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美国贸易格局转变
4.4.1 美国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获利优势在消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国家。冷战结束后，美国更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长期保持强盛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其拥有超强的权力，而且还在于其能够实施平衡手段与目标的对外战略。纵观二战以来
美国历任总统的对外战略，可以发现，尽管历任总统都强调自己对外战略与其前任的不同，但美国对外战略总体而言却有着很强的延续性。 冷战期间，美国逐渐形成了自己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对外战略。尽管历任总统对外战略存在差异，但总体而言，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对外战略有其延续性，即始终推行深度介入的战略:：如保持其在欧洲和东亚的军事存在；维持其机制化的联盟体系；积极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维护开放的全球经济；维持多边机制以促进国家间的合作等。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美国面临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如德国统一问题、东欧剧变后的欧洲安全问题；中国崛起、日本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朝鲜带来的安全挑战；如何保持美国的竞争力、如何应对亚 洲的经济腾飞。面对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政府时期，美国 提出了名称和具体举措均有所不同的对外战略。
老布什政府提出“超越遏制”战略，并倡导建立“世界新秩序”。克林顿政府则提出了“接触与扩展”战略。小布什上台后，宣布退出《反导条约》，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坚持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并在“9·11”事件和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推动下，提出了以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策略为特点的“新帝国大战略”。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奥巴马政府则实行全球层面上战略收缩，但在亚太地区深度介入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是，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仍然保持了其与冷战时期的延续性。美国并没有抛弃其在冷战期间形成的对外战略框架，如联盟体系、
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国际承诺等，而是对其进行了相应调整。如美国推动北约东扩；调整其与日本、韩国以及其他亚洲伙伴的安全关系；建立北美自贸区、推动关贸总协定GATT 到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转变等。可以看出，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常以政府的更替、总统的换届为标志，历任总统几乎都 提出了自己特色鲜明的对外战略标签，比如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尼克松主义等等。每位总统就职之初都会阐述和执行自己不同于前任的对外战略，但美国 对外战略的变化与调整中却蕴含着延续性。很多时候，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变化只是在于手段和方式的差异，而实质上其战略目标有着很强的延续性。
经济方面，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使各国获益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一国进出口贸易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21 世纪以来，虽然美国进出口贸易的绝对数额一直在增长( 2015年比世纪初增加了1．772万亿美元) ，但其在全球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美国出口总额在世界货物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也由 2000 年的 12．12%下降至 2005 年的 8．58%，再进一步下降至 2010年的8．35%，之后缓慢回升，至 2015 年也仅为 9．09%。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砖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在全球化进程中迅速扩张。以中国为例。至 2015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比本世纪初增加了 3．479万亿美元，是这一时期
美国增加额的近两倍。21 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在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和出口额上都已经领先于美国。近20年里，美国从全球贸易中获得的绝对收益虽然也在增加，但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获得的收益已经明显高于美国。因此，从进出口贸易的角度来看，与中国等新兴大国相比，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相对收益明显减少。
美国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变化也反映了美国相对收益减少的情况。外商直接投资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基础设施完善，金融市场发达，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与研发能力，营商环境全球名列前茅，长期以来一直是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在全球所占比重在下降，虽然 2015 年这一数据有所回升，但与世纪之初相比，增加额非常有限(仅为 659 亿美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 国家在此期间无论是在全球所占比重还是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上都比世纪初有了显著增长。2015 年，金砖国家 FDI 流入量是世纪初的3倍还多，增加额达到了1755亿美元。因此，与金砖国家相比，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美国的相对收益也在明显下降。
综合看来，与以中国为代表的金砖国家相比，美国自 21 世纪以来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相对收益已经明显地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相对收益的考虑促使美国在全球化中采取不合作行为，美国 对外战略也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反全球化倾向。
4.4.2 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
全球化对美国外交战略产生影响的另一个方面是美国在全球化中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
全球化全方位地扩展到经济、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全球化也带来了全方位的融合、摩擦甚至冲突。冷战结束后，特别是“9·11”事件以来，地区性冲突和国际恐怖活动泛滥，对国际环境造成重大威胁。当前，恐怖主义袭击的困扰和难民危机，成为了美国 和西方为全球化而付出的代价。21 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首先是全球化所产生的安全威胁增大及其对美国造成的打击。全球化带来的一大挑战是美国的安全威胁变得更为复杂，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多发且难以防范。2001 年发生的“9·11”事件对美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这次袭击导致近 3000人丧生，造成约1000 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这是自1812 年美英战争以来美国 本土遭受的最严重的外来打击，美国社会和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了二战时期的珍珠港事件。
但美国的损失远不止如此。此后，美国以“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由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试图肃清对美国安全带来新威胁的恐怖主义势力及其背后的“无赖国家”。但是，美国不仅深陷战争泥潭，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战争的目的远没有达到，反恐的结果是“越反越恐”。截至 2016 年9月，
美国已经在经济上为其发动的战争付出了 4．8 万亿美元的代价，与此同时，美军的死亡人数高达 6800 多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干预，特别是对叙利亚问题的干预，不仅没有使中东建立和平与民主，反而造成了中东的乱局，新的恐怖势力“伊斯兰国”兴起，并爆发了愈演愈烈的难民危机。美国的权力和领导世界的合法性，受到极大的侵蚀和质疑，维护全球化的成本大幅增加。其次，美国 面临严重的“身份认同”危机。在全球化进程中，除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之外，人类的自由流动范围和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其社会和文化意义也正出乎人们意料地展现出来。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政治、文化、移民 等力量的冲击，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开始出现动摇。
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人员流动变得更为快捷，美国的拉美和亚洲移民数量剧增，这在很大程度 改变了美国的人口结构。根据 2010 年美国 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美国拉美裔人口已从 2000 年的 3530 万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5050 万人，增长率高达 43%，占美国总人口的 16%。与此同时，美国白人人 口在 2000 年至 2010 年的 10 年间从 1．946 亿人增加到 1．968 亿人，增长率仅为 1%，在美国人口总数 中所占比例从 69%下降至 64%。预计到 2042 年，美国白人将成为“少数民族”。到 2050 年时，拉美裔人口将占总人口的 30%，非洲裔将占 15%，亚裔也将达 9．2%，其他少数族裔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形成“多数少数化，少数多数化，整体拉丁化”的种族格局。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信念”必将会受到更大的侵蚀，美国人在身份认同上会产生极大的危机。安全威胁及其导致的一系列后果、即将到来的身份认同危机，使得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付出了高昂的成本。2016年的美国大选正是在美国面临这样的一种全球化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从全球化的背景来理解特朗普在竞选中所宣扬的反全球化、反对外军事干涉、反普世价值甚至其在
移民政策上的言论，有助于认识特朗普上台执政后美国可能会进行的对外战略调整。4.2 全球产业链变动与中国崛起
2013年我国对外贸易开始转型升级，潜心积蓄新的竞争优势，并取得重大进展。
众所周知，由美国发起，发达国家广泛响应并共同签署的“瓦森纳”国际公约主要针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凡是签过国家的可用于军事或军民两用的先进技术、设备、产品、材料等一律禁止出口、转让给对象国。
在国际上，美国不仅自身严格执行上述政策，不断更新机制出口的产品清单，而且有关机构还时刻监督签约国对“瓦森纳”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因此，美、欧、日等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出口的每一笔交易都会按照禁止清单严格管制出口，在投资、技术合作、技术共同研发、技术交流等各个方面严格把控。由此，中国经济、产业、贸易实现转型升级要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难度都高。
当今世界有一批一流企业掌握先进技术，并使其为企业的生命（核心竞争力），从企业保持国际竞争力和维持自身利益出发，不可轻易转让技术，顶多以高价制造出口高附加值产品，赚取高额利润。
为此，中国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中国制造+自主研发”，“进口替代+发展出口”，实现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和对外贸易转型升级。
多年来，我国在全球产业体系分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呈现出“三步走”的趋势。
第一步，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主要是“三来一补”，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第二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随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发生，高科技类外资企业逐渐加大了在中国的投资，成为中国出口的主力军；目前正在向第三步转移，即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正逐渐崛起，极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替代外资成为出口的主力。而美国所担心的正是我们正在发力的第三步。无需用多么高深的数学公式即可理解，两个经济体在全新的领域中所进行的高度同质化的产品较量，肯定会产生摩擦和矛盾。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其本质是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正朝着有利于中国发展的方向变化，美国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出现了不适应，是反应过度的表现。从此次美国 所针对中国产品征税范围看，涵盖了中国在航空航天、机器人、IT和机械等领域。美国声称，在这些领域，中国一直在通过合资企业、不公平的技术许可规则、利用国家融资收购美国科技公司以及彻底的盗窃手段，来系统地盗用美国的知识产权。对这些指责，中国当然是反对的。
一个国家之所以有贸易逆差，是因为此国有“顺差”的内容。对美国来讲，既想得到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收益，还要有与其他国家产业产生竞争而不及的行业的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就有点贪心不足了。美元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货币，而且表现坚挺，实得益于
美国低端产业的外流，可以将更多资源优先配置于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从而保持美国在其比较优势产业的全球霸主地位。如果美国真想通过所谓“贸易战”的方式消除逆差，为什么不针对中国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即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精准打击呢？打击的反而是高端产业领域呢？而且这些高技术领域的出口大多是外资或合资企业所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美国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真实目的不在于所谓降低贸易逆差，而是要阻止中国产业体系朝向发展的第三步迈进 。
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美国试图通过贸易摩擦甚或地缘政治乃至军事的纷争来阻挡中国的发展，已无可能。中国的全产业链，广袤的国土面积，城乡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等诸多发展中存在的潜力和机遇，都给予了广阔的回旋余地。
4.3 “蛋糕争夺战”下的“特朗普式反击”
4.3.1对中国的“产业封锁”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针对美国云计算服务提供商等科技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所受到的限制，美国
政府正研究发起新的301调查予以报复。报道援引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正考虑是否就此发起新的贸易投诉，如果采取行动，其依据依然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第301条款。上述知情人士还表示，在具体报复措施中，美国可能会限制阿里巴巴在美提供云计算服务，或阻止阿里巴巴在美国的进一步扩张，直到中国取消对美国 企业的相关限制。3月初，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关税，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韩国和巴西等国获得豁免，中国未在豁免名单之内。而云计算公司通过互联网提供包括存储、软件和分析在内的计算机服务，市场空间广阔。如果USTR正式采取行动，这也将是继钢铁与铝关税、知识产权纠纷之后，中美此次贸易战中的第三战场。事实上，在贸易战 愈演愈烈之前，中美双边投资已经大幅下降。2017年，中美双边FDI流量大幅萎缩近三分之一。美国对中国企业境外实体和对外投资的监管力度加大，使得中国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十多年来首次出现下滑，而美国国会对中国企业在美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力度也有增无减。
还有芯片，从上游可替代性来看，光模块层面，光迅科技、中际旭创可以在封装部分进行替代，同时国产也具有10G以下光芯片能力，但高速光芯片部分依然依赖进口。博通、英特尔的基站基带FGPA、服务器芯片目前没有替代品，美光的存储可考虑从韩国进口，因此，总体而言可替代性较弱。
4.3.2 对中国的“投资封锁”
美国方面对中国的投资封锁可能荐股内外两个方向。
一方面，美国很有可能绑架欧洲，一起抵制中方企业的对外投资。
外媒称，白宫高层官员谈话表示，特朗普政府认为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强硬策略开始奏效，正准备加强对中方施压，聚焦新的关税并阻挡中国在美国的科技投资。当前，美国 总统特朗普已让其高级助手研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可能性，此举将改变特朗普竞选时的承诺并进一步挑战中国。中国不是TPP成员国。
美国认为，中国正寻求联合其他国家对抗美国，尤其是欧洲国家；一旦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针锋相对，这些欧洲公司或从中受益。对于之前美国针对中国的关税 计划，中国已经采取了反制措施，宣布拟对美国进口产品征税。
另一方面，也存在意愿截止外界的对华投资。
就在不久前，世界银行宣布，将改变其贷款模式，使中国获得的贷款减少，这是该行与特朗普政府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以换取美国支持其一项计划：股东国向世行的主要机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注资75亿美元，另外向其专注于私营部门的机构国际金融公司注资55亿美元。世界银行上一次增资是在2010年的春季会议上，当时世行增资35亿美元，填补金融危机期间的大量借贷，为该组织20年来首度增资。据英国《金融时报》称，中国等国家将被划入一个
贷款利率更高的新组别。世行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最大借款国，获得24亿美元资金。这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放贷总额中的占比为11%，超过其向全球教育和卫生计划提供的资金。美国的顾虑是世行将贷款发放给自巴拉克•奥巴马担任总统以来一直坐拥数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与美国竞争的大国。但金墉一直辩驳称，向正在崛起的中国提供贷款有助于巩固世行的未来，同时让世行在中国经济改革中拥有发言权。
4.3.3 可能重返TPP
据美国 《华尔街日报》4月13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让其高级助手研究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TPP[1]）的可能性，此举将改变特朗普竞选时的承诺并进一步挑战中国。中国不是TPP成员国。
但是，美国能否如愿重返TPP还有待观察：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不久就退出了TPP，现在他又希望重拾TPP，可能与 美国当前受到的贸易压力有关。面对特朗普下令研究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消息，TPP11国的领头国家日本和澳大利亚，都发出了“想吃回头草不容易”的谨慎回应。日本财相麻生太郎4月13日表示，如果这是真的，会对此表示欢迎，然而需要谨慎核查事实，“特朗普是一个善变之人，可能在第二天会说些彻底不同的话”。澳大利亚贸易部长乔博（Ciobo）在4月15日则直接代表其余国家表示，欢迎美方表态，然而当下的TPP11国对于为了让美国回归而重新开启谈判兴趣不大。乔博坦言，“我不认为在目前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会把所有为了把这项协议‘缝’在一起的针线活都拆开，就是为了适应美国 的需求。”由此可见，在经过了美国的“出尔反尔”之后，TPP内部的各签约国已经对美国失去了耐心。当然，这还只是各方目前的表态，美国能否以及以何种方式重返TPP还有待观察。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委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Robert Lighthizer重新审视加入TPP的可能。白宫经济顾问Larry Kudlow 4月18日表示，目前，美国 加入TPP更多地是一种“想法而非政策”，美国正处于“进行任何讨论的初初步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TPP或是双方对话的重要议题。Kudlow说，美国希望与日本达成一项双边的自由贸易协议，对日本进行钢铁和铝关税豁免将是双方讨论的一个核心议程。特朗普近日在推特 中表示：“协议的条件必须显著好于奥巴马时期的条件，这样美国才会加入TPP。在TPP的11个国家中，我们已经与6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协议。我们正在和日本进行谈判。日本在贸易上多年来强烈打击我们。”在特朗普眼中，日本始终是一个在对美贸易中搭便车占便宜的角色。不过现实是，过去十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累计下降了近20%，2017年已回落至697亿美元的规模。对日贸易逆差目前占到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8.6%，而20年前这一比例高达30%。
4.4 中方应对
4.4.1 创新与知识产权积累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不久前发布报告称，中国正在迅速迈向知识产权强国，中国企业和大学的专利申请数量呈现
爆炸式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日趋完善。预计21世界20年代将形成知识产权中美“两强”局面（这也是目前中美贸易摩擦美方的主要担心）。报道称，中国专利申请数量为美国的2倍，达到134万项，为全球最多。从企业国际专利申请数量看，华为位居第二，超过日本和美国企业。
2017年末，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7》显示，世界40个主要国家创新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列队阵营：综合指数排名前15的国家主要为欧美发达经济体，占据第一阵营，为公认的创新性国家；第二是16-30为，多为其他发达国家和少数新兴经济体，其中包括中国。2015年中国创新国家综合指数排名世界第17。
4.4.2 产业政策和国家层面发展战略
我国政府近年来制定的产业政策、新兴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如《中国制造2025》、工业4.0、“互联网+”以及“智能制造2025”等，正在有力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为我国进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奠定了基础。
以国务院牵头编制的《中国制造2025》为例，制造强国行动纲领重点瞄准高档数控机床、集成电力及专用设备、信息通信设备、航空航天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战略重点。积极配置优秀资源攻克关键技术装备、高技术材料，推进在重点领域的集成应用。
4.4.3 积极面对贸易摩擦，做好持久战准备
特朗普政府 本次挑起贸易战的诉求与历史上历次中美贸易摩擦不同。如果说在历史上，美国政府挑起贸易摩擦主要是在接触的过程中敲打中国，而当前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战则体现了以贸易为工具来系统性遏制中国的思路。这种思路转变的一大标志，就是特朗普政府在去年底的国家安全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最重要的潜在竞争对手。
特朗普自竞选总统起，就体现出鲜明的重商主义倾向，认为美国 的贸易逆差是将国内的市场份额与就业机会拱手让于外国。而特朗普政府从2018年年初开始加剧贸易摩擦姿态，基本面因素之一则是2017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重新攀升至8000亿美元以上，几乎与2007年的货物贸易逆差峰值持平。根据美方的统计，在2017年，美国对中国的逆差占到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几乎一半。尽管迄今为止，中国商务部与学者们多次表示，美方的统计有失公允。如果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看，美方的统计高估了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以及美国 的货物贸易逆差，但是，“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既然美国政府下定决心要拿贸易逆差来向中国政府找茬，他们是断不会承认统计问题高估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事实的。
目前，美国精英阶层已经逐渐开始形成一个共识，即使牺牲掉一些短期利益，也要遏制中国的上升势头，因为后者将会有损美国的总体利益。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 切不可被特朗普人为制造的摇摆政策所蒙蔽。我国应该对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中美博弈的复杂性、长期性与严重性做好准备。
4.4.4 通过逆周期因子促成人民币波动，防止单标趋势
日本在1980年代日美贸易战中的最惨痛教训，当属1985年与美国签署广场协议，试图通过日元兑美元升值来降低日美贸易顺差。
在1985年至1988年期间，日元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由于担心本币大幅升值影响经济增速，日本央行实施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房地产泡沫与股市泡沫 的膨胀。当上述泡沫在1990年代初期破灭之后，日本经济迎来了好几轮“失落的十年”。换言之，日本的国运变迁与其说源自1990年代初期的泡沫经济破灭，不如说源自1980年代中期日美贸易战的应对失当。中国政府应该充分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避免在汇率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未来的人民币汇率应该由市场供求来决定，政府的作用只能是限制其超调，而非人为制造单边趋势。
4.4.5 不大可能采取大幅减持美国国债施压的方式
考虑到当前中国央行依然持有万亿美元以上的美国 国债，有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大规模减持美国国债的方式来向美国政府施压，迫使美国政府在贸易战方面进行让步。这种观点的逻辑是，大规模减持国债将会导致美国长期利率显著上升，这一方面将会显著打压
美国债市与股市，并通过负向的财富效应影响美国经济，另一方面将会提升美国国内长期融资成本，通过压低投资增速来打击美国经济。然而，上述逻辑虽然“看起来很美”，却忽视了以下非常致命的风险：
其一，中国央行不可能一下子卖掉手头的所有国债。如果我们只抛售一部分，那么手中持有剩余部分国债的市场价值将会显著缩水，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迅速下降。换言之，大规模出售国债将是“杀人一千、自损八百”；
其二，
美国政府完全可以采取特别举措来进行对冲。例如，由于判断中国央行大幅减持美国国债会对美国金融安全产生系统性影响，美国政府可以要求某家政府相关机构（例如美联储纽约分行）来直接买入中国央行在市场上出售的国债，从而对冲掉中国央行减持行为的相应冲击；其三，美国 政府可以做出更为偏激的操作。例如，如果中国政府开始大力减持美国国债，美国政府完全可以指责中国政府在开展金融战争，从而直接冻结中国政府持有的美国国债，或者宣布针对中国投资者持有的
美国国债进行“定向违约”。换言之，在中国政府借了超过万亿美元的资金给美国政府，又不能申请“强制执行”的前提下，债权人通过出售债券来威胁债务人的做法，是很难行得通的。在特朗普班子已经显著调低了美国政府行为底线的背景下，中国政府不大会作做“授人以柄”的事情。
4.4.6 以扩大金融开放来实现中方对外核心技术的“控股”
博鳌论坛提出要加大金融开放，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这是市场最为关注，也是中央最具体的开放措施。主要是金融服务业开放：落实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要确保落地，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也表示：过去40年中国制造改变世界大家有目共睹，在金融进一步
开放，金融加快改革的前提下，中国的金融会改变全世界。现在全世界需要更多投资，哪怕美国也如此，比如基础设施需要很多钱来投，而现在全世界储蓄最多的国家是中国，如果说把这些储蓄通过金融体系很好的配置起来，特别是在开放的前提下向全世界配置，我们会改变世界。我认为，中国很有可能通过金融开放来调整对外投资的侧重点，通过入股或并购的方式掌握一部分高新技术公司的实际控制权，进而实现技术过度。
五、未来展望
5.1 美方“施压”预期
（1）美国 通过232调查提高钢、铝关税，对欧洲施行“赦免”，胁迫欧洲对华做出类似举动，限制高新技术的对华出口
（2）从特朗普“商人”的逐利角度出发，对华终止合作的行业顶多是占美国该行业全部对外贸易占比不高的类别。这样可以避免美国在寻找新的交易对手上过于急促，节约更替交易对手的成本
（3）美国不大有可能对华为“动手”，主因华为手中有很多专利，部分技术超越美国 企业。如果美国“侵犯”华为，华为大可将手中专利技术用于生产，会严重挤占美国商品的市场份额。
（4）美国301调查的主要目的，就是限制对华技术转移，组织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对美国冲击，减缓世界产业格局变迁时中国崛起的步伐。目前所有操作的源头都是上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签署的“瓦森纳公约”，限制高新技术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
（5）目前，美国 精英阶层已经逐渐开始形成一个共识，即使牺牲掉一些短期利益，也要遏制中国的上升势头，因为后者将会有损美国的总体利益。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切不可被特朗普人为制造的摇摆政策所蒙蔽。我国应该对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中美博弈的复杂性、长期性与严重性做好准备。
（6）中方向外扩大互联网开放，主因美国可能会限制阿里巴巴在美提供云计算服务，或阻止阿里巴巴在美国 的进一步扩张，直到中国取消对美国企业的相关限制。
5.2 中方“反制”预期[2]
从历次美国与欧盟及其他国家的贸易战过程中可以看出，贸易反制已成为国际社会用来对抗和制裁一国单边贸易保护行为的常用手段。但与美国迚行贸易制裁的动机不同，我们认为中国若进行贸易反制，主要需要从分行业中国对美贸易逆差规模、中国分行业进口美国 产品规模、中国分行业进口美国产品值占美国该领域出口值比重及中美各产业的产品关联度等四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
从中美贸易逆差规模上看，农产品、运输设备（飞机、汽车等）、废旧材料等领域的中美贸易逆差规模显著偏高，石油、天然气、矿产品、林产品、饮料、烟草、二手商品、成品油、煤炭及动物产品等行业的中美贸易虽也为逆差，但规模相对较小。服贸方面，中国对美国整体服贸逆差规模较大，其中教育、旅游的各自占比均超服贸总逆差规模的 30%，两者之和接近 70%；另外，金融、维修、保险、空运等服务领域中美贸易也为逆差，只是规模有限。
从中国向美国进口的分行业规模看，电气设备、飞机、机械、汽车、农产品（种子、水果等）、光学 产品、化工、塑料等行业规模较大，超过五十亿人民币。
考虑到中国对美国实行贸易反制是为了增加美国进行贸易战的成本，故而要更多考虑中国分行业进口规模占美国出口比重较大的领域。中国在农产品（种子、水果等）、皮革、纸浆、木制品、冷冻肉、棉花、矿产品、有色金属制品、谷物及飞机等行业的进口规模占
美国出口比重较大。从中美各产业的产品关联度来看，中美在石油、天然气、纺织服装、家具、废旧材料、鞋类、皮革制品、农产品、印刷品、电气设备、家电、塑料橡胶及非金属矿制品等产业的竞争性较强。
综合中美分行业贸易逆差规模、中国分行业进口美国产品规模、中国分行业进口美国产品值占美国该领域出口值比重及中美各产业的产品关联度等四个维度，我们认为中国在农产品（种子、水果、棉花、谷物等）与飞机等领域进行贸易反制能够显著增加
美国进行贸易战的成本，另外中国还可以选择在汽车、废旧材料、石油、天然气、矿产品、林木产品、塑料、皮革及冷冻肉等领域进行贸易反制。除制造业外，在旅游等服务贸易逆差较大的领域进行反制也可以作为备选方案。[1]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被称作“经济北约”，是目前重要的国际多边经济谈判组织，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意在限制中国的海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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