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5年19期
作者｜李海文
1981年10月，罗章龙在北京寓所。图/作者提供
罗章龙青年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从建党开始一直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在四大、五大、六大上又当选为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他因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反对王明，被开除出党，后组建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被称为“第二中央”），此为中共历史上两次“另立中央”事件之一（另一次为1935年张国焘的“另立中央”）。
作为历史事件的重要当事人，现在出版早期文稿，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文集中保存了大量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史料，也是党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本来我作为晚辈是没有资格为这本书作序的，但罗平海说了解罗章龙的人已经不多了，非要我承担不可。
盛情难却。放下电话，我不禁想起与罗章龙晚年十多年的交往，心潮起伏。
李维汉召集的三老座谈会
我第一次见到罗章龙是1978年8月，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召开的党史座谈会上。座谈会是由李维汉倡议召开的。
这三人，均为中共早期的风云人物。他们都是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的成员。易礼容是中共五大的中央委员，在湖南是与农民大王郭亮齐名的工人运动领袖。罗章龙更是大名鼎鼎。看过《西行漫记》的人都知道，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说，1915年他在报纸上以“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字共有28笔画）为名，登了一则广告寻友，得到回答的一共三个半人，其中一个即是罗章龙。这年毛泽东22岁，罗章龙不满19岁。
中央党校接到通知，派人去参加这次座谈会。我当时刚到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工作不久，因党校远在颐和园以北，而我的家在城内，交通比较方便，由此获得了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参加会的除我之外，还有来自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的史学工作者。中国革命博物馆来的人最多，有夏燕月等人。方铭、陈楚平等几个老同志自愿组织了一个收集、研究周恩来资料的小组，挂靠在中国近代史所下面，他们也参加过座谈会。
座谈会大约一周或半月一次，时间不固定，视这三位耄耋老人的身体情况而定。李维汉个子最高，步履蹒跚，讲得最多。易礼容胖胖的，动作敏捷，他的语言激烈，态度鲜明，臧否人物毫不客气。与他俩相比，罗章龙（当时名为罗仲言）又矮又瘦，性情平和，很少讲话。他说他在湖北已写了回忆录，在会上就不多讲了。
我参加座谈会，如久旱逢甘雨，拼命地记录，散会后也追着这几位历史老人请教。参加了几次会后，渐渐同他们熟了。
由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地下，保密工作慎之又慎，后人对许多史实都不甚清楚。如八七会议是在九江召开，还是在武汉召开？长期模糊不清。一直到1979年，曾参加这次会议的李维汉到武汉找到八七会议的旧址，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天在座谈会上，我从一位参会者那里看到了一份采访记录。这份记录说：在1月27日（注：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凤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的决议案》）前，周恩来找王克全、罗章龙谈话。王克全大喊大叫，罗章龙一声不响。周恩来很生气，批评王克全这样大喊大叫，完全不顾环境的险恶，会把敌人引来。这位参会者告诉我，罗章龙承认有这件事。后来方铭主持撰写《周恩来年谱》时将此事写了进去，时间确定在1月中下旬。
四中全会：一段复杂的历史
我之所以对这段历史特别感兴趣，是因为当时，我正在收集李求实的材料，准备写他的传记，编《李求实文集》。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1931年1月7日召开的，只开了一天。1月17日，罗章龙一派在上海东方饭店举行紧急会议，部署反对王明的斗争。罗章龙本人因事未到会，会议由何孟雄主持。会场被包围，与会者全部被捕。这次会上和随后两天，36位中共党员被捕，其中23位于2月7日牺牲。牺牲者中，包括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人，还有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由于 都是“左联”成员，李求实（即李伟森）和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一起，被人称为“左联五烈士”。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右派并坠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文革前，此文件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
文革中，这次斗争被称为党内的第五次路线斗争。近期出版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写道：“罗章龙等在四中全会后非法成立‘第二中央’‘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第二工会党团’等组织。”
李求实等人被捕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与罗章龙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被捕？从他们被捕到27日罗被开除出党，这10天内，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希望从罗章龙那里找到答案。
一天下午，我如约来到离琉璃厂不远的远东饭店。这是一栋二层的旧建筑，远看很不起眼，走近了，从墙上门楣上的砖雕可以看出昔日的辉煌。见面后，罗章龙先一一询问我的情况，我如实回答。当他知道我的婆婆是李求实的侄女时，十分高兴，说：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
他说，1931年他成立非常委员会，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是认为当时的形势如同大革命失败时的1927年7月一样。
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工作。在座谈会上，党史工作者将之称为五人小组。李维汉说：你们说这是五人小组，我们当时就叫“非常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立后做了三件事：同意举行南昌起义，决定发动秋收起义，召开紧急会议。
后来我参加了《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上册）的编写工作，看了大量档案，如1931年1月1日的全总决议、1月7日的苏维埃准备会议（简称苏准会）决议等文件，采访了刘瑞龙、吴化之（华梓）、张金保、李初梨、丁玲等人。吉林大学教授曹仲彬调查何孟雄的史实，渐渐才知道：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到六届四中全会，这段历史非常复杂，党内斗争激烈的程度一点不亚于文革。再加上敌人的捕杀，斗争更加惨烈，情况变化之快，可以说是瞬息万变。
这天，罗章龙还谈到当年的一些情况，时间过得很快。因我是一个刚进入专业研究队伍的新兵，对他谈的任何问题都感到新奇、兴奋;对他谈的内容似懂非懂，似信非信，不停地提问题。他看着我那急切的样子，笑着说：历史很复杂，不是一次谈话就能明白的。
1978年12月我出差，1979年1月才回来，听说罗章龙已离开北京，回到武汉。座谈会只剩下李维汉一个老同志，地点也由革命博物馆改在李维汉住的西苑附近的半亩园。我一直坚持到他讲完为止。
当选全国政协委员
1979年6月6日，《人民日报》登出罗章龙、贺子珍、王光美等109人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消息。6月15日，五届全国政协开幕。当天，《人民日报》登出罗章龙、贺子珍、丁玲三人的单人照片，引起轰动，大家议论纷纷。
18日，《人民日报》登了报道《新增补的政协委员罗章龙正在撰写回忆录》。文中介绍了罗章龙的简历：1918年，他与毛泽东、蔡和森、肖子昇等成立了新民学会。同年到北京入北京大学学习，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担任过共产主义小组（现在称中共早期组织）北大支部负责人，1923年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领导人之一，1931年后到西北大学任教授，解放后先后在湖南大学、湖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当教授，并写了《计划经济原理》等著作，现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
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信，说他已到北京，住在国务院招待所，约我见面。当晚我赶到宾馆，请传达室工作人员帮我找“罗仲言”。这位工作人员查了半天，说没有这个人。正巧罗章龙打来电话，问我是否到了，我才知道他已经恢复了本名。我急忙推着自行车进去，看见他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微笑着向我招手。
罗章龙一家迁到北京后，住在前门6号楼。他分到了两套面积不大的两居室，他住一套，儿子罗平海住一套。非常巧，我也搬到了前门7号楼，我们成了近邻。从此，我经常去看他，向他请教。
他家进门就是厨房，里面有两间房间，他住大间。家里没什么装饰，陈设十分简单，只有一张大床、一张桌子、两个小沙发和两张茶几，只是守着南方人的习惯，床上有一顶蚊帐。虽是陋室，却有书香味。他经常写字。一次我去的时候，他的床上铺着若干写好的字，让我挑，送了我一幅墨宝。他为人达观、平和，讲话总是面带微笑，不慌不忙，声调不高。常有人来访问他，我就碰到过几次。无论接待的是大人物、外宾还是普通人，他都不卑不亢，不温不火。
由于有共同的话题，我们成了忘年交。他说话柔中带刚，碰到他不同意的地方，常常笑而不答，表现了湖南人的倔犟。我尊敬他，凡他不愿意说的事，从来不勉强问。有一次他到我家来串门，正好研究陈独秀的孙其明也在。我们一起交谈，鼓励他一定要将真实的历史写出来，留给后人。他含笑不语。
罗章龙是小个子，大约只有一米五左右，但身体很好，头脑清晰。90年代的一天，我去看他，问他身体如何，他说，不太好，每天可以到楼下散步两次，每次20分钟。我一直以为他只有八九十岁，不知道这时他已快百岁了。
“花园会议”
罗章龙将打印的回忆录给我看。最后两章分别是：立三路线与六届三中全会、六届四中全会。
四中全会后，共产国际代表、德国人米夫在上海召集反对四中全会的干部开会，罗章龙、李求实和林育南等苏准会、全总、江苏各单位的二三十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在一幢花园楼房中召开，有严密的保卫。米夫并没有讲出多少道理来，只是大讲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党，威胁说，如果不支持四中全会选出的临时中央的领导，就要将他们开除出党。这种批评、威胁于事无补，反而增加了与会者的反感和不满。会议争论了两天，没有任何结果。米夫令保卫人员把住大门，不许与会者外出。这种做法引起了极大愤慨，大家齐心协力夺门而出。这个会议被党史工作者称为“花园会议”。
史学有孤证不用的传统。后来全国总工会书记陈希文交给我一本陈郁（也曾参加“非常委员会”）写的自述手稿，要我抄正。陈郁是海员，1922年参加海员大罢工，六届三中全会补选为中央委员，后调任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主席、党团书记。在四中全会之前，海员工会通过决议（1979年夏我访问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修良，得知决议是她起草的），反对王明上台。在陈郁的手稿中，也提到花园会议，内容和罗章龙讲的完全一样。
后来公开出版的《陈郁自述》中，这一段却被删去了。我认为，不应轻易删改当事人的回忆，才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因而我在写《李求实传》时，写上了这段史实。李求实也参加了这次花园会议，随后被捕，牺牲时只有28岁。可惜该文只是作为《李求实文集》的附录出版，而且到1990年时李求实等烈士已经淡出世人的视线，此书只印了几千册，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
罗章龙先后出版了《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1982年）、回忆录《椿园载记》（1985年）和《椿园诗草》（1988年）等，翻译了《为人类工作——马克思生活记述》（1985年）等著作。每出版新书，他都送给我。我珍藏至今。
他的回忆录《椿园载记》只写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他一直没有谈清，四中全会后他们是如何组织非常委员会的。他并没有兑现“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的诺言。为什么呢？我常常想这个问题。经过几十年的思考，现在我想明白了。因为非常委员会的成员中，不少人后来回到党组织里，有的担任了领导干部。他是为了保护这些人。当然也可能，他不愿意我卷入关于这段历史的争论。
盖棺未定论
我和罗章龙的交往淡如水，平时并不拜年。1995年春节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有一种冲动，给他家打电话拜年，但是没有人接。过了一两个月，我接到罗平海的电话，才知道，罗章龙已于2月3日（除夕）病逝。
放下电话，我难过良久。我不禁想起了他多次念的一首诗：“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高君宇烈士墓碑上的这首言志诗，是当时的青年共产党员常常诵读的，后来也收入了罗章龙编著的《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一书中。每当他念起时，我都觉得他又回到了当年的战斗岁月。
1931年罗章龙被开除出党，却仍然进行革命活动。1933年他被捕入狱，一年后出狱，到河南大学教书。此后，他一直在高校任教，没有参加任何其他党派，而是利用课余回忆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写了30万字的文稿。1947年他回到长沙，在湖南大学任教，重访秋收起义遗址，进行考察。
解放后，1953年院校调整，他到武汉中南财经学院（后扩充为湖北大学）任教，就近探查了大革命时期的武汉政府、中共湖北省委、汉口市委等有关旧址，收集史料。60年代初，他将全稿分订十几册。文革中，文稿、照片、文物等都被抄走，毁于一旦。
1978年，他给中共中央写信，表示愿意在有生之年把亲身经历的党史写出来，留给后人参考，希望中央能在工作上给他一些帮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批给中组部部长胡耀邦，胡耀邦批转湖北省委。
湖北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小组，从5月26日开始，协助罗章龙工作。因为有前面的基础，6月1日，罗章龙即拟出16个问题的提纲。他每天谈两个小时，如数家珍。到8月4日，基本告一段落，形成一个打印稿。1979年到北京后，他继续这项工作。1985年，出版《椿园载记》。但是，他的回忆录一直没能在国内全部出版。
他的后半生，全都用在回忆、研究、撰写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对那段生活的留恋，可见一斑。
1949年湖南解放后，他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恢复党籍的申请，没有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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