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政治改革，其改革的成功对国家的强大有决定性作用，那些了不起的改革家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创造了一个个政治奇迹，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不容撼动。我们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政治改革成功的将自己的国家变革强大？又有哪些变革失败成为历史遗憾？
一、夏启家天下：禹死后，按惯例应当由益来继承王位，可是禹的儿子启不同意。 他认为父亲死了，权力应当传给儿子，所以夏王的位子应当由他来继禹在位的时候，启就已经有很大的权力了。于是他用武力把益赶自己做了夏朝的第二代国王，世袭制由此开始。世袭制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事实上，在农耕社会，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农耕经验等的传承大多是靠家庭教育，而世袭制则有效得把上一个统治者的东西有效的传接到下一代。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当时主要的奴隶来源是战俘，而不是自己的人民（平民），世袭制度并没有构成对自己人的大规模剥削。当然在后世，世袭制度有了很多弊端，那时任何制度都避免不了的。所谓家天下反动，至少在当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谬论。所以启开创的夏朝，至少在这一点上是伟大的。
二、盘庚迁殷：商朝早期，数次迁都，一直找不到一个稳定的居住地。盘庚最终改变了这一切。使得商人找到了一个稳定的城市去发展他们的经济，文化，宗教，文字。商朝的势力也得到了拓展：开始出现在了整个黄河流域，甚至北去燕山，南至长江都有商王朝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打击旧贵族的作用，反正迁到新地方了，大家都是白手起家，想起来代价也不大，改变你的经济状况，但不改变你的政治地位。
三、汤武革命：汤是商朝的建立者，之所以把他放在盘庚后面是因为历史上把商汤和周武王常常放到一起，对他们灭夏，灭商的举动合称汤武革命，而周武王成为改革主角。周朝建立了分封制，我们知道，到后来他成了国家分裂的主要原因，但我们得和商朝比较，才可以知道分封制的伟大：商朝是什么制度呢？严格地讲商代什么制度都没有，他本身是一个城邦制国家，也就是殷周围地土地是他的，他和其他诸侯地关系是盟主，一个很多城邦地盟主。周朝不同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诸侯勤王是义务，而不能放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可以说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除了制度，还有文化，商朝灭亡了，周朝在思考，商朝是一个神权国家，发明甲骨文的目的是占卜。商王有事就去问巫卜，巫卜就去和神仙聊天——烧龟甲。而周灭商则打破了神仙地神话，到底是什么能让神仙不保佑商朝了呢？思来想去，就开始研究出来一个“德政”。
四、太公治齐，太公者，姜尚也，俗称姜太公。太公分封到齐国，下海打渔，海边晒盐，植养桑蚕，沟通工商，开创了中国历史第一次重视商业文明地改革。要知道，周王朝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太公地突破不可谓不大。而且只有姜太公这样有威望地人才敢这样做。
五、管仲改革，又称管仲变法，指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的改革。管仲在任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重视商业。其结果使齐国强盛，齐桓公确立霸业。
六、李悝变法，李悝变法是指战国时期魏国的魏文侯当政时，任用李悝为相，进行变法改革。李悝在政治上主张废止世袭贵族特权，选贤任能，赏罚严明。经济上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极大地促进了魏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使魏国因此而富强。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之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当时便对其他各国震动很大，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变法，为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铺平了道路。后来著名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等，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
七、吴起变法，吴起变法，指公元前386年—前381年，楚悼王当政时，任命吴起为令尹，对楚国政治、法律、军事等实行改革的变法运动。经过变法，楚国国力逐渐强盛，在公元前381年，联合赵国大败魏国。但楚悼王去世后，吴起变法遭到楚国旧贵族的强烈反对，以失败告终。
八、申不害变法，申不害变法是战国时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在韩国境内的一个改革。申不害除了与其他法家人物一样讲法治外，主要强调君主的统治之“术”，即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他认为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们是否名副其实，工作是否称职，言行是否一致，对君主是否忠诚，再根据了解到的情况进行提拔和清除。“术”的提出，对于当时建立官吏的任免考课制度，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变法使韩国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
九、商鞅变法，战国时期秦国的秦孝公即位以后，决心图强改革，便下令招贤。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实行统一度量和建立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为左庶长，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的变法。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封建国家。
十、胡服骑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被历代史学家传为佳话。特别是赵武灵王以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在中原王朝把少数民族看作“异类”的政治背景下，在一片“攘夷”的声浪中，力排众议，冲破守旧势力的阻挠，坚决实行向夷狄学习的国策，表现了作为古代社会改革家的魄力和胆识。胡服骑射变革后的赵国军事力量强大，成为战国时期强国。
十一、秦始皇统一，这个可以认为是商鞅变法地深化和普及化，但是具有商鞅变法不具有地其它性质。秦始皇创立了一整套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最高统治者称皇帝，至高无上，总揽全国一切军政大权，中央政府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在地方推行郡县制，它一方面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对人民的统治，这种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我个沿袭了两千多年，影响十分深远；秦朝统一货币的样式以后为历代所沿用；统一的文字被历代人们加以修改和简化后长期沿用；统一的度量衡制度，虽然后世在各种单位量值上有变化，但是基本的计量单位名称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修筑的万里长城成为历代中原王朝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重要屏障，但同时也阻碍了长城南北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千古一帝名不虚传啊！
十二、晁错削藩，晁错在汉文帝时，任太常掌故，后历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任为内史，后迁至御史大夫。晁错发展了“重农抑商”政策，主张纳粟受爵，增加农业生产，振兴经济；在抵御匈奴侵边问题上，提出“移民实边”的战略思想，建议募民充实边塞，积极备御匈奴攻掠；政治上，进言削藩，剥夺诸侯王的政治特权以巩固中央集权，损害了诸侯利益，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诸侯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景帝听从袁盎之计，腰斩晁错于东市。
十三、汉武帝改革，把国家指导思想换为儒学，彻底确立中国式封建制度。由于对匈奴地战争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都很大，国库消耗得很快。武帝发起了财政改革：盐铁酒,尽归官营；增设算缗,征收商税；改革币制,禁止私铸；实行均输,平准政策。这些政策对整个封建时代都有十分大地影响，武帝改革成果之一地五铢币一直沿用到唐朝才被所谓通宝替代，我们说汉武帝雄才大略，不仅是因为他打跑了匈奴，平定了西南，东南，朝鲜西域，而且也因为他的这些改革政策。盐铁会议后，国家相应地做出了一些政策调整。原先地政策和后来地调整后来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思想地主流。
十四、王莽改制，又称王莽新政，是新朝皇帝王莽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措施的“托古改制”。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王莽开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作皇帝的先河。 王莽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耕地重新分配，又废止奴隶制度，建立五均赊贷（贷款制度）、六筦政策，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剥削，增加国库收入。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不停恢复到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但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政策多迂通不合实情处，百姓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导致新朝的灭亡。
十五、北魏孝文帝改革，主要是汉化和迁都，带动少数民族，原来少数民族是掠夺式的，后来效仿汉族，官员实行俸禄制，有效地保护了农业生产。促进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十六、隋朝科举制，这个改革可不容小视，不仅仅是国家取士制度地变化，更是代表新兴地庶族地主地兴起。随之南朝地灭亡，象王谢这样地士家大族也就开始渐渐淡出历史舞台，科举制不问出生，使得庶族地主也有了参政的权利，尽管后来有时也被利用，但总体而言，科举制度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错更多处在八股文，而不是制度本身。科举制使国家对人才的选拔有了跨越式的进展。
十七、三省六部制，隋文帝即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综合前代各种制度，确立了三省六部制。 隋文帝时期的三省六部制，在中央设置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内史省是决策机构，长官叫内史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长官叫纳言；尚书省是执行机构，处理全国行政事务，长官叫尚书令，副长官叫左、右仆射。尚书省下设史、礼、兵、都官（后改为刑）、度支（后改为民）、工六部，各部长官为尚书，副长官为传郎。三省的长官等于秦汉的宰相。把宰相之职一分为三，避免了权臣专权，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
十八、唐朝改革，武则天后期到唐玄宗时期的府兵制渐废，取代的是募兵制。 还有唐德宗李适时期由杨炎主持的“两税法”。除此之外，基本制度差不多都是沿用隋朝，或者在隋朝基础上稍作修正。
十九、后周周世宗改革，五代十国固然是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和扩大，但同时也是中国走向统一的过渡时期。各地人民反对分立割据带来的制度不一，关卡林立，禁令繁多，商税苛重等种种灾难；又由于契丹贵族的掠夺，人民要求统一，以便集中力量进行抵御。到了五代后期，统一的趋势已日益明显。周世宗继位后，在经济、政治各方面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为统一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十、庆历新政，庆历新政为中国北宋仁宗庆历（1041年—1048年）年间进行的改革。宋仁宗时期，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富弼、韩琦、杜衍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范仲淹向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仁宗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诏中书、枢密院同选诸路转运使和提点刑狱；规定官员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以其政绩好坏分别升降。更荫补法，规定除长子外，其余子孙须年满15岁、弟侄年满20岁才得恩荫，而恩荫出身必须经过一定的考试，才得补官。又规定地方官职田之数。庆历四年（1044年），更定科举法。另外，还颁布减徭役、废并县、减役人等诏令。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阻挠。次年（1045年）初，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新政彻底失败。这次改革虽然失败，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拉开了序幕。
二十一、王安石变法，北宋神宗时期，国家内忧外患。内部，政府机构重叠，官僚甚行，许多官员上班都无事可做，于是就写诗作赋。大大增加了财政负担。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外部，北方的契丹族和党项族不断入侵，军费开支增长。面对如此积贫积弱的局面，宋神宗决心改革以求改变。王安石在政治、经济、军事、人才选拔等领域作了一些列革新，一是机构改革；二是税赋改革；三是兴修水利；四是军队改革；五是科举改革。王安石的变法对于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得以缓解。但改革最终失败，其原因主要有：用人不当，出现了一些危害百姓的现象;新法在一定程度上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宋神宗后期的动摇和去世，改革失去了重要的支持力量。
二十二、张居正变法，张居正，原名张白圭，明代万历年间，内阁首辅。明朝中期，贵族势力强大，对土地巧取豪夺。大量失地农民对社会极巨不满。加上当时皇帝年幼，无法治理朝政，社会矛盾激化。内阁首辅张居正施行了一些列改革以增强国力，缓解矛盾，从而维护明朝统治地位。张居正最为人熟悉的改革是“一条鞭法”这对经济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另外张居正大胆起用戚继光，在军事上捍卫了统治地位。从维持明王朝的长远统治出发，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二十三、雍正改革，雍正主要弄了个养廉银子——清朝的腐败主要责任在乾隆卖官鬻爵，不在养廉银子这里。还有改土归流，就是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司废掉，改用朝廷的流官，还有一个就是取消人头税，封建时代老百姓身上地负担主要是人头税，田赋，徭役。人头税取消，农民也就不再顾忌生孩子多了多交钱，于是从雍正开始，我国人口剧增。这在世界国力竞争中是有优势的。而且未来世界大同，我国血统也可以占了很大一部分。至于田赋，就是农业税，是前几年取消的。
二十四、洋务运动，可惜只是在技术上学习西方，没有在制度方面端正态度，有成果，更多的是苦涩。
二十五、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而发起，维新思想宣传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促进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变法沼书的颁布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但是由于缺乏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勇气，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脱离了人民群众，在封建顽固势力镇压下失败。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封建专制统治和自然经济强大，维新派没有在人民支持下推翻封建专制而获得政治统治权，变法诏书中没有涉及议会宪法等维新派政治主张，外部列强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相反在加紧侵略中国，都是中国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二十六、辛亥革命：一声炮响，革除帝制。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就在这里。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结束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
二十七、解放初改革，解放初期土改，社改都是我们党领导的。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做的这些事情非常好。给农民土地，给工人实惠，这事本身大大的打击了封建土地制度，宗法制度，改革之后，大家都是一穷二白，谁也不差谁，要发展大家一起努力，新制度的建立给了大家平等的机会和权利。
二十八、改革开放，新中国建立后，受苏联高度集中政治经济体制和“左”烦思潮的影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体制弊端显现；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思想解放和确立工作重心转移、改革开放决策，为中国当代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四十年来的改革，使中国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有了蓬勃发展，国际地位提高，国富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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