牆黛瓦。第三，玻璃幕牆建築分期分批改造成徽派建築。換句話說，“對城市文化的傳承，在後40年城鎮化過程中要搶救性應對。”仇保興強調。
此外，隨著當前技術的不斷進步，“智慧城市”也成為解決城市病的重要手段，仇保興表示：“城市硬件的改善必須從建築到基礎設施，再加上‘軟件’，即智慧城市，這是調治城市病的必由之路。”
當然，必由之路還有更深層次內涵。就像仇保興所說，下半場是“深度城鎮化”，要求把治理策略擴大到城市與鄉村、城市與城市之間，一定要有城鄉融合、城市群的觀念。
“城鎮群的規劃是時候了，因為中國城鎮化下半場就要解決城鎮群裡的欠賬。”仇保興說道。這也要求在未來城鎮化過程中，城市群之間要基礎設施共建、生態環境共治、不可再生資源共保以及支柱產業共塑。“深度城鎮化要求把城市治理策略擴大到城鎮群和城鄉關係的大範圍，才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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