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時分的哈瓦那海濱大道
在古巴，遊客很難突破由物價定製的中產階級享受路線，也很難真正接近普通人生活的核心
01
我決定騎車去加勒比海。
在古巴南部小鎮特立尼達待到第四天，這個想法終於大張旗鼓地冒了出來。當時正是早晨，名叫Alex的民宿老闆正在屋子裡做早餐，我在天台上洗衣服，看見屋簷上的野花還滾著清晨的露珠。
特立尼達是在1515年被西班牙畫家Diego Velazquez發現的。因為有大量保護完善的西班牙殖民時代建築，這裡在1988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如今這裡已是古巴南部最負盛名的旅遊勝地，有豐盛的海鮮、地道的古巴音樂、活力四射的薩爾薩舞廳和炫酷的洞窟迪斯科。
我在一個炎熱的午後坐Viazul公司運營的大巴車來到此地，住進了老城中心的Alex家。他家最頂樓幾乎是小鎮的制高點，東邊和北邊是綿延的群山，南邊是花花綠綠、參差不齊的屋頂，向西邊遠眺則是藍色的大海。每到暮色降臨，四周就會蒙上金色的薄紗，那遙遠的海也會變成氤氳著霧氣的、抽象的所在。
四天前我剛住到這家民宿時就認識了這裡的另一個客人，Pat。她來自加拿大，主要工作是和政府組織合作，幫助殘疾人重建生活。她今年57歲，未婚未育，獨身主義，年輕時是一個前衛的嬉皮士；她熱愛拉美國家，最好的朋友來自哥倫比亞和玻利維亞，她到過古巴十幾次，每次都會待一兩個月。以她的話來說，她已經和Alex一家形成了一種“Adopt”（領養）的關係。
因為這種連結，Alex一家要比普通古巴家庭顯得國際化很多，比如他的一個兒子正在墨西哥某電視臺參加一檔素人交友真人秀節目，比如他家廚房有一臺自來水淨化器——古巴很多家庭依然認為喝淨化的水是一件太講究的事情，以至於市場上的大部分礦泉水只有遊客在消費。
哈瓦那老城一家國營餐廳
我這才知道她已在古巴“置業”。古巴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除了在旅遊業及其相關行業上實現了部分私有制，大部分行業處於非市場化狀態。外國人投資房產自然仍是禁區。Pat說，那塊地是幾年前她以Alex的名義買的，花費1.6萬美元。她打算60歲以後就和伴侶移居古巴，與Alex夫婦一起養老。2月的古巴正值最涼爽的季節，Pat想趁這個冬天在後院挖好種芒果樹的洞。
我聽到這樣的邀約，自然欣然應允，趕緊託Alex租來一輛鏈條鬆散的自行車。自行車的支撐腿早已被拆了下來，Alex順手遞給我一根綠色長鎖鏈，意思是我可以將車綁在大樹上。
早上10點，我就和Pat一起出發了。我有一種強烈的預感，這會是極其美妙的一天，會是我更瞭解古巴的一天。
02
不出意料，我們剛離開古城，市井生活就在眼前展開了：肉店鋪剛剛開張，一排排五花肉掛在蒼蠅盤繞的街邊；剃頭匠在室外搭了個椅子，臺階上坐滿了等候的人們；馬車越來越多地出現，它們不是為遊客準備的，而是切切實實用來運輸糧食和蔬菜的。
在古巴，馬車是一種很常見的交通工具
我們穿過鐵軌，向左拐，就來到了通往加勒比海村莊拉博卡的主幹道。那是兩車道的柏油馬路，地勢高低起伏，隨處可見馬路中央凹陷的大窟窿。馬路兩側則是無盡的田野，混在其中的馬匹和牛羊正默默吃草。風吹過時，就連陽光都在隨著草尖擺動。
Pat的村莊就在離特立尼達古城兩公里的地方。她打開院子外生鏽的鐵門，帶我進去。那真是一片寬闊的草地，把她150平方米的屋子都襯托得小巧玲瓏。Pat打開前後窗戶，又帶我去看後院。她之前已勞作幾天，種芒果樹的洞已經初見雛形。院子有條小路通向一片更大的樹林，樹林和邊上的一片小池塘也將在幾年後歸她所有。
Pat喜歡古巴，正如很多加拿大人喜歡古巴一樣。“這裡暖和，物價低廉，加拿大人愛旅行，當然，他們也有錢。”Pat倒了一杯冰水坐在對面，補充道，“我也熱愛這裡的音樂，它們太迷人了。”Pat有很多音樂人朋友，其中有一位就住在哈瓦那。話題一轉，她開始聊起古巴導彈危機的事。
1962年，在美蘇冷戰的大背景下，古巴成為兩大陣營正面對抗的戰場。1959年美國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中程導彈直逼蘇聯時，蘇聯不甘示弱地在古巴部署了導彈。要知道美國佛羅里達州到古巴的最近距離只有150公里，雙方一旦開戰，人類歷史將被徹底改寫。
“我聽父母說，那時候不僅是美國人，加拿大人也都非常害怕，因為離得太近了。大家都罵蘇聯、罵古巴，但我長大以後卻有不一樣的觀點。古巴抵抗美國，只是為了自保而已，兩個國家爭霸權，它們又有什麼區別呢？”在Pat眼中，這一切都不過是因為利益，討論誰好誰壞就像討論左和右一樣沒有意義。她將桌子上的小香蕉一個個剝皮，用飯盒裝好，放到冰箱裡，回到座位上時又鄭重其事地強調說：“我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此刻已過中午，太陽越發明亮，院子裡的雜草間都升騰起了熱氣，我打算起身和Pat告別。她建議我從海邊村莊拉博卡騎車到安康海灘，最後從安康海灘走環線回特立尼達。我聽從了她的建議，立馬就出發。
沿途沒有村莊，只有不時出現的小馬駒放肆地在田野間奔跑。大剌剌的陽光落下來，裸露的皮膚都有輕微的刺痛感。我連上耳機，發現手機彈出來的第一首歌是羅大佑的《戀曲1980》。他滄桑的嗓音唱起“你不屬於我，我也不擁有你，姑娘世上沒有人有佔有的權利”時，我總能想起加西亞·馬爾克斯在《活著是為了講述》中說過的一個段子：波哥大的姑娘總想找加勒比海沿岸的男人結婚，不是因為他們精壯有力，而是因為這樣每天一醒來就能看見大海。
這些聲音混雜著Pat之前說的話，充盈在我的胸口，讓我開始鄭重其事地想：我到底為什麼會來古巴？在舉世聞名的陽光、海灘、音樂以外，古巴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所在？
正當這一連串的問題盤旋在腦海時，我就遇到了這場公路旅行的第二個人。
這是一個頭發花白、肚皮翻滾的老頭兒，我騎車經過拉博卡小村莊時，他正坐在一家快餐店外喝啤酒。陽光太烈，我急需補充水分，就到快餐店喝果汁。服務員是一個粗壯的女生，不會說英語，只好蹬著圓眼睛看我。老頭兒過來給我做翻譯，我們就聊了起來。
“我是美國加利福尼亞人，之前在巴拉圭待過兩年，所以我會西班牙語。”老頭兒解釋完就問我，“你從哪裡來？”
“中國。”我一聽他來自美國，也很好奇，“你為什麼會在古巴？現在美國人不是很難獲得許可單獨來古巴了嗎？”
據我所知，奧巴馬任職美國總統期間一度致力於改善冰封半個世紀的兩國關係。2015年7月20日起美國和古巴正式恢復外交併重開大使館，2016年3月21日，古巴最高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則在哈瓦那革命宮接見了奧巴馬。而在特朗普上臺以後，奧巴馬時期頒佈的多項政策被取消，致使美國公民不再被允許到古巴實體店進行商務合作、美國公民必須通過旅行社組團的形式才能訪問古巴了。
老頭兒聽我這麼問，笑著說：“我是牆畫藝術家，所以可以通過學術訪問的方式過來。但你知道為什麼特朗普要這麼做嗎？”老頭兒的表情一下子就嚴肅起來，以一種不容置疑的口吻說：“因為特朗普為了爭取佛羅里達州古巴流亡者、反對者的選票，允諾了他們制裁古巴的條件。”老頭兒喝了一口啤酒，平復心緒後開始自我介紹：“我叫Eric，目前生活在舊金山，78歲，沒有兄弟姐妹，沒有伴侶，沒有子女，孤身一人。我在拉博卡住了三天了。我不喜歡特立尼達，那裡太吵鬧，而且那裡只是供遊客消費的場所，就像給兒童創造的迪士尼樂園一樣。”
我聽出他剛剛提到特朗普時那股咬牙切齒的勁兒：“所以你是希拉里·克林頓的支持者嗎？”
“當然！我認識的美國人中，沒有一個人投票給了特朗普，天知道他怎麼當上的總統！”對於2016年的那次美國大選，Eric依然耿耿於懷。他像一個無處發洩的老憤青，說起話來斬釘截鐵，一會兒批判墨西哥政府腐敗，一會兒又說美國現在還有種族歧視。
我不知道怎麼接話，只好沉默著喝果汁。這家餐廳和拉博卡的沙灘就隔著一條馬路，藍色的加勒比海就在眼前緩慢晃動。零星的幾個遊客，穿著比基尼大大方方地躺在草棚搭建的遮陽傘下。
Eric指著那個方向說：“你看哪怕是在古巴這個小村子，現在也像小型聯合國呢。那裡有兩個人來自捷克，一個人來自俄羅斯……我來自美國，而你來自中國。”說到這裡時，Eric那會發射連珠炮的舌頭突然絆了蒜，他皺著眉頭，眼睛從下往上看，緩緩地問我：“你看，古巴有太多人就坐在自家門口曬太陽，什麼都不幹，他們為什麼不學你們呢？我聽說中國已經基本實現了手機支付，出門都不用帶現金了，這是真的嗎？”
Eric就像一個充滿好奇心的老小孩，一股腦兒地將這些問題拋給我。等我向他展示完如何使用手機支付，他連用了三個“Genius（天才的）”來表達自己的震驚。
“所有美國人都像你一樣關心古巴的發展嗎？”
“當然不！我只是覺得所有國家都應該致力於消除貧困……”
就這樣過了一個小時，我才向Eric告辭。靠近海邊一棵老樹時，一股頑固又刺鼻的魚腥味衝入了腦門兒，和我所想的問題攪合在了一起：2018年4月以後，勞爾·卡斯特羅將不再擔任古巴最高領導人，那麼他已經在進行中的那些改革會向何處去？
03
一週以前，也就是2月的第一天，我經由墨西哥城轉機降落在哈瓦那何塞·馬蒂國際機場。
何塞·馬蒂是古巴最負盛名的詩人和民族英雄，曾致力於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1895年犧牲在獨立戰爭戰場上時，他年僅42歲。而此時，距離1898年2月15日那個著名的夜晚，也還有3年時間。
1898年2月15日晚上，停泊在哈瓦那港口的美國軍艦“緬因號”突然爆炸，導致164個美國官兵死亡、100人受傷。美國官方認定，這是當時殖民古巴的西班牙人的陰謀。雙方多次斡旋未果，不久就爆發美西戰爭。
當年12月，兩國在巴黎簽訂合約，名義上承認古巴獨立，實際上古巴卻只是從被西班牙殖民變為被美國殖民而已。但大概就從那時候開始，古巴，一個面積僅11萬平方公里的加勒比島國，開始得到全世界的矚目——這種矚目的程度，遠高於它的經濟水平、國土面積或者文化底蘊。這種矚目，既倚賴於20世紀不斷反覆的道路之爭，也倚賴於它輸出了讓年輕人熱血沸騰的革命。切·格瓦拉就是最好的代言人，這位無畏的戰士與菲德爾·卡斯特羅一起率領的游擊隊在1959年1月1日推翻親美的巴蒂斯塔政權，建立革命政府。
之後，菲德爾曾向華盛頓拋出橄欖枝，但就在不久後的1961年，情勢急轉直下。當時，由美國政府支持的古巴流亡者嘗試在古巴西南海岸的豬灣登陸，這讓菲德爾意識到，他必須要找到一個強大的盟友才能抵抗美國的入侵。很快，他宣佈開始社會主義革命，並與美國長期對峙。在冷戰背景和鞏固革命果實的迫切需求下，他根本沒有第三條路可選。
及至1962年，古巴又被導彈危機推向國際政治舞臺。儘管這場危機僅存在13天，但卻暴露了獨立古巴無法自主的窘境。而長期被美國封鎖的一大後果，就是在蘇聯解體之後，古巴迅速陷入經濟衰退。
一位哈瓦那出租車司機曾這樣向我描述上世紀90年代初的場景：“每個街區都是飢餓的人們，商店裡幾乎沒有食物。”我在古巴時，依然可以見到很多蘇聯留下的印記，印象最深刻的是郊區牆體斑駁的蘇聯建築。它們由光禿禿的混凝土構成，通常坐落在城市外圍的荒野之中。
2011年，古巴共產黨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後頒佈《古巴社會經濟政策指導綱要》，開始執行勞爾·卡斯特羅在上世紀90年代就強調的“大豆和大炮一樣重要”的經濟政策；2015年美國與古巴重新建交，2016年英國殿堂級樂隊滾石樂隊進入哈瓦那舉辦免費演唱會；2016年12月，菲德爾·卡斯特羅去世……正如滾石樂隊主唱米克·賈格爾在演出時所說：“多年前在古巴很難聽到我們的音樂，但現在我們正在這裡演出……我知道，時代正在改變。”
黃昏，在哈瓦那老城對岸的卡薩布蘭卡
04
改變的時代自然蘊藏在抽絲剝繭的生活中。
我通過Airbnb預訂了在哈瓦那的第一家民宿，經營者是獨居的中年女人Anna。我原本預訂了接機，但直到出發前一天才被告知：“政府不允許民宿老闆做接機生意，這是一項新的政策。因此現在沒有出租車司機願意冒險了，你需要自己打車過來。”而當我深夜抵達機場、看到無數舉著牌子的接機司機時，我意識到她只是找了個藉口省去自己的麻煩。
Anna是個時髦的中產，穿印花絲綢裙，會用立方體的舊式電腦，甚至在家裡私拉了網線做WIFI。
當然，在古巴有WIFI是不夠的，還得去電信公司排隊買上網卡，1CUC一小時，一次可以買三張。這樣的上網條件要比想象中的好很多了——兩年前出版的英文版《孤獨星球：古巴》中說，古巴只有較好的酒店才有無線網絡，網速很慢且不穩定，價格也要4.5CUC一小時。
Anna提議幫我去買網卡，我自然非常高興，立馬給了她現金。得益於2016年起古巴所有ATM和商戶開始受理銀聯卡，我在機場的ATM上取了一些錢。
古巴1994年開始實行貨幣雙軌制，一種是帶有外匯券性質的古巴可兌換比索（CUC），和美元匯率穩定在1：1，另一種則是古巴比索（CUP），由當地人使用。兩者差距極大，1可兌換比索相當於24古巴比索。大部分遊客只能使用古巴可兌換比索，因此即便古巴普通人生活成本低廉，這也和遊客沒有關係。最簡單的例子便是景點的門票。比如哈瓦那近郊的海明威故居，對外國遊客的收費是5CUC，對本國遊客則只需要5CUP。
這種雙軌制帶來的分裂感，一開始並不強烈，可當我得知在古巴廣受遊客歡迎的龍蝦，其實很難出現在本國人餐桌上時，它才像哈瓦那海濱大道傍晚時分的海浪，一陣一陣地拍打過來。
古巴生產落後，物資匱乏，人均月工資只有25CUC（合180元人民幣）。所謂外國人菜市場，無非就是品種更豐富、品質更好、菜價更昂貴一些。一些有錢的古巴當地人也會來這裡買菜，因為依靠外匯券，你總能在潛藏的黑市上買到不常見的東西。就像任教於哈瓦那大學孔子學院的朋友粟九章所說的：“古巴並不是什麼都買不到。恰恰相反，你可以買到任何東西，只是需要錢和渠道。”
日用品商店門口，永遠有很多人在烈日下排隊，哪怕裡面清潔明亮、顧客寥寥，外面也始終有虔誠的隊伍，裡面也始終有傲慢的工作人員。在超市的貨櫃上，同一品牌同一系列的果汁，就像完全一致的列兵站立在玻璃貨櫃上。有時候，哪怕是去比較高檔的餐廳吃飯，都會遭遇食材缺乏的情況。“對不起，最近我們都沒有雞蛋。”服務員會這樣無辜地告訴你。
在古巴時，我也曾試圖聯繫一位古巴革命時的游擊戰士。他是菲德爾、切以外的另一位大將西恩富戈斯的直屬部下，1957年起就開始參與革命。後來獨立之後，他並未在軍中擔任官職，而是回到老家，日子與以前並無二致。我想和他聊一聊那場久遠的革命，也聊聊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這兩大革命遺產和其他問題。遺憾的是，就在準備出發時，我收到了老人兒子的信息，他最後為父親婉拒了採訪：“他年紀已經很大了，就不要再談了吧！”
05
“我是菲德爾，但我不是卡斯特羅，我是Matinez。”一見面，眼前這個穿粉色襯衫的35歲青年就笑著調侃自己說。他是孔子學院老師粟九章的朋友，除了母語西班牙語，還會說流利的英語和簡單的中文。得知我對古巴的年輕人感興趣，他表示願意和我聊聊。我們約了下午3點在哈瓦那最著名的自由酒店見面。
在古巴，本國電話卡不對外國遊客開放，也因沒有網絡，見面只能約在地標建築附近。哈瓦那自由酒店曾因歷史而聞名：1959年1月，古巴革命剛剛成功時，菲德爾·卡斯特羅曾在此地辦公。直至今日，酒店大廳都還保留著當時遺下的照片：筋疲力盡的起義軍扛著槍，橫七豎八地躺在地板上。
“那個菲德爾是一個偉人，他帶領我們走向了獨立，但我更喜歡他的弟弟勞爾·卡斯特羅。”Matinez為自己剛剛的玩笑解釋道，“因為他更懂經濟政策，也讓古巴的環境變得更鬆弛。十多年前，我們怎麼會想到自己能坐在這座酒店大廳的咖啡館呢？”
Matinez現在的職業是出租車司機。更確切一點，他是開老爺車帶遊客玩的司機。在古巴，賺錢的最好方式就是和遊客打交道，而坐老爺車又是每一個古巴攻略中都會推薦的項目。
古巴老爺車
1961年以後，古巴遭到美國長期封鎖，古巴人必須重複使用上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生產的福特、雪佛蘭、奧斯莫比才能滿足運輸需求。半個多世紀過去，這反倒給遊客們帶來了一種穿越感。坐在80年前的老爺車裡，穿梭在西班牙殖民風格的街道或者加勒比海旁一望無垠的田野時，就像置身於電影膠片中一樣美妙。我在哈瓦那議會大廈前的公園和革命廣場上，都見過很多顏色豔麗的老爺車。普遍的觀察是，歐洲面孔喜歡把音量調到最大，然後去海濱大道撒野，亞洲面孔則喜歡靠在車子上拍照。
Matinez 2013年開始做司機，現在每天的收入是15到20CUC。老爺車並非他所有，需要和另外一位司機輪流開車，因此每月的收入穩定在300CUC上下。
“重要的不是這個，而是剛開始開車時，一個大方的英國客人給了我50CUC的小費！這一下子刺激了我，讓我更有動力工作了！”Matinez興奮地說。
在我們兩個小時的聊天中，“Motivation（動力）”是Matinez提到最多的一個詞。談到他為什麼高中畢業沒有讀大學，而去做廚師時，他說：“做廚師賺得更多，我沒有動力讀書了。”後來做了三年廚師，Matinez覺得沒有前途，又去哈瓦那信息技術大學學通信工程，結果兩年多以後他又放棄了學業。“我又沒有動力了。”Matinez聳聳肩，無奈地說。
Matinez代表那種最想發財致富的古巴人，他們期待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期待越來越發達的旅遊業。這和我前一天晚上在另一家酒店見到的女孩Lisa十分不同。
Lisa今年25歲，畢業於哈瓦那大學心理學系，目前在一家機構做血液病人的心理輔導。儘管學業優秀、工作體面，Lisa的收入卻很低。
“每個月800CUP（合人民幣220元）。”Lisa有點羞澀地說，“所以每個月都還得靠父母的支持。”她有著蓬鬆而捲曲的頭髮，戴一副眼鏡，說起話來像一個認真的教授。她是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忠實擁戴者，連手機屏保都是他在革命時期穿的軍裝照。
“就因為做出租車司機或者做導遊，人們可以賺更多的錢，所以現在都沒人願意讀書了。我的大學同學，一半都沒有完成學業。人們都奔著錢去了，這讓我很痛心，也很擔心古巴的未來。”Lisa說她對中文感興趣，就開始學中文，結果身邊就有人質問她：“你是想嫁到中國去嗎？”Lisa很生氣，覺得受到了侮辱：“我就不能為了開心學語言嗎？”
Matinez也在學中文，但他的理由完全不同。“以後會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來古巴旅遊，我就會有更多機會……”Matinez自顧自地往下說道。他像一個縱橫捭闔的策劃師，滔滔不絕地敘述著他對古巴未來的構想，“我認為古巴首先需要穩定，然後慢慢地發展。”
我問他：“有人說現在大家都只認錢，不學習了，這是不對的。你怎麼看呢？”
Matinez想了一會兒：“我管不了那麼多。我只是覺得古巴以後會越來越好。賺錢也不是錯，重要的是我們要有生活得更好的動力。”說完，Matinez不忘獻寶，給我秀了一段他帶中國客人遊玩時的常用介紹：“這裡是古巴革命廣場，我們現在看到的左邊是切·格瓦拉的頭像，右邊是西恩富戈斯的頭像，身後則是何塞·馬蒂的雕塑……”
我聽著他流暢但稚拙的中文，突然想起前幾天走在革命廣場時那種奇異的分裂感，好像一隻腳踩在現實裡，一隻腳又踩在虛空裡。
那天天氣陰沉，雲層壓在廣場上，遊客依然絡繹不絕，對著來往的老爺車直按快門。因為貨幣的雙軌制，因為遊客與古巴普通民眾的區隔，我甚至懷疑這場旅途都是假的。就像我吃了無數頓的龍蝦，相對於古巴最具體的現實而言，它就是奉承的、是為遊客定製的。遊客很難突破由物價定製的中產階級享受路線，也很難真正接近古巴生活的核心。就像很多天前我在古巴北部巴拉德羅的見聞。
作為著名旅遊城市，巴拉德羅有綿延20公里的白色沙灘。很多來度假的外國人，會直接從機場包車來到這裡，一頭扎進裝修高檔的豪華酒店。我從巴士站出來找民宿，發現每一家都傲慢而昂貴。這裡所謂的酒店區和普通民宿完全區隔開，沒錢的在這頭，有錢的在那頭，看似享受的是同一片陽光和大海，其實並沒有交集。
按照粟九章的說法，現在在古巴的中國留學生中，有80%是因為家裡在這邊有生意，或者自己想開拓美洲市場。
粟九章和孔子學院的合約今年夏天就到期了。他正面臨一個選擇，是留在古巴找機會還是去更遙遠的南美。目前巴西、阿根廷、厄瓜多爾早已被很多做外貿生意的中國人開發殆盡，烏拉圭、委內瑞拉又政局動盪。在粟九章們眼中，玻利維亞才是下一個潛力之地。
那天我告別粟九章，走在哈瓦那僻靜的街道上時，只看到掛在老牆邊的路燈散發著黃色的光。我想起1966年，切·格瓦拉從非洲剛果回到古巴後的下一站，也是玻利維亞。
特立尼達附近小鎮上，兩個在舊鐵軌上釣魚的少年
06
在特立尼達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和Pat去一家餐廳吃甜品。
餐廳坐落在有300年曆史的小型博物館裡，大廳陳列著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傢俱、鏡子、器皿。院子裡微風浮動，燭光在綠色的植物間搖曳。
據說這家餐廳是特立尼達演奏古巴傳統音樂最好的地方。當如泣如訴的大提琴聲響起，身邊的一切就好像穿過風雲詭譎的20世紀，回到了西班牙殖民的時代。
Pat在餐廳遇到了一位音樂家朋友。他是一箇中年人，穿白襯衫黑西褲，梳光溜溜的大背頭。他是餐廳的小提琴手，已經在這裡工作20年。他給Pat唱了一首西班牙語歌，嗓音沒有滴水不漏的醇厚，也沒有錯落有致的輕盈，可那蜿蜒的訴說裡，又分明有敘事詩一般的力量。結束後，我和Pat相對而坐，不發一語。過了好久，我才打破沉默問她：“你剛剛在想什麼？”
“在想那一切都過去了，而且永不再來。”
那天步行前往餐館的路上，我曾問她：“如果有一天特立尼達的遊客越來越多，或者古巴的國內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你還會在這裡養老嗎？”
顯然有人問過Pat相似的問題了。
她熟練地回答說：“如果到了那一天，大概古巴的房價也不會這麼低了吧。到時候我鄉下的房子，就是一個有回報的投資了。這一點，難道不是眾所周知的嗎？”
我向前望去，看見特立尼達古城正逐漸浸沒於夜色之中。500年的歷史迴盪在足音間，時光線性流過，2018年2月古巴的這個橫截面，也將不再回頭。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第5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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