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白銀時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安德列·別雷的長篇小說《彼得堡》成書於1916年，1922年出版俄語刪節本。《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則出版於1933年，是俄國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伊凡·布寧的長篇小說代表作。按出版時間序列看，後者理應比前者更為“進步”和前衛。實際的情況恰恰相反，如果說《彼得堡》寫了“流動”的城市，《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則寫的是“靜止”的鄉村。
這並不難理解。畢竟文學從不遵循按時間序列線性“進化”的原則。而作家不同的經歷也決定了他們會有不同的創作。譬如，別雷雖然在《彼得堡》裡寫了彼得堡，實際上他1880年生於莫斯科，父親是莫斯科大學數學系教授，父親愛好音樂，擅長演奏鋼琴。他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03年從莫斯科大學畢業後，又留在該校文史系繼續學習三年。1906年至1923年間，別雷曾多次出國，先後去過法國、意大利、斯堪的納維亞半島、非洲和中東地區，旅居次數最多、時間較長的是在德國柏林，二十年代中期後基本定居莫斯科，直到1934年1月病逝。他從小生活過的，位於莫斯科阿爾巴特街55號的一座三層建築，如今已被闢為別雷博物館，博物館裡維持著作家生活時的情景，讓人可以充分感受別雷的日常生活。可以想見，從小在城市裡生活的別雷，對城市自然有深刻的觀察和感悟。
別雷（左）和哲學家索洛維約夫
相比而言，布寧1870年生於俄國波羅納捷市的一個破落貴族家庭，祖上曾是顯赫的貴族。布寧三歲那年，全家搬到他們置產的鄉村沃羅涅什鎮去生活。布寧長大後，由於經濟拮据，只讀了四年書便輟學在家，靠大哥的指導進行自修。剛滿18歲，布寧便隻身走向社會獨立謀生，曾當過校對員、統計員、圖書管理員、甚至擺過書攤賣過報。1887年4月，因在彼得堡《祖國》週刊上發表了一首詩歌習作，才得以於同年在奧廖爾市一家雜誌社謀得薪酬微薄的戲劇評論員職務。1895年，布寧曾前往彼得堡和莫斯科，結識作家契訶夫和俄國象徵主義文學名家勃留索夫，從此專事文學創作和翻譯。
布寧（左）和高爾基
如此看來，別雷寫城市，布寧寫鄉村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思想意識的不同，又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兩人有不同的創作視野。別雷始終以超黨派自居，年輕時，他深感沙皇俄國黑暗，於是總是贊成變革，不管是什麼樣的變革，他都擁護。到了蘇維埃時代，雖然不理解甚至公開表示不贊同當局的某些理念，卻從一開始就積極參加祖國的新文化建設，應邀熱情為青年作者授課或進行專業指導。
不同於別雷，布寧就顯得保守多了，他似乎從沒忘記永遠已經逝去的“黃金般美好的”貴族生活，成了作家後，也始終自命清高、孤芳自賞。到了1905年底第一次民主革命在全俄羅斯城鄉蓬勃興起時，布寧辭去當時在《真理》雜誌社的任職，出國旅遊。再後來，到了 1920年 1月26日，紅軍攻克南方重鎮敖德薩，他攜妻子搭乘一艘法國郵輪離開俄國。後幾經周折，於同年3月輾轉抵達巴黎，兩年後遷居法國東南部阿爾卑斯濱海省一個叫格拉斯的小鎮。他的後半輩子，除每年到巴黎過冬及短時間的出訪、旅遊，基本上都在那裡度過。當然，布寧雖然長年生活在異鄉，卻在寫作上頻頻回望故國山河。由此，兩位同時代作家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甚至有著某種對照性的創作面貌，就很好理解了。
“緬懷”
但這並不是說，布寧繼承了俄羅斯文學傳統，別雷則是對這一傳統的離經叛道。這兩位作家，如批評家張閎在日前由浙江文藝出版社主辦的“《彼得堡》《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新書分享會”上所說，生活在馬車時代和火車時代的轉換時期，布寧在《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裡寫沒落貴族的生活，還殘留著托爾斯泰筆下俄羅斯鄉村生活的影子，有著比較慢的節奏，他的敘事彷彿也停留在馬車時代。也因此，小說總是給人感覺像馬車一般慢慢前行，甚至時有停滯的感覺，這部分原因在於如翻譯家曹元勇所說，布寧以很大篇幅描繪自然，他把自然當成了世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反觀中國，從四大古典名著開始，大多數文學作品裡都少見對自然的描寫，這是一個很大的缺憾。而對於布寧來說，俄羅斯幅員遼闊，到處是森林草原，濃墨重彩寫大自然是自然而然的。”如其所言，在感嘆古老的俄羅斯正在逝去的同時，這部小說的確讓人感覺到那種真實的俄羅斯大地和鄉土的濃郁氣息。張閎表示，布寧顯然對古老的俄羅斯有一種緬懷，體現在他後來寫的其它小說像 《安東諾夫卡蘋果》等也是這樣，那種情懷可謂非常濃郁。
“革新”
布寧
而《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的革新之處，或許在於作品的體裁。小說以主人公阿列克謝·阿爾謝尼耶夫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的生活經歷為基本線索，以第一人稱展開敘述，著重表達“我”對大自然、故鄉、親人、愛情和周圍世界的感受。作品發表之初，就有人認定這是作家個人的“自傳”，但布寧本人斷然否定了這一說法，強調它首先是一部文學作品。後來，確認這是一部小說的意見逐漸佔了上風，但稱它為“藝術性自傳”或回憶錄的，仍然大有人在。
一些作家評傳和文學史著作將這部作品視為長篇小說，崇拜布寧的作家帕烏斯托夫斯基卻把它稱作中篇小說，但又認為它和一般的中篇小說有所不同。帕烏斯托夫斯基寫道：“我依舊把《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稱為中篇小說，儘管我同樣有權把它稱為史詩或者是傳記。……在這一部嘆為奇觀的書中，詩歌與散文融為一體，它們有機地、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布寧創立了一種新穎的、絕妙的體裁。”當代的一位俄羅斯評論家則說：這部作品“有點兒像哲理性的長詩，又有點兒像交響樂式的圖畫”。而布寧自己在《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中，稱這部作品為“筆記”。
《彼得堡》在體裁上的創新就不言而喻了，某種意義上，正因為別雷開創性地使用了意識流的手法，才使得納博科夫把《彼得堡》與《追憶似水年華》《尤利西斯》和《變形記》一起，評為“20世紀前期西方四大小說名著”。而以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蘇聯出版的一部專著的說法：“沒有安德烈·別雷的《彼得堡》，就難以理解二十世紀歐洲文學中像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加繆和卡夫卡的長篇小說及普魯斯特部分作品等重要文學現象的產生。”以張閎的閱讀觀感，《彼得堡》是一部碎片化的、爆炸式的、快捷的作品，雖然被普遍認為是意識流小說，實際上並不是很純粹的意識流，別雷還用了一種蒙太奇手法，小說裡快速閃現各種各樣的景觀，句子破碎，節奏很快，像坐高速列車閃過一樣，呈現了一個流動的城市景觀。“《彼得堡》的節奏甚至比《尤利西斯》還要快，而且是快到了所有的連續的東西都打破了、破碎了，而那些片斷又有機地聯結在一起。”
作家葉開則特別注意到 《彼得堡》日俄戰爭的寫作背景，1904年到1905年間,日本帝國與俄羅斯帝國為了侵佔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進行了一場戰爭，最終以沙皇俄國的失敗而告終。“我們的歷史一般只簡單寫到列強在我國的土地上開戰，殊不知那是一個極其敏感而特殊的時期，它震動了亞洲和歐洲兩塊大陸，由此發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決定性事件。”這一時期的彼得堡可謂思潮洶湧，在別雷筆下，彼得堡是一座患了高燒的城市，潮溼則構成了彼得堡城市的外部景象，與陰晦潮溼的氛圍形成映照的是乾燥的內在景觀，人物的意志之火，如忽明忽暗的火苗。也因此，別雷在小說裡摒棄了對歷史細節的準確還原，而是用意識流的手法，呈現歷史情境下典型人物的內心思緒和“靈魂的疾病”。
正因為這種創新，如該書譯者靳戈所言，《彼得堡》在描繪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以及暴露批判黑暗現實的精細、深刻方面也許不及經典的現實主義傑作，但它藉助於藝術象徵和意識流及通過二者的結合所表現的俄國和世界當時正面臨的災難性危機方面，卻要比用它同時代用傳統現實主義方法寫成的作品強烈、緊張得多，因此也更震撼人心，催人猛醒。
但《彼得堡》對俄羅斯傳統文學的借鑑是顯而易見的。靳戈表示，小說裡不少主要事件和人物，都直接來自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名著。例如，阿波羅·阿伯列烏霍夫及其與妻子安娜·彼得羅夫娜和兒子尼古拉的關係，立刻讓人想起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裡卡列寧一家人，等等。“《彼得堡》的獨到之處在於，別雷根據現實和藝術本身的發展，利用前人的一些情節和人物加以諷刺模擬性的再創造，在表現‘沙皇統治下彼得堡的覆滅’這個傳統的和流行的主題時具有了新的內涵。”另一方面，得益於對文學經典的諷刺模擬，《彼得堡》通篇籠罩著一種亦莊亦諧的氣氛。不僅如此，在靳戈看來，別雷還力求各種藝術的融合，最大限度地發揮長篇小說形式的藝術表現力。“整個作品猶如一幅包羅萬象的巨型繪畫或雕塑，別雷的手法時而簡樸明快，時而沉重凝重。許多完全或基本相同的句子、段落在不同情況下的多次重複等等，體現了別雷對諸如對位、變奏、轉調等音樂中作曲法的技巧的借鑑和移植，使得小說讀來像一部複雜的交響樂。”
事實上，放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上看，無論是《阿爾謝尼耶夫的一生》，還是《彼得堡》，都體現出了不合時宜的特點。如果說前者給古典俄國鄉村唱了一曲輓歌，後者則是唱給俄國城市的堪稱空前絕後的序曲。以葉開的理解，別雷以及同時代的普拉東諾夫、布爾加科夫等，還能通過文學的方式，在盛行整齊劃一的美學的時代，在寫作中呈現出一種混亂的，不同步的，乃至碎片化的美，這本身就體現了他們的卓越之處，也是對我們當下寫作很有啟發的地方。
別雷畫像
當然，兩位作家與時代的“不同步”，也讓他們的創作有了不同的遭際。《彼得堡》問世後雖然走紅過一段時間，但從別雷逝世不久的三十年代中期開始，這部作品也漸漸被冷落了，自1935年以後再也沒有重版過。蘇聯文學界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才對別雷以及他的作品重新發生興趣。而布寧的創作也差不多到五十年代中期，才開始受到重視。
顯見地，像別雷和布寧這樣的作家，和他們的時代之間有一種不協調性。在張閎看來：“如果說他們所處的時代是一片固化的廢墟，他們的使命就要收拾這片廢墟，通過他們的語言的烏托邦，為特定的時代提供某種遠景，並擔負起扭轉乾坤的使命，這恰恰體現出他們創作中一種整體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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