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堯|石灣陶瓷——嶺南泥土裡長出的光榮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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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堯|石灣陶瓷——嶺南泥土裡長出的光榮歷史

攝影:申堯

“從土裡長出過光榮的歷史,自然也會受到土的束縛,現在很有些飛不上天的樣子。”(費孝通《鄉土中國》)

文化不必具備“血緣”的關係,西方人也一樣可以過東方式的生活,要是他願意的話。反之亦然,因為同為人類,具有幾乎一樣的基因。所以,在歷史上常會看到某一民族或者族群消失,其文化習慣卻在其他民族或種群保留下來。中華民族及其文化比起世界上其他民族 來說,是“超級穩定”的。不但因為其強大的自淨能力和包容能力,還因為這裡的“泥土”是最好的“耐氧化劑”,龐大的鄉土體系保留了最多、最古老的文化類型。

佛山石灣陶瓷攜帶著那些古老的文化基因,茁壯生長在南國大地之上。

申堯|石灣陶瓷——嶺南泥土裡長出的光榮歷史

優越的自然條件形成的嶺南陶作中心

石灣窯窯址位於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的石灣鎮。“很早以前,石灣父老中就流傳著‘未有缸瓦,先有石灣’之諺。”(陳志傑《石灣製陶史略》)

人類使用泥土燒製陶瓷,以供貯藏物資之用,從很早就開始了,有資料證明不少於八千年。適合燒製陶器的黏土、石英石、長石等遍佈自然界,人類發現在火的作用下,那些物質變成成型的燒結體,相信不會比發現火能燒熟食物更晚。遲至新石器時代晚期,水資源豐富、黏土易得、樹木(燃料)蔥蘢的佛山地區便已經開始製作陶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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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窯內景

“石灣大帽岡以東的河宕舊墟、大墩、橋頭、塘頭顯岡,以及鎮西的王借岡等新石器時代晚期貝丘遺址,曾發現同一系統的印紋陶文化……其中河宕舊墟和橋頭兩遺址,相距不過一公里,而竟有製作磨光紅陶或黑陶之區別。”(《石灣製陶史略》)

按上述引文提到了考古界的一樁公案,我國東部地區多出土黑陶,中西部地區反以彩陶出土為多。由是引起文明起源的聚訟,莫衷一是又爭論不休。此地在新石器時代既有彩陶又有黑陶,成為文明的交通、彙集、變化的佐證,讓我們窺探到文化融合的歷史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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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灣陶瓷 觀看樓下喜劇演出的兒童

除了上述自然條件,人類數量的增加,經濟生活的繁榮,也影響包括陶作活動在內的密集程度,技術水平的高低。佛山地區還有更多的優勢,毗鄰珠三角,南向海洋交通的大動脈,北承南下謀生的流動人群。這些因素令佛山無可避免成為嶺南陶作中心。

如果以時代劃分,南宋以來為一大分水嶺。中原板蕩,大批人口南遷,乃當時的社會情況。“石灣《太原霍氏崇本堂族譜》還記載:位於石灣鎮內中窯大岸塘的元代龍窯‘文灶’,為其氏族之祖嘗產業,東西長十六丈七尺(62.29米),南北寬2丈5尺(9.33米)。不僅證實了元代製陶生產的延續性,還說明元代已普遍使用大型龍窯、煅燒技術有了明顯進步的史實”(《石灣製陶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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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窯上面的木質建築

明清石灣窯在大量生產普通日用和建築裝飾用陶外,更以善制供日用、陳設或文房使用的各式器皿和題材豐富、塑造生動傳神的各類陶塑而聞名。影壁、瓦脊、琉璃瓦等建築陶瓷技術隨之而興,應用於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

此地陶瓷行業的興盛,“亦促進了其它行業如木柴業、水陸運輸業、釀酒業、絲織業、典當業等,以及飲食業和商業的興旺發達。以至明代以來,石灣遂逐漸成為附近各鄉村的商品生產和商業活動的中心。”(《石灣製陶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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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龍窯

鎮崗南風古灶始建於明代正德年間(1506-1521年)。其依崗之山勢而建,因古灶窯口向南,故名南風灶。高灶位於南風灶西側,為同時期龍窯。南風古灶之高灶陶窯是我國僅存的最古、至今仍用、沿用傳統陶作工藝的柴燒龍窯,具有珍貴的科學、歷史和藝術價值。除了鎮崗南風灶,此地還有章崗文灶和望樓崗大灶等古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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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窯窯口

“衝擊與回應”下的南國陶都及其他

北宋後佛山逐漸興起為比廣州更發達的手工業和商業城鎮,商業活動隨之活躍。“石灣瓦,甲天下”,“石灣之陶遍兩廣,旁及海外之國”。都透露了石灣地區不但是南國一大陶瓷工業中心,還是陶瓷交易的海上通路要津的事實。

“清代是石灣窯之鼎盛時期……在我國陶瓷業中的地位不斷提高,並引起了海內外的重視……廣州成為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佛山則是繁華的商貿重鎮,對石灣製陶業有很大的刺激和促進……隨著國內外石灣陶器需求量的大幅度增加,製陶業生產體系不斷擴大和完善,生產的規模越來越大,藝術陶和園林建築陶異軍突起,燒製技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製陶生產進入其全盛時期……據民初時的統計,全盛時期陶窯達一百零七座,各行商號近千家,大小寮場作坊千餘所,直接或間接從事製陶生產的陶工數不下六萬人之多,可見其時製陶業之盛況”(《石灣製陶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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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灣陶瓷博物館館藏

“南海石灣一隅,前際大江,後枕岡埠。無沃土可耕,無貨物貿易。居民以陶為業,聚族皆然。陶成則運於四方,易粟以糊其口”(清初《三院嚴革私抽缸瓦稅餉示約》碑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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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灣陶瓷博物館館藏

西方研究漢學的專家基本都認可中國文化的發展屬於“衝擊與回應”的結果。認為中國的文化一旦形成傳統,就具有巨大的穩定性。“傳統中國不是不變的,也不是靜態的或停滯的。正相反,它曾經有過不斷的變化,並且變化多端。可是變化總是在一個明顯的文化形式與規章制度形式的範圍之內。”(費正清《美國與中國》)從另一個方面講,中國文化之所以這麼穩定,恰恰在於擁有“不間斷”的智慧,也就是費氏說的明顯的“範圍”。

實際上,中國一直沒有停止與其他文明的密切交流,潛在民間的巨大力量,暗潮湧動從沒停止過。佛山是“衝擊與回應”的橋頭堡之一。嶺南地區利盡南海,從很早的時候就是溝通內地與海外的重要通道。一旦北方發生戰事,北方的大量民眾便南遷討生活,定居下來並逐漸向周邊發展。這應該屬於費先生所說的“曾經有過不斷的變化”之內的。其明顯的文化形式,便是以“漢”命名的文化形式,其明顯的規章制度形式,便是以“儒釋道”綜合思想為代表的社會倫理系統。形成了以南方為“培養基”的漢文化“基因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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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灣陶瓷博物館館藏

記得此前收看“一席”節目時,資中筠先生引用過一句話:不讀中國史不知道中國的偉大,不讀世界史不知道中國的落後。我固然不懂這排比句式所表露的邏輯關係,興許倒裝一下,“屢戰屢敗”的晦氣和“屢敗屢戰”的堅韌,意義會全然不同。

在我民族文化這樣積累了無數先民智慧的大廈之前,本人無意也不敢探討“進步”與“落後”孰為強弱。在這樣五千年以上、無數的天才造作的偉大的作品前面,絕非百年之力所能觕臚,也絕非百年所積的經驗教訓所輕作褒貶。然這一二百年亦有大可總結者,陳陳新新相因,無窮無盡,實在是我民族偉大創造力的傑出造作所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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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脊陶瓷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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