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刁大明
将近17个月之前，刚刚上台一周的特朗普政府就通过行政令方式绕开国会立法抛出了针对七个穆斯林国家的所谓“限入令”，随即在美国国内乃至全世界引发轩然大波。而今，经过多轮各层次的司法拉锯战，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票支持、4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最终支持了特朗普政府已经修正的“限入令”版本。
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观察，对于特朗普“限入令”的支持应该是一种必然，并不在意料之外。
众所周知，按照目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的政治光谱计算，特朗普及其共和党保守派阵营显然占据优势地位。在这次判决中，5比4的分歧性就足以体现这一点。试想，如果在保守派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去世之后，奥巴马提名的自由派人选可以快速补位的话，如今的罗伯茨法庭势必将由五位自由派法官掌舵，其风向将大不相同。
而也正是因为补位的机会最终由于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参议院的杯葛而落入了特朗普手中，于是，足够继承斯卡利亚衣钵的尼尔·戈萨奇成为第九人。保守派不但得以稳住阵脚，而且戈萨奇与所谓“骑墙派”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的师徒之谊也正在发挥吸引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所谓“长臂管辖”成为美国司法系统的一种时髦之时，“限入令”的被洗白无疑是美国司法政治化、党争化的又一件杰作。而也正是在这种压力下，85岁高龄的自由派大法官鲁斯·贝德·金斯伯格虽然久病缠身，但仍要苦苦支撑，避免将下一个“换人名额”再交到特朗普手中。
然而，就在“限入令”获得背书的第二天，“骑墙派”大法官肯尼迪再次以实际行动为保守派阵营送上“大礼”：他将于今年7月底正式退休。这就意味着，特朗普将有权再次补位联邦最高法院，从而彻底固化目前九人中保守派以5比4占据优势的失衡状态。而更为严峻的是，这种重构的倾向性影响将由于大法官的常任制而蔓延数十年，进而类似“限入令”的判决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的开始。
从“限入令”的实施与调整来观察，特朗普政府不断推进政策聚焦的趋势也比较明显。在签署最初的“限入令”版本时，虽然副总统彭斯和防长马蒂斯的陪同签署，凸显了其对国家安全乃至反恐的考量，但由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等公开平台上对穆斯林群体的公然挑衅，导致了“限入令”一开始就被自由派打上了族裔与宗教歧视的负面烙印。联邦司法系统的地方法院也以相关理由，判决过“限入令”违反美国联邦宪法。
也正是处于这种舆论压力，特朗普政府两度调整了“限入令”的具体内容。最为明显的调整在于，在第一个版本的基础上减少了苏丹和伊拉克两个穆斯林国家，其后又将朝鲜和委内瑞拉列入，从而将“限入”聚焦于对外政策的所谓“需要”，粉饰了对美国国内族裔矛盾火上浇油的负面后果。这种捆绑“国家安全”的做法很快实现了积极效果，比如，去年12月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在最终裁决之前执行“限入令”，不希望司法拖累关乎安全利益的政策。
无论以各种政策阐释的面目出现，如今的“限入令”虽然得以大行其道，但因其产生或借题发挥的各种争议却丝毫不会平息。依照各路民调的结果，美国普通民众从一开始对“限入令”存在着极度对峙的看法，支持与反对的声音势均力敌，互有消长，且与特朗普所得到的民意支持分布具有高度吻合的相关性。
换言之，支持或者反对“限入令”，本质上是关于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外部威胁”、如何调整移民政策、如何理顺国内族裔复杂关系的路径选择上的巨大分歧。显然，对于这些左右国家前途的重大议题，极端分化的“限入令”绝非答案，而真正急需的共识却在当今美国成为了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
□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閱讀更多 新京報評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