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参加作协的讲座，听邵燕祥老师讲京味文化艺术，其中讲到京城一般人家的院子里是不种杏树的，因为“树幸人不幸”。
然而记忆中姥姥家的院子里却曾经有一棵杏树——大大的杏树。
其实姥姥家的院子实在不能算是院子，那就是一个场院，大得很。听姥姥讲那院子连同我们住的房子都是姥爷家以前的饲养房，土改的时候家里挨了斗争，姥爷和姥姥就被分到这个场院里住。
打从我记事起，那棵杏树就高高的长在场院中间。因为姥姥家的男性成员只有姥爷和哥哥，一老一小，都上不了树。每年杏子成熟时，四姨踩着椅子，姥姥在旁边扶着，使劲够着去摘那又白又大的大白杏。我自小不馋嘴，尤其不喜欢吃杏，因而不大记得那漂亮的杏子如何好吃。
场院尽头的围墙边上有一棵小桃树，更没记得果实，只能想起天转暖时一树鲜艳的桃花。右前方是年复一年、繁殖的越来越多的、被我们称为“洋姜”的植物，北京人叫其“鬼子姜”，生吃又脆又甜，腌起来的洋姜更好吃。每年秋天，总有一天我们全家大小一起挖洋姜，把一片地翻的虚松狼藉。
文革前夕，姥姥家的场院一多半被划给了大队书记的儿子，一下子就小了大半，真成了一个院子。一排西房前面由北向南搭起一个葡萄架，每年从春天开始，五姨经常在下晚挑来两大桶水，浇在葡萄根下大大的坑中，翠绿色的马奶葡萄从又小又涩，在繁茂的枝叶间探头探脑，一天天变得水灵晶莹，一串串垂挂下来，看的人直流口水!
院子的右边还有一棵桑树，不，是三棵，只是另外两棵细又小，很少结果。只有一棵特别茁壮，每年四、五月，结出满树黑紫饱满的桑椹，熟透了的桑椹就自动掉下来，我历来是早睡早起，清晨，伴着叽叽喳喳的麻雀叫声，在桑树下捡又酸又甜的桑椹吃，惬意极了。
其实回想起来，不但是杏树，包括桑树都不是适合人家院子的植物，只不过姥姥和姥爷在被土改斗争了以后，觉得有个饲养房住着，能够活下来就行，根本顾不上迷信不迷信的事情，也根本不相信什么吉兆凶兆之类的事情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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