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出土的中国古代玉器
郑和下西洋的财政支出，实际包括三大方面：给予西洋番国的各种赏赐，人力成本与造船成本。据粗略统计，永乐年间的新建、改建海船计有二千艘，每只宝船造价约在五、六千银两。人力成本同样惊人，仅永乐九年六月，明成祖即一次赏赐下西洋官兵钞“凡二十万锭”并彩币等，这还不包括下西洋伤亡人员的抚恤，而明初国库岁支，每年不足三百万两。
财力不支，对下西洋的影响最为直接，但又是表象的。西方哥伦布、达·伽玛、麦哲伦的大航海，恰恰就是缺钱，并且缺钱反而成为西方走向大海的动力，这又是为什么呢?
中西方在走向海洋上的差异，其实在于“制度”，反对下西洋的夏原吉、刘大夏们，嘴上强调的是“钱”，心里惦记的少不了一个“权”字。
皇明祖訓
明朝是一个政治制度极为特殊的王朝，《皇明祖训》：“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淩迟，全家处死。”
朱元说得没错，从秦朝开始中国就出现了丞相。皇帝与丞相是个什么关系呢?通俗地讲，就如同“董事长”与“总经理”。废除丞相，意味着皇帝要“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这样的全才，事实上是基本找不到的。
明朝的皇帝一天有三次朝，即早朝、午朝、晚朝。上完朝不等于是下班，还有更多的事在那里堆着呢！据统计，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中内外诸司送到皇宫的奏章便有 1160件，汇报的事情3291件。平均一天看150道奏章，处理400多件重大事务，这个皇帝只有朱元璋能胜任，因为人家不仅脑子聪明，从小练的就是体力活，随便喝口白菜汤，照样拎刀上马向前进。深宫里长大的后代，经不起这般折腾。
郑和下西洋
明朝的下西洋活动，始终是太监主导的。明眼肯定看出来了：作为“外相”领导下的文臣，如果不反对郑和下西洋，那心胸也太开阔了！
在永乐朝的文臣队伍中，袁忠彻是个特殊的文官。袁忠彻与郑和都是明成祖的心腹，也是郑和下西洋的积极支持者。但是，袁忠彻同样又是郑和下西洋的坚决反对者。
袁忠彻喜欢装神弄鬼，又不失为一个正直官员。《明史·袁忠彻传》载：有阵子明成祖爱上了吃“仙药”，脾气吃得不同凡响。袁忠彻入宫奉侍时规劝明成祖：“这仙药是假冒伪劣药品，好人都会吃生病的。” 明成祖一听就来脾气了：“不吃仙药，难道吃凡药？！”听皇帝这么说，袁忠彻难过得掉下了眼泪，旁边的两个宦官直接哭了起来。
让人围在身边哭，分明就是办丧事的情景，明成祖不好意思揍袁忠彻，让人把两个宦官拖出去狠揍了一通。
利用与皇帝的这种特殊关系，袁忠彻当面向明成祖“谏取宝之非”。从支持到反对，袁忠彻并无一己之私，更不是与郑和的关系闹崩了，而是鉴于朝廷“库藏为虚”，还是一个“钱”的问题。
明朝珠宝
朝廷缺钱与制度能有什么关系 ?《皇明祖训》对皇室成员封爵，规定了明确的“职制”，凡是太祖的后裔，都有优厚的待遇。明太祖虽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财富是按算术级数增长，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理论则非常陌生。太祖自己生了20多个儿子，那时整个宗室人口也仅58人。到万历二十三年再看，坏了——载于玉牒的宗室人口，已是157000多。
王世贞《皇明盛事》载：有个庆成王，儿子就生了100个。按照《皇明祖训》的规定，庆成王这100个儿子，长子要世袭为王，剩下99 个全得封镇国将军。一个镇国将军，年俸1000石，国库中一年十几万石粮食就没了。嘉靖三十一年，全国税粮2285万石，各王府岁禄853万石，占了37%，超过全体公务员的工资总和；嘉靖四十一年，山西各粮仓存粮152万石，全部付给该省的皇亲，还欠61万石！这种制度的死结，除了改朝换代，没有其他解决办法。
当然，朝廷可以发展经济，增加国库收入，解决这种制度形成的刚性支出难题。但是，这又与封建根本制度形成冲突。
明朝珠宝
自两汉以来，“重本抑末” 亦即“重农抑商” 保护自然经济的政策，二千多年里为历代因袭。宣德帝朱瞻基曾看到农民种地很辛苦，劝其经商，挣钱多，活也轻松。这种态度，在封建帝王中是最为开明的。
但是，这只是宣德帝朱瞻基一时的意向，普通农民若真的去经商，那是相当困难的。明朝立国之初，太祖即即强调“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力田亩”。《大明会典》：“凡军民人等，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
围绕“厚本抑末”的国策，一系列的制度应运而生。“户籍乡贯”制度规定：平民分为民籍、军籍、匠籍等，民籍户口属于户部、布政司、府、县这条线管理，军籍户口属于兵部、都司、卫所这条线管理，匠籍属于工部直接管理。平民的政治地位谈不上等级，择业则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身份变不了，居住地同样不能随心所欲。明朝建立了一套完备的户籍管理制度，核心内容即为“里甲制”，规定每110 户为一里（城中称坊，近城称厢），其中选富户10户为里长，其余100户分为十甲，每甲选出一户为甲首。里长、甲首皆轮流担任，十年轮换一次，主要负责管束所属人户，督促生产、调解纠纷，以及编造黄册等事宜。
明朝珠宝
《大明会典》中的“文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将人口严格绑定于土地或居住地，百姓外出还要持有官方发给的“路引”，凡去百里之外而无官府发放的路引者，均可擒拿送官，告发、擒拿者有赏，纵容者问罪。凡行医卖卜之人，只能在本乡活动，否则治罪。农民只允许在一里地范围内活动，出入作息，家里有几口人，都从事什么职业，邻里间必须互相知晓。
出门都这么难，还怎么做生意呢?但这些死办法，在流民遍野、田园荒芜的建国之初，显然是必要的，也是有特效的。制度不能与时俱进，社会只能死水微澜。而制度的改革，明显又是一把双刃剑：中国封建社会得以延续二千余年，得要原因就是力奉“重本抑末”的自然经济保护；打破这种自然经济，意味着对封建基础的根本性颠覆。孰轻孰重，帝王的眼睛是歹毒的。
恩格斯在《论封建制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兴起》中深刻地论述到：“航海事业是一种毫无疑义的资产阶级的企业，这种企业的反封建的特性，也在一切现代舰队上打上了烙印。”封建制度的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航海事业与海外贸易，亦即与商品经济可谓孪生兄弟。航海事业的发展，带来的即是商品经济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又以封建制度的灾难性后果为代价，没有一个封建统治者愿意看到这种后果。郑和下西洋终结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在这里。
哥伦布
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达·伽马的大航海，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同样作出了深入的分析。比较的结果，斯塔夫里阿诺斯同样归于制度，“牟利的欲望”退于次位。
《全球通史》曰：“明朝14至1433年间的七次远航，都是在一个名叫郑和的宦官的指挥下进行的。这些探险险的规模和成就之大令人吃惊……然而，中国这些伟大的远航探险到1433年却由于皇帝的命令而被突然停止。停止的原因正如开始的原因那样，至今仍是个谜。但是，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欧洲这种停止完全是无法想像的。中国的皇帝能够并的确发布过一道道对整个国家有约束力的命令；相比之下欧洲则绝无这样的皇帝，这里只有一些互相对抗的民族君主国，它们在海外冒险事业方面互相竞争，而且没有任何帝国权威阻止它们这样做。西北欧的商人也与中国的商人完全不同，他们有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这保证了任何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的法令都是不可能实施的。”
抬望眼，空悲切，轰轰烈烈的郑和下西洋就这样归于宿命。没有制度上的根本突破，任何举措都是挣扎。
达·伽马
閱讀更多 閒情偶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