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最後一例手術，已近下午5點，我匆忙換下手術服，就直奔火車站，明天是娘80歲生日，今晚我必須趕回農村老家。
在娘和任務之間我別無選擇。在去機場的路上，我撥通了老家的電話，告訴娘，我去北京參加一個培訓班，今天就走，不能親手給娘剝雞蛋吃了。沒辦法，我只能對娘撒謊。
娘對北京很敏感，娘撇開生日的話題，叮囑我，丫頭，現在北京“殺死”厲害著呢，你可要注意啊。“殺死”是SARS的諧音，娘搞不清它們的區別。
我有三個哥哥，娘近不惑之年才有了我這唯一的女兒，娘就一直丫頭、丫頭地叫著，叫得滿世界都知道我是她的寶貝疙瘩、貼心小棉襖。
我有點後悔了，真不該說去北京！我恨不得打自己幾巴掌。我趕緊說，娘，您忘啦，丫頭本身就是醫生，還是個厲害的醫生，咱可不怕“殺死”。
娘呵呵地笑了，是呀，是呀，就掛了電話。
重症監護室是抗擊“非典”前沿中的前沿，工作強度超乎了我的預想，每個人都在挑戰極限，高速運轉著。即便如此，我還是會拖著疲憊的身體給娘打電話。
那天晚上，我連續搶救了三個危重病人，幾近虛脫地從監護室出來，時間已是凌晨時分，我費力地脫下那早被汗水溼透的防護服，飢餓卻沒有食慾。
我從抽屜裡拿出手機，竟然有十多個未接來電，其中孃的就有六個。
我趕緊給娘回電話。娘說，沒啥子事，就是想我了，又問我吃了宵夜沒有。
我說不餓。娘急了，說你這孩子還是不知道照顧自己，身體垮了怎麼工作，沒食慾也要強迫自己吃，聽話！娘也只在這樣的時候對我嚴厲。
娘，您去睡吧。我知道娘半宿沒睡。
不行，去弄點吃的，聽你吃下去我就睡。娘堅持著。
我知道拗不過娘，就急急忙忙地去拿方便麵，我還故意弄出很大的聲響，等把方便麵泡上了，再拿起聽筒，耳邊傳來輕輕的鼾聲，娘睡了。
娘一定又是坐著睡的，我能想象得出。小的時候，有多少次，娘拿著針線，在為我們操勞的時候坐著睡著了，我真的記不清了。而今天40歲的我，卻依然讓娘惦念著。
要是能在孃的身邊該多好啊，我可以扶娘躺下來，給娘蓋上被子。可我做不到，我只能輕輕地、輕輕地掛斷電話，按孃的要求狼吞虎嚥地把方便麵消滅乾淨。但面進了嘴裡，眼淚還是忍不住流了出來。
我半夜還在工作，更戳穿了我參加培訓班的謊言，但娘卻從來沒有直接問過我，我們默契地迴避著“非典”的話題。
娘開始特別關注起“非典”的形勢。娘除了每天看電視新聞以外，生活中又增加了兩項必修課。一件是去村委會看報紙，其實說看，不如說去聽。娘不識字，但娘可以求人幫她讀報。娘不關心政治，娘只關心“非典”，因為這和她的寶貝丫頭有關。另一件事就是晚飯後的上香祈禱。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娘非常虔誠，淨手後孃都要跪著上香，而且都要等香燃盡了才肯起來，娘腿腳不好，一炷香對於她來說簡直等於半個世紀，娘每次都要靠柺杖才能顫顫巍巍地站起。娘只能用這種方式為她的丫頭祈禱平安。
每天上午，娘照例是要去村委會的。但那天下起了雨，可娘不管雨不雨的，娘一手打著傘，一手拄著柺杖出門了。風很大，風把孃的雨傘吹跑了，娘急著去追，一下子滑倒了。
娘就這樣臥床不起。
我給娘打電話的時候，感覺孃的聲音不對，有些沙啞。但娘不承認是身體不舒服，娘呵呵地解釋，我那些假牙又光榮下崗了，嘴裡兜不住風。
我說那趕緊鑲上啊，明天我給三哥打電話，讓他領您去鑲。娘連說了好幾遍不用，娘說我等我的寶貝丫頭回來給我鑲。
娘迷信，娘忌諱不吉利的話，可娘確實怕我回不去。想到那些在搶救病人過程中感染“非典”，甚至獻出生命的同事，我的眼淚悄悄地流了下來。但我還是爽朗地笑著，大聲說，娘，丫頭保證回去給您鑲牙，咱鑲滿口的烤瓷牙！
娘最終沒能挺過來，娘去了，娘是面對著北京，面對著小湯山，面對著女兒的方向坐著去的，電話聽筒靜靜地懸垂在床邊，一副傾聽的樣子。
知道噩耗已是第三天的黃昏，是大哥來的電話，哥說，妹啊，娘走了，別怪哥，是娘不讓告訴你的，娘不想耽誤你的工作。大哥還說其實娘最放心不下，最想看一眼的就是我這個老丫頭。大哥在電話那頭泣不成聲。
悲痛從心底彌散開來，整個世界都空虛了。我只能默默地跪下來，向著家鄉的方向，母親的方向，叩首，因為那是愧疚的方向、崇敬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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