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底，我上山下乡来到滇东北一个叫岩口的生产队。正赶上举国上下普及八个“样板戏”，所在的龙坪大队也闻风而动，组织起演样板戏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山里人天生爱唱山歌，也会唱民间花灯小调，然而唱京戏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于是我们这些下乡的城里娃和回乡的知青便成了骨干。大家也许并非出于对戏曲的热爱，倒是因为每天可以挣到和修大寨田一样多的10个工分而表现得十分积极。
表演样板戏，塑造英雄人物讲究的是“三突出”，我虽然嗓音宏亮字正腔圆，却终因个子不高又天生一双寒酸的小眼睛，当然不能有损英雄人物高大的光辉形象，只好委屈地扮演草包司令胡传魁、鸠山等反面角色。管他的，反正同样是挣10个工分。
也许，那时候的城里人早已对八亿人民仅有八个“样板戏”而感到乏味，但偏僻的山区能有一个山村宣传队送戏下乡却使山里人万分高兴，他们为此而欢天喜地奔走相告，如同过年一般热闹，四里八乡，边远相邻的公社、大队，甚至邻县的山民都会打着火把翻山越岭前来观看“样板戏”。房顶上、大树上、岩石上，只要是能够看得见“舞台”的地方，都挤满了伸长脖子看戏的人们。
演出的条件非常简陋，舞台是露天的晒场或学校的操场，一盏煤油汽灯算得上是最高级的设备，拿一张报纸把灯光一遮就算是落幕或换场，遇上呼啸的山风吹灭了汽灯，只好暂停演出打气换纱罩。可喜的是宣传队还有一支像样的乐队，那些被山里人称为大筒筒、小筒筒的中胡、二胡，还有三弦、木鱼等乐器全部出自回乡知青毛荣顺家当木匠的大哥之手。毛大哥的手艺在山里是出了名的，不仅乐器制作得好，就连李玉和的红灯、鸠山的指挥刀，磨刀人的驳壳枪都做得能以假乱真。
简易的丝竹管弦乐队里，还有一位能吹树叶竹叶的高手，那全歼顽敌的冲锋号声吹得震天动地，乐坏了看热闹的山民们。山高风大汽灯被吹灭是常事，“智斗”一场阿庆嫂为表演胡司令的我点烟的情节，经常是半盒火柴划完也未能点燃，这戏外之戏，常逗得观众的笑声压过台上。
更有意思的要数胡司令的“油肚”。因为我体型太瘦小，就有人出了个馊主意，让我在衣服里塞个枕头充油肚，皮带一扎果然效果不错，才出场就博得了台下喝彩。有一次唱到“水缸里面把身藏”时，我半蹲了一下，比划出水缸的动作，待得站直起身时，糟糕！那背时的枕头“唰”地掉将下来，这时，扮演刁德一的演员板着的面孔突然笑得前仰后合连忙把嘴捂！台下顿时一片哗然，只听得台下有人在高声笑着大喊——“胡司令生娃儿喽……”
成功的演出使我们的山村宣传队远近闻名，县城召开学“毛选”积极份子表彰大会，我们奉命步行上县城慰问演出。县城里的演出条件当然较山村要好许多，除了有个可召开千人大会的露天会场做舞台外，还有专门的聚光灯。同时参加献演“样板戏”的还有县里专门组建的专业剧团，他们的演员中，除了演李铁梅、磨刀人的两位是本地原花灯团的演员外，李玉和、李奶奶、鸠山、王连举等正反面角色都由来自上海的支边人员出演。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比我们强，但演出的效果却一样，同在一个舞台，一样观者如潮，同样掌声如潮。不同的是他们拿工资吃饭，而我们只是挣点工分，但大家都一样得到了和学“毛选”积极份子共同进餐的待遇。
回到省城后，我始终忘不了这段唱戏挣工分的经历。10多年过去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重新踏上这块梦里时常眷念着的土地，走在当年巡回演出走过的弯弯山路上，不觉迷了路，恰好迎面碰上一个背着书包的少年。问路时才说自己是当年在这里唱京戏演过胡司令的城里娃，那少年就高兴地说：“那时候我年纪太小没有记事，但多年来经常听哥哥、姐姐、叔叔、婶婶们说起。”
我激动万分地望着眼前的这位少年，在艰苦的岁月里，一个简陋的挣工分的山村宣传队竟然能把过去只有在城里才能看到的京戏“样板戏”送到边远的高寒山区，而且能够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不管水平的高低，这也许应该算是特定年代戏曲史上的一段非常有意义的佳话。
“走吧！‘胡司令’，我为您带路。”那少年唤醒了沉思中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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