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东北味道
上海小学二年级《语文》教材中收录了陕西作家李天芳的一篇文章《打碗碗花》。课文中，把原作中的“外婆”改成了“姥姥”。这一改动，被细心的读者发现，并发布在网上，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许多对此改动不满，强烈要求“还我外婆”。
据上海市教育局对此的回应称，“姥姥”一词是普通话，而“外婆”属方言。之所以这样改动，是本着推广普通话，推进使用民族规范词语的初衷做出的决定。这种解释并没有平息人们的不满。有网友说：“‘打碗碗花’也是方言，为什么不改成‘牵牛花’呢？文学作品中方言的存在，可以表现地域文化的特点。是文学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随意改动，是对原作者的不尊重。”
这件事情，现在已经有结果了。据昨天的央视新闻报道，在群众的呼吁之下，上海市教育局已经决定把“姥姥”一词改回原来的“外婆”并为此事道歉。在央视的评论中，没有涉及到方言与普通话之争的话题。主要是从对原作者尊重的角度上进行了简单评论。至此，这个事件顺利解决。但网上的讨论还在继续。今天我们回答的问题，就是证明。
在这一事件中，我觉得把他归结为南方话与北方话之争，普通话与方言之争，都没有太大意义。追问到底是叫姥姥的多，还是叫外婆的多，也没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人 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
这篇课文到底是用“外婆”对呢？还是用“姥姥”对，其实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坚持“还我外婆”的人说：“我们以前耳熟能详的歌曲‘外婆的澎湖湾’是不是也要改成‘姥姥的澎湖湾’？”但是，习惯叫“姥姥”的人也可以说：“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前唱大戏，是不是要改为‘外婆门前’呢？”所以，无所谓那个正确，作者原来用的是那个，就应该是那个。上海市教育局随意改动了作者的文章，就是对作者和读者的不尊重。
在我的印象中，南方人叫外婆的多一些，北方人叫“姥姥”的多些。但这情况也不绝对。北方人也有叫外婆的，正如南方人也有叫姥姥的一样。而本文的作者李天芳，就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一样。
上海市教育局是教育管理部门。审核教材是它的分内之事。一篇文章要选入中小学教材，由教育主管部门把关，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外婆”一词的改动，从推广普通话的角度来说，虽好像言之成理。但却并非必要。原因很简单，这两个词语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不会引起理解上的困难。既然是上海市的教材。那么当然要尊重上海的人民。况且，作者原来用的就是“外婆”。语言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因为字典中把“外婆”当成方言，而把“姥姥”当成普通话，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改正。以加强“姥姥”的正统性，“外婆”的方言性，未免有点迂腐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这两个词，就是毫无差别的同义词。
这件事引起人们的讨论，我觉得背后是有深层次原因的。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应用，各地的方言这些年来正是飞快的速度在消失之中。当然，普通话的推广，对于不同地域之间人们的交往，产生了极大的便利。在改革开放之前，在中国进入信息化时代之前。不同地区，不同省份的人们进行交流是有障碍的。普通话推广之后，这种障碍被打破。但同时，方言在慢慢消失。不用说别的，就说上海话，它是中国几大语系之中的吴语系统，与两广东话，闽南话一样，属于一种很有特色的方言。可是，现在上海的许多小朋友都已经不会说上海话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大的遗憾。
方言之中，无论是它们各自不同于普通话的发音，还是一些独特的语汇，都包含地方文化信息。如果方言消失了。这些文化信息也就消失了。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对文化的保护和发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三十年前，不同地区的人们在一起，一开口说话，就知道这一个是山东人，那一个是河南人，那一个是山西人，那个是四川人，那个是广东人。现在，许多省份的人聚在一起，很难从口音上分辩出谁是那里人了。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在享受交往的便利性的时候。与以前对比，忽然发现，我们的生活统统被格式化了。语言变成了统一的腔调，行为变成了统一的模式，审美变成了统一的标准。面对这样的现实，人们在享受现代化信息化的便利的同时，心中难免会产生一点遗憾，一点不足。“姥姥”与“外婆”之争，或许正是这种心情的表现。说明我们不愿意自己的语言被格式化。
那些极力证明“外婆”正确或是“姥姥”正确的人，大概没有体会到这一点，他们争的是谁来主导这种格式化。当然，对上海市教育局的意见和不满，是对格式化的反抗。上海市教育局的改正，体现了他们的从善如流。
七月流火140400643
上海小学语文二年级教材中的一篇课文《打碗碗花》，将原文中的“外婆”全部替换成“姥姥”，在网上引起热议，许多人表示不接受，高呼“还我外婆！”
![]()
上海市教委回应说，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外婆”一词被标注为方言词汇，而“姥姥”一词则是普通话词汇，将“外婆”改成“姥姥”，是为了落实该学段识字教学任务的需要，“外”“婆”“姥”三个字，都是小学二年级识字教学的基本任务。
然而文章的原作者李天芳却表示，出版社使用文章和换词的事并未经过她的同意。《打碗碗花》的作者李天芳是陕西人，原文中所用的都是“外婆”一词。
有关“外婆”的“姥姥”两个词汇，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外婆”一词被标注为方言，“姥姥”一词却无此标注，原因是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
中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每个的地方的称呼也有所差别，南方人口中的“外婆”，到了北方则通常称为“姥姥”，但随着南北语言融合的加深，这样的差异也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因此方言词和通用词汇之间的选择也应从宽录取。
若是一味较真的话，“外婆”和“姥姥”都应属于方言口语，真正的普通话词汇应该是“外祖母”。
其实很多作家的作品中也都带有许多特色的方言词汇，莫言的作品中就有许多高密方言，鲁迅的作品中也有许多绍兴词汇，陈忠实、贾平凹小说中有许多陕西方言，沈从文的文章中有许多湖南话......
方言词汇的使用，能为文章增色不少，让人领略到不同地区的语言特色和文化魅力，若是将这些特色方言全改成通用词汇，不仅会使文章黯然失色，失掉原有的语言魅力，也会在一定程度歪曲了原作者的本意。
随着时代的发展，词语的含义也在发生变化，有些词从贬义变成褒义，有些则从单义变成多义。
例如“盗”和“贼”两个字，在古代和现代中的意思是相反的，中国古代贼是抢人的，盗是偷东西的，现在则相反；“风流”两个字在古代是褒义词，李白诗中就有“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的诗句，放到现在，“风流”二字就变成贬义词了。
自古以来，语言和文字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主持人马东在采访语言学家周有光时，问及他如何看待如今甚嚣尘上的火星文，周有光的回答是：“过五十年再说，过五十年留下来的就进字典，五十年内没了也就没了”。
语言和文字由繁到简，由难到易，都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无论是通用词还是方言词，只要是适用的，历经时间的考验自然会留存下来。因而强制性去掉方言词的做法，并非明智之举。且上文所述：“外婆”和“姥姥”都应属于方言口语，真正的普通话词汇应该是“外祖母”。
煮酒君谈史
上海小学语文二年级教材中的一篇课文《打碗碗花》，将原文中的“外婆”全部替换成“姥姥”，在网上引起热议，许多人表示不接受，高呼“还我外婆！”
上海市教委回应说，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外婆”一词被标注为方言词汇，而“姥姥”一词则是普通话词汇，将“外婆”改成“姥姥”，是为了落实该学段识字教学任务的需要，“外”“婆”“姥”三个字，都是小学二年级识字教学的基本任务。
然而文章的原作者李天芳却表示，出版社使用文章和换词的事并未经过她的同意。《打碗碗花》的作者李天芳是陕西人，原文中所用的都是“外婆”一词。
有关“外婆”的“姥姥”两个词汇，在《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中，“外婆”一词被标注为方言，“姥姥”一词却无此标注，原因是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
中国地域辽阔，方言众多，每个的地方的称呼也有所差别，南方人口中的“外婆”，到了北方则通常称为“姥姥”，但随着南北语言融合的加深，这样的差异也就没有那么明显了，因此方言词和通用词汇之间的选择也应从宽录取。
若是一味较真的话，“外婆”和“姥姥”都应属于方言口语，真正的普通话词汇应该是“外祖母”。
其实很多作家的作品中也都带有许多特色的方言词汇，莫言的作品中就有许多高密方言，鲁迅的作品中也有许多绍兴词汇，陈忠实、贾平凹小说中有许多陕西方言，沈从文的文章中有许多湖南话......
方言词汇的使用，能为文章增色不少，让人领略到不同地区的语言特色和文化魅力，若是将这些特色方言全改成通用词汇，不仅会使文章黯然失色，失掉原有的语言魅力，也会在一定程度歪曲了原作者的本意。
随着时代的发展，词语的含义也在发生变化，有些词从贬义变成褒义，有些则从单义变成多义。
例如“盗”和“贼”两个字，在古代和现代中的意思是相反的，中国古代贼是抢人的，盗是偷东西的，现在则相反；“风流”两个字在古代是褒义词，李白诗中就有“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的诗句，放到现在，“风流”二字就变成贬义词了。
自古以来，语言和文字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主持人马东在采访语言学家周有光时，问及他如何看待如今甚嚣尘上的火星文，周有光的回答是：“过五十年再说，过五十年留下来的就进字典，五十年内没了也就没了”。
语言和文字由繁到简，由难到易，都是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无论是通用词还是方言词，只要是适用的，历经时间的考验自然会留存下来。因而强制性去掉方言词的做法，并非明智之举。且上文所述：“外婆”和“姥姥”都应属于方言口语，真正的普通话词汇应该是“外祖母”。
甲骨文：老
很明显，“姥”这个字最初的本意一定是指“年老的妇人”。
所以。你看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是这样用这个字的：
思黯南墅赏牡丹刘禹锡
偶然相遇人间世，合在增城阿姥家。
有此倾城好颜色，天教晚发赛诸花。
还有宋代大才子陆游
阿姥
城南倒社下湖忙，阿姥龙锺七十强。
犹有尘埃嫁时镜，东涂西抹不成妆。
可见，从来没有见过“姥姥”两个字连用的，而且也没有指外婆的，都是指年老的妇人，或加上特殊称谓。
《为焦仲卿妻作》：“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南朝。
《说文解字》没有收录“姥”字。按《康熙字典》的解释是：
“與母同。諸韻書分母姥爲二”。
那么，“姥姥”代指外婆，最早是怎么来的？
“女婿称妻父曰爹，妻母曰妈；外甥称母之父曰老爷，母之母曰姥姥，呼舅母曰妗子。”——明朝/沈榜《宛署杂记》
而作者对这一篇章的命名就是《民风二》，“民风”，即指方言，作者开篇就写到：
“辇毂（京城）上民声音可入律吕，第民杂五方，里巷中言语亦有不可晓者。姑记其略。”
“民杂五方”——明确说的就是方言。
“里巷中言语亦有不可晓者”——作者表示他听不懂。
沈榜何人也？
答：正是明朝时的顺天府宛平知县也。
沈榜既是读书人，又是官员，他肯定会官方语言，而且他所写的文字，铁定100%是标准官方语与书面语，他说“姥姥”的叫法他听不懂，又是“五方里巷中言”。
这就说明，明朝的时候“姥姥”还仅仅只是宛平一地之方言。
没想到，仅仅500年后，它到成了“标准”词了？
《尔雅·释亲》：
“母之考为外王父，母之妣为外王母，母之王考为外曾王父，母之王妣为外曾王母。”
传统汉语里，女方的母亲之称呼，一直就是“外字当头”。
可见“外祖父/母”、“外祖母”，以及外公/外婆才是正确的叫法。
当然，本人其实也并不反对使用“姥姥”代替“外婆”的传统称呼。因为：都是汉字。
只是，把外婆说成方言的，显然是故意挑事，其心可诛！
無風即風
外婆，即外祖母，常用于口语，有印象的朋友一定记得有一首童谣《亲属称呼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妈妈的妈妈叫外婆”。
姥姥，北方话中的外祖母，但姥姥这个词除了外婆外还有对老年人的尊称这样的说法，在安徽合肥、舒城部分地区，姥姥指的是姑姑。所以这个词有多种意思，而外婆是专属。
两个词都能算方言，是口语，一些人认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言为标准，以北方话为基础，所以“姥姥”这个北方人常用的称谓就是标准，如果真要说标准，标准的书面语言是外祖母。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一只馒头，一块糕”
我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等自己有孩子的时候，他也是听着这样的童谣。
有关这首民谣中外婆桥的传说是这样的，外婆桥长12米，宽不足3米的石拱桥，传说是七仙女留在凡间的一对儿女为给外婆祝寿，千里迢迢到瑶琳寻找外婆。当他俩路过此地，见一道又深又急的溪水挡住去路，十分着急，吕洞宾应邀去瑶琳仙境参加蟠桃会，正巧经过这里，见此情景就用手中宝剑在溪水上划了一个大弧形。眨眼间水面上出现了一座石拱桥，终使祖孙得以相见。后来为纪念王母娘娘对外孙、外孙女的一分至爱之情，就把这座桥取名为“外婆桥”；这个村取名“外婆家”。至今，这里还流传着母亲哄孩子睡觉的催眠歌童谣：“摇啊摇、摇啊摇，一摇摇到外婆桥，妈妈给我吃年糕，外公说我好宝宝，外婆抱我眯眯笑、塞给我一个红纸包”，就连这个村里吃的、用的都带“外婆”两字、什么“外婆糕”、“外婆酒”、“外婆扇”。
当然，还有《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这样的，潘安邦的外婆住在澎湖湾边上，潘安邦小时候每天都到外婆家跟外婆聊天、帮外婆干活、挽着外婆的手到海边看夕阳，那温馨的画面，让人感动，这世间最朴素的感情非亲情莫属。
有人说，外婆因为这个“外”字儿显得不够亲昵，那么外祖母上的“外”字呢？
至于哪个词用得多，可以在评论里留下大家平时的习惯说法。
最后说一句，上海教委把《打碗碗花》中的外婆改成姥姥实在是太差劲了，如果不是在网上被热烈讨论，恐怕不会改过来，且不说教科书应该要尊重作者，单说这个修改的问题，上海小囡从来都是叫外婆的，凭什么改成姥姥？
又见叶飘零的飘零驿站
外祖母是书面语，其口语是外婆，大半个中国都是叫“外婆”或认同这种叫法，姥姥最多算是方言。如果说外婆是方言，那么姥姥就连方言也算不上，顶多就是土话。
更重要的是，外婆是确定唯一指的是外祖母，而有姥姥这个词的地区，姥姥不一定是指外婆，有可能指其他亲属。
所以，为了推广普通话的易行性，即使在不尊重当地习惯的前提下，也应该提倡用外婆而不是姥姥，小学生也不应过早接触非规范用词。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在提倡普通话的同时尊重各地的语言文化。
一些人为了美化错误，抛出普通话是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普通话定义，但北京话作为土话，有很多用词和普通话也有差别的，不能完全等同，该用普通话词汇就用普通话词汇，否则普通话就不叫普通话，应该叫北京话。
北方方言中，至少一半是用外婆或相关词汇，只有局部地区用姥姥，所以，姥姥不是北方方言的标准词汇，加上含义不确定，所以严格来讲只是地方土话，一下上升到普通话高度并让本身没这个词的地方小学生学习，是极难让人信服的，如果风气形成，将大大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
挥刀断水水更滟
科技科普促使人们养成理性思考和理性处理事务的习惯——凯腾聚知。
不同地方及方言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有不同的称谓。
外婆:妈妈的妈妈; 外祖母;
婆: 爸爸的妈妈;祖母
姥姥:对年龄大的妇女的称呼; 部分地区对外祖母的称呼。
婆婆:对年龄大的妇女的称呼; 妇女对丈夫的妈妈的第三方指称，即妇女对他人介绍或说事时的称呼。
网说，北方方言外祖母叫"姥姥"，这是一个不准确的说法。
我国南北气候分界线以秦岭和淮河作为分界线，传统的也以此作为地域性的南北分界线。
据此:从东向西，山东，江苏安徽部分，河南，陕西大部（陕南除外），甘肃，新疆都是北方。
貌似这些地方大部分将外祖母称为"外婆"方言读音"weipo"，普通话读音"waipo"。
姥姥是东三省满语汉化读音或现东北方言，只要有东北人的地方都将外祖母叫姥姥。
姥姥作为骂人话是真正的方言。但肯定不是普通话。
此次上海教委的错的社会意义
可以改革，但不要瞎搞; 现在做一个网络方言调研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为什么要用一个不准确的东西解释一个准确的概念?
教育界不懂得严谨的教学学理和对原作者的尊重是悲哀还是幸运?
凯腾聚知
近日，上海小学语文教科书《打碗碗花》一文中，“外婆”改成“姥姥”，引发了舆论热议，好事的网友们脑洞大开，迅速改出了“刘外婆进大观园”、“姥姥的澎湖湾”等新句式，令人啼笑皆非。
尽管上海市教委已有解释，对原词的修改只是为了小学生识字的需要，同时会恢复原文，但是叫外婆还是叫姥姥，仍然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叫外婆还是叫姥姥？首先它是个文化问题。
“外婆”的由来，要从中国古代说起。
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继承权是大问题。古代人解决继承权的方法主要两种，周王朝之前曾有过“兄终弟及”，兄弟去世后将权力移交给弟弟，最大的弟弟排第一，依次类推；到了周王朝开始基本采取了“父死子继”的方式，父亲去世后将权力移交给儿子，最大的儿子排第一，也依次类推。
从继承权可以看出，古代人将父系和母系分得很严格。父系，同姓氏，同血缘，因此具备继承权，母系，不同姓氏，所以要称呼上都要加个“外”字。
《说文解字》解释，“外，远也。”
《尔雅·释亲》说，“母之考为外王父，母之妣为外王母。母之王考为外曾王父，母之王妣为外曾王母。母之晜弟为舅，母之从父晜弟为从舅。”将外公、外婆、外曾祖父、外曾祖母、大舅、小舅，将母系亲戚的称呼都进行了定义。
因为继承权的原因，加上历史上曾有多起外戚专权、外戚干政的事情发生，也就是皇帝母系那边的亲属把持朝政，比如西汉外戚王莽，不仅干政，差点将汉代刘家江山变成了王家天下，这些活生生的案例，让古代人对于母系亲戚的职务任免，非常戒备。
“姥姥”这个称呼，在明代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中记载，“外甥称母之父曰老爷，母之母曰姥姥。”比起外婆，要晚了很多。
二、叫外婆还是叫姥姥？它也是个技术问题。
为什么说叫外婆还是叫姥姥，它也是个技术问题？要从一款手机APP说起，这里要特别说明，非为它做广告，我和这款APP的作者没半毛钱关系。
这款APP叫做“全能计算器”，其中有一个功能，叫做“亲戚称呼”。
操作极其简单。比如你想知道“母亲的母亲叫什么”，“母亲的母亲的母亲叫什么”，“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母亲叫什么”，马上就算给你看，界面如下：
如果是要计算“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母亲”，到第六辈以上，将算出如下结果：
这个计算完全可以理解，从本人开始算起，关系都到第六代了，除了穿越，压根就不会和对方有任何交集，忽略不计当然可以理解。
既然是“全能计算器”，肯定还有很多功能的集成，它包括科学计算器、数字转大写、汇率换算、房贷计算、个税计算、时间转换等等很多有意思的功能。
更主要的一点，除了APP首页倒计时广告外，计算界面绝无广告，也算是一款良心APP了。
可以试试“你母亲的妹妹的丈夫的母亲的妹妹”，看看有答案吗？
毕大费
“外婆”一词属于普通话，而“姥姥”一词才是方言。理由：
一，“外婆”一词使用地域广，从南到北，到整个华人圈都在用；
二，“外婆”一词历史悠久，先秦时代就已在用；
三，“外婆”一词语义清晰，按“内亲外戚”是中国人自古的理解，母亲之母称“外祖母”，所以一看就明白“外婆”的明确含义，而“姥姥”跟“老爷爷”一样，含义不明；
四，普通话是具有很强的吸收能力的，虽说定义为“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但是，既然是“基础”方言，就说明可以吸收。自确立普通话的以来，普通话吸收的方言词、外来词无数。如果“外婆”一词原确属“方言”（其实难确定，北京人也很多说“外婆”），有以上理由，早应吸收为普通话词语了。
反观“姥姥”一词，却更像方言，也就北方某些地方的人用得多，而且不限于“外祖母”的含义。相反，“外婆”的含义北方人也很明确，并无岐义，正式的书面称呼也叫“外祖母”！
飞天之眼
金铃铃2
姥姥叫起来更为亲切。外婆、外公这样的称呼自我感觉有点不太得劲。这个“外”字让人感觉不太舒服。虽然我没有女儿，也不会有人叫我外公。我觉得爷爷和老爷、奶奶和姥姥这样称呼更好一些，不见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