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彪1，2
1， 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2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摘要 第一波经济全球化特征，可以概括为“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其创新要素发展本国的创新经济”。中国以出口导向为特征参与第一波经济全球化，其内核可以概括为“利用别国的市场，用足本国的低端生产要素”，这一波全球化的红利已经透支。中国参与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就是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即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抓住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机遇的目的，既是为了中国与世界的再平衡，消除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下我国过剩产能的困境，更是为了利用国外经济危机给中国引进高级要素所带来的加速发展机遇，大力发展创新经济。
JEL分类码：F63， F41，O11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无疑已经成为二战后经济全球化最大的赢家之一。全球化为中国经济起飞创造了宝贵的机遇，中国能够利用其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迅速成为世界工厂。2008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作为大国经济，中国需要与世界经济进行再平衡。过去那种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基于出口导向的第一波全球化发展的红利已经透支，不可能持续，中国的全球化战略需要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全球化战略转型，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该回归到内向型经济。恰恰相反，我们需要进一步利用世界经济危机的机遇，及时启动中国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就是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即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
“十二五”规划提出我国要建设名列世界前茅的内需市场。这意味着中国要把扩大内需与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战略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利用内需市场与全球市场之间的关联关系，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创新要素，服务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进程，加速我国达到全面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宏伟任务。
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并不是一个新的经济现象，也不是一个新的概念。目前全球人口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属于这种经济形态。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第一，美国民众的收入水平高购买力强，人口众多，使得美国最终需求规模一直处于全球最大的地位，同时也是形成市场驱动型的全球市场治理者的主要条件；第二，强势的国内市场需求加上其他非经济因素，塑造了长期的强势美元地位，诱使全球生产要素向美国流动，导致了全球其他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对其进行大量的出口，使美国可以长期获得低成本的要素和产出品；第三，因国内市场巨大，机会众多，美国成为吸收全球各种要素尤其是高级的创新要素力度最大的国家，美国是当今发达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顶尖人才富集度最高的国家。
美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其自身的条件和复杂的背景，如消费文化和政治军事实力等。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无疑是中国作为大国经济的主要发展战略。本文将对这一战略的基本背景、内涵以及政策取向等问题进行全面的剖析。
一、中国必须尽快启动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基本背景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国参与的第一波全球化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征，这些特征既表现为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关系的变化，也是我们现在需要转换全球化战略的主要理由：
第一，中国是资源最匮缺的国家之一，同时却在全球价值链低端成为世界资源消耗的大国。在完整的商品和服务链条中，资源消耗和占用主要发生在加工/制造/装配/生产环节。中国在价值链底部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国必然是接受和转移西方消耗的主要国家。即使中国原来的资源消耗总量不变，但是随着西方世界通过产品内分工的形式把那些高消耗、高占用的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消耗和占用的水平也会不断增加。西方发达国家转移了高消耗和高占用环节后，专注于价值链高端的研发和设计、品牌和营销环节。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被锁定在卖劳力和拼消耗的生产加工环节，其贸易增长和经济发展进程，必然体现为主要依靠物质消耗和占用的粗放发展方式。
第二，中国是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同时却作为穷国在为富国提供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截止2011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31975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资产的69%；外国来华投资15838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负债的60%。这充分说明，我国对外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结构分布较为集中，其中对外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以外汇储备为主；而对外金融负债主要集中在私人部门的直接投资。这一格局的融资效应主要为：1、通过吸收FDI在全球价值链底部进行国际代工，这种依据低端要素的竞争性出口不断地压低出口价格，降低了作为进口国企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投入成本；2、中国接受富国的制造业外包，减少了富国对工厂设备等固定资本投资，降低了这些富国的资本形成率；3、对富国进行低价消费品的出口，等于变相地提高了富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其可以在维持高生活水平的基础上，把收入更多地投资于各金融资产；4、富国制造业由此可获得更高盈利，并把其投入并购和分红等资本市场的虚拟经济活动；5、中国出口的外汇所得，没有用于购买原材料和机器设备，而是通过不断地购买富国发行的国债甚至风险更高的金融产品而回流富国。一方面，过多的出口收汇引起国内高比率的人民币投放，从而导致国内处于严重的通胀压力之中；另一方面又变相助长了富国的金融泡沫，同时使自己的外汇形态的财富处于不断贬值的危险境地中。
第三，中国作为“世界底层的操作工”，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中抢占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中腾出来的低端就业岗位，在高端劳动力市场却为富国创造了大量的对外需求岗位。全球化其实是对各国就业岗位的争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地位使中国广大的“世界操作工”得到了充分就业，但是却丢失了对高端就业岗位的需求。与此同时，西方富裕国家却一味认为中国的出口毁坏了它们的产业基础和就业基础。如Autor等人（2011）就认为，从中国进口商品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以下的“副作用”：即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与美国同类商品的制造业就业、各地劳动力市场就业负相关，降低了相应岗位工资水平，导致了政府对失业、医疗保障支出上升。他们把其称之为美国得了“中国综合症”。其实，这种进口给美国产业结构带来了低成本的调整机会，同时也使中国失去了吸收产业升级所必需的高级要素的机会！
第四，中国制造业是对西方技术最强烈的需求者之一，但却对本国的自主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使中国制造业长期缺少“心脏”和“脑袋”。长期以低端要素生产和出口导向的国际代工，使中国制造业企业无需投资于研发设计和品牌网络也能取得相对“满意”的利润率。一方面，这使得中国自身的研发产业和重装备工业因缺少需求无法生存，被西方技术不断地挤出。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慢慢地得了两种病，一是“心脏病”，缺少核心技术，核心技术大多掌握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手中，中国制造只能引进和高代价地利用人家的技术；二是“神经病”，指“中国制造”的产品智能化水平较低，软件开发和应用水平落后。
从总量平衡的角度看，今后欧美在消费上的“去杠杆化”与中国在生产上的“去产能化”，可能是并行交互影响的必然趋势：前者要求欧美国家增加储蓄，降低过度的消费；后者要求我国压缩或消化过度的生产能力，尤其是传统低附加值产业的产能。中国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核心问题，就中国政府可以掌控的政策工具而言，实施扩大内需策略是实现“去产能化”的最佳方略，由此必然要求中国走依靠扩大内需支撑经济发展的道路。但是问题远非这么简单！
首先，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中存在着“三个比重低”的不良格局，即民生性投入比重低，服务业比重低，中等收入者比重低，这是中国内需难以扩大的主要的需求面的原因和结果。其结果是，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自我强化，不断形成和累积巨大的过剩产能，加强了增长对出口导向的依赖，遇到外部危机时经济必然下行。不解决三个比重过低问题，上述恶性循环又会出现。解决此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从短期来看，稳定外需还是保增长最重要途径之一。
其次，目前中国面前的严峻问题并非是否扩大内需，而是如何扩大内需、如何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提升产业竞争力。扩大内需表面上的决定因素在需求方，似乎我们解决了收入倍增、分配不均衡以及消费的软硬件基础设施问题，就自动解决了扩大内需问题。其实，真正的难题是在供给方。在中西方技术水平落差较大的前提下，中国人需求能力的解决，其结果更多的不是扩大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而是扩大了对西方过剩产品的强劲的需求，甚至是对富国奢侈品的需求！长期来看，如果不把扩大内需与产业转型升级结合起来，不提高中国本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本土的过剩生产能力既无法在出口导向中消化，也无法在扩大内需中消化。
再次，从微观上说，没有疲软的市场，只有疲软的产品和技术。解决自主技术创新问题，才是中国扩大内需的长期的、根本的问题所在。过去，我们通过技术购买和引进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学习和模仿为主运用西方技术进行产业升级，但是“以市场换技术”换不来真正的高技术，以学习模仿为特征的技术发展道路存在严重的被阻止性。很多人主张政府要加大对中国本土企业的R&D投入和自主品牌的营销投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强烈封闭经济色彩的自主研发投入很难收到实际效果。必须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在开放的全球竞争中，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高级要素，包括来自西方世界的技术、知识和人才，在我方控制下逐步形成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二、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基本内容
扩大内需战略并非反全球化，更不会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行动相冲突。“扩大内需”指的是利用国内市场，它相对于出口导向而言，与是否参与全球经济没有直接的关系。扩内需既可以开放的方式进行，如进口国外要素在国内加工并在国内外销售；也可以封闭的方式进行，如在国内完成产业链的整个价值增殖过程，不与国际经济发生任何联系。“经济全球化”指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趋势，是要素跨区域的、无经济疆界的流动，它只与封闭经济中要素的封闭流动相对立。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其实就是强调利用全球优质要素发展自己。在开放条件下，因大国经济的内需潜力大，一般都属于“基于内需的全球经济”形态，而小的经济体，如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等，因人口规模限制的内部市场容量无法消化达到规模经济产量点的供给量，一般都属于“基于出口导向的全球经济”形态。
像中国这样有着巨大市场潜力的大国经济，不可能长期实施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容纳中国这么巨大的生产能力的长期出口，更不可能放任本国的产业长期处于中国廉价产品的激烈竞争中。总的来看，第二波经济全球化，与第一波经济全球化之间，除了在市场需求方面不同外，在基本的战略内容上其根本性差异，主要体现在：
第一，战略前提不同。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其前提是低端要素的价格具有比较优势，是在国内收入水平较低、国内需求不足以支持高经济成长速度的要求下，我国的低廉生产要素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本土对低端要素需求强而对高端要素需求弱，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廉价制造工厂而自主创新和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主因。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战略，其前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提升要素的质量和生产率，而不是单单凭借要素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要素价格正在逐步上升，低端产业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我们再也不能以牺牲劳动者利益、消耗和占用巨额的资本、破坏国内的生态环境等非均衡发展来补贴外国人。因争夺内需市场，本土企业会产生对高级要素的强大需求，同时要素价格不断上扬压缩低端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出现创新驱动、生产率上升、服务业大发展趋势。
第二，战略目的不同。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战略，更多是为了解决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的出路。总的来说，其战略目的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利用别国的市场用足本国的低端生产要素”，国内市场的缺口通过出口解决。第二波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的目的，可以概括为“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国外的创新要素加速发展在中国的创新型经济”，国内技术的缺口通过内需吸引国外的要素流动来解决。中国抓住第二波全球化机遇，既是为了消除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下我国过剩产能的困境，更是为了利用国外经济危机给中国引进高级要素所带来的加速发展机遇。
第三，战略核心内容不同。第一波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初期是为了顺利实施“进口替代”战略，1992年以来逐步演化为“通过吸收FDI企业来增进出口”以及“用市场换技术”。第二波全球化战略，其核心内容要在扩大内需条件下实施深度全球化战略，其深度主要体现在是为了更多地争取全球高级的创新要素，提高对创新要素的全球配置能力，加速发展我国的创新型经济。具体体现为至少以下几点：1、利用大国经济内需市场规模庞大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吸收全球创新要素，为我国产业升级服务；2、利用内需市场的规模效应，形成出口的差异化和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提升出口的档次；3、利用内需市场的规模效应，发展中国的巨型跨国公司，培育价值链“链主”，形成全球性垄断竞争格局。
第四，战略路径不同。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是第一波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的基本路径。处于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治理者利用自己的研发设计优势和市场营销和网络品牌优势，向处于价值链低端中国企业发包。贴牌生产的中国企业为了满足外国消费者的需求和口味，经常采取进口国外机器设备和技术等方式扩大可供出口的生产能力。这是中国消费品出口激增而国内装备工业因缺乏市场需求而不断衰退的主要原因。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战略路径则是要求企业加入或形成国内价值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形成全球创新链，国内巨型企业或中国的跨国公司处于价值链高端的治理者位置，它们根据市场需求（包括国外市场需求）和自己主导的研发设计向国内外企业发包，使全球生产要素供给企业成为自己的供应商或形成全球供应链，然后把产出向全球销售。
第五，战略实施方法不同。中国第一波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全球化，在对境外的经济要素的利用方式上，主要是招商引资和“引进来”，依靠低劳动成本、以高资源和高环境投入为代价，仅居于价值链底部利润最薄弱的加工制造环节。在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中，利用境外经济要素的方式主要是：一是“走出去”，即通过海外设厂或者海外并购等方式，以资本的控制力为突破，有效提升对海外经济要素的整合能力和掌控高度，争夺利润丰厚的技术、品牌、渠道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实现发展方式转型；二是利用国内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和规模效应的支持，发展逆向外包，吸收外国高级要素为我所用；三是建设各种内需平台，如以事业平台吸收海外高科技人员加入我国产业高级化进程的研究开发等。
第六，战略所依据的产业内容不同。中国所参与的第一波全球化，因对低端生产要素拥有的比较优势，因而得以迅速成长的产业主要是可供出口的加工型劳动密集产业，依赖的主要是重化工业、房地产业的成长，加剧的是对投资拉动的依赖。在依靠内需的第二波全球化中，中国不仅要依靠创新要素促使制造业崛起，要成为世界先进的制造大国，也要使现代服务业崛起，尤其是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的崛起，形成以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以制造业崛起为例，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强国，一要靠汽车，二要靠高铁，三要靠飞机，四要靠重型机械。目前国产汽车处于爬坡阶段，飞机制造业还刚刚起步，重机只有个别领域走在世界前列。高铁则逐步超越了发达国家。如果这些产业在爬坡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国际先进技术和人才的支持，无疑将会大大缩短中国的赶超进程。为了让世界先进国家成为“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要素供应商或供应者，把中国市场规模首先发育成名列全球前茅的世界性市场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
综上所述，中国参与第二波全球化战略的重点，在于在转换需求结构的过程中，利用内需市场的吸引力促进企业从加入全球价值链（GVC)走向加入全球创新价值链（GIVC)，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创新经济。GIVC概念的提出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详细描述和分析这个GIVC是我们今后研究的任务，简诉如下：
第一，从GVC走到GIVC，可能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GVC走向NVC，国内本土企业从供应商角色转型为发包商角色，从GVC中的“被俘获者”站在了NVC中的高端，成为价值链的治理者和控制者；二是在国内价值链（NVC）的基础上通过开放的全球化战略形成GIVC，主要是处于NVC高端的控制者利用内需市场吸引力“虹吸”国际上先进的高级生产要素，如利用世界经济危机的机遇吸收国外优秀人才到中国工作，或者直接到海外收购研发型企业为我服务，形成全球要素为我所用的良性格局。
第二，在中国企业从GVC走到GIVC的两个阶段中，第一个阶段的转型最为困难，任务也更为艰巨。虽然我们一再论证基于内需才最有可能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但是当原来的贴牌生产厂商试图转型为自主品牌上尤其是成为国际品牌商时，除了需要巨额的广告费和渠道建设费外，还会因为缺乏熟悉国际市场、缺少品牌和营销的人才而搁浅，更会遭遇到原有处于发包方的国际大买家（即处于GVC高端的国际品牌商）的强力封锁和围追堵截。原来的“发包商—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关系己演变为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为了防止被后起者替代，实力强大的国际发包商会发出令人可信的竞争威胁。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企业产业转型升级遇到困难的主要的微观原因。
第三，从GVC走向GIVC，是不是一定要分为两个阶段？即GVC——NVC，NVC——GIVC两个过程是不是可以截然分开？或者NVC和GIVC的形成，根本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方面我们还缺少来自实践的案例研究和佐证。
三、中国参与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政策取向
目前，中国仍然纠结于第一波的出口导向的全球化进程，还在“扩内需、稳外需”的平衡中苦苦挣扎，并没有做好迎接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的准备，适应新一轮的全球化的能力显得明显不足。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可能引起争论的问题。
撇开决定综合竞争力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等诸多方面不论，仅就经济方面来说，中国要形成参与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力，最起码必须拥有适应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全球化理念与为其服务的战略和政策；必须拥有强有力的处于创新价值链高端地位的跨国公司；必须拥有一大批具有高度国际化视野的高端人力资本。用这三个方面的标准来衡量，中国适应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能力显得明显不足。
首先，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适应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全球化理念与为其服务的战略和政策。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理念是“出口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理念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为建立经济强国地位而残酷竞争的市场和战场，以国家整体实现出口规模最大化为最高目标取向，视低价格为国家竞争力主要来源。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的全球化战略，避开了中国本土企业与跨国企业在技术上的差距，有效地利用了国际市场和本国过剩的生产要素，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西方提供的“技术和管理技能外溢效应”。但是这一战略已经无法保证中国在下一轮的国际竞争中与世界的平衡，因而可能无法获得属于自己的利益。由于西方国家提供市场的能力日益衰退，现有国际市场秩序已经无法容纳像中国这样一位超级的过剩产能的提供者，而且，由于西方今后将会陷入较长期的经济衰退，对高级生产要素的利用能力也在不断地降低。中国若不扩大自己的国内需求，为新一轮的全球化提供市场，不仅全球化不可能持续，而且中国也不可能抓住机遇加速发展自己，就会失去从全球化中得到巨大利益的机会。因此，中国实施新一轮的全球化战略，最需要的是比第一轮全球化更加开阔的国际视野和更加开放的眼光，并以此指导自己制订独立的全球化政策措施。
其次，根据以往国际的经验，一个国家要在世界经济中富有竞争力，必须拥有强有力的处于创新价值链高端地位的跨国公司，尤其是民营性质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角，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开拓者和主力军，也是全球化的国际规则制定者。目前中国虽然有许多国有企业经过重组后进入了世界一些行业的500强名单，但是并不能有效地改善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被动地位，中国最缺乏还是大型的民营跨国公司。由各种国有性质的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或出面进行收购兼并时，不仅会受制于自身“软预算约束”的通病而缺少效率，而且更容易被西方国家的反垄断法制裁，甚至会引起西方民众对中国的敌视。中国在上次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其利益与西方国家更多具有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中国扮演的是一个“世界操作工”角色，从事的是低端制造业外包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作业，而全球价值链高端的研发和设计、市场营销和品牌网络等，都由美欧日本的跨国公司扮演，中国是替国际跨国公司打工，因此所从事的产业中国与西方具有互补性。在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将与西方争夺高级生产要素，将与西方争夺创新中心地位，将在某些价值链的高端成为替代者，因此一定会遇到现有垄断者地位的极力抵制和抗衡。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是实力说了算，如果中国缺乏可以参与游戏的民营跨国企业，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抓住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崛起所带来的黄金机遇。
最后，一个能驾驭经济全球化的大国，必须拥有大批具有全球视野的高端人才。目前，中国一般的人才并不缺乏，真正最缺的是能够带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领军水平人才。今后的中国东部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如果按照基于内需的全球化战略定位的要求，在未来若干年中建设成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之一，建成为全球高端人才的聚集区之一，建成世界前沿技术研发和先进标准创制的引领区，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技术产业的辐射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定位，我们就必须从现在开始，抓紧制订各类聚集培育高端领军人才的政策，聚集由战略科学家和高端领军科技创业人才领衔的研发团队和创业团队，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学研究所和科技研发中心，聚集由高端领军科技创业投资家和科技中介人才领衔的创业服务团队。语言障碍是阻碍中国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端人才成长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科技和教育环境使中国没有能力培养足够的、在各种领域里能“拿得出去”的高端人才。作为“补缺”的重要手段，吸引海外留学的华人回归，是中国高级人才市场化、国际化的重要载体。“海归”们大部分在国外的著名学府获得博士、硕士学位，他们既有国外科技前沿的实践经验，又有对市场经济和现代管理的深刻理解；有一些“海归”既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又有与国外专家和公司业务的广泛联系，他们将是参与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的力量。
基于上述分析，与上述问题对应，我们可以提出提升中国参与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竞争力的政策取向：
第一，形成一个适应第二波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全球化理念和为其服务的战略和政策，其中最为关键的政策目标是要搭建中国扩大内需的经济平台，并以此吸引全球高级要素。这个平台主要有：一是制造业平台。强大的制造业是现代科技的受体和载体。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将需要进一步发挥现代制造业的增长功能，中国构建现代制造业平台将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先锋和主体力量。二是城市化平台。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的前期主要是投资驱动。一旦完成了基础设施的基本投资，城市化扩大内需的功能将转化为消费拉动。中国现在仍然有一半的人口需要城市化，加快城市化过程，将有利于扩大以消费需求主导的内需市场。三是“五外”平台。主要指吸收全球高级要的“外贸、外资、外经、外智、外包”平台。四是生产性服务平台。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把高级技术、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引进商品生产过程的“飞轮”，是决定现代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的投入因素。建设金融、商务、物流、设计、技术服务等在内的各类生产者服务业，将直接吸收国内外高级要素。五是居民消费平台。
第二，构建强有力的处于创新价值链高端地位的跨国公司尤其是民营性质的跨国公司，最为关键的是要鼓励民营企业进入行为，主要是通过收购兼并行为形成资产集中和集聚态势。一是要打破国有企业在行业上的垄断性，对外资、国资和民资实施统一的国民待遇，放手让民营经济进入竞争性行业。二是要首先鼓励民营企业在国内市场进行兼并重组，使其形成具有一定市场控制力的巨型企业，以便为国内市场的充分开放做好准备。三是要鼓励民营企业联合“走出去”，尤其是要鼓励民营企业利用西方目前的经济危机时机，联合收购其拥有技术、人才、品牌和渠道的企业，同时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实现产权融合和资产重组。
第三，拥有一大批具有高度国际化视野的高端人力资本，最为关键的是利用、引进和培养相结合。利用西方各国经济不景气的机遇，通过收购它们的企业尤其是原本有实力的上市公司，除了把它们的资产盘活外，主要是把它们的人才尤其是高级的紧缺人才资源运用起来，让他们为中国市场的发展或中国企业开拓全球市场进行研发和设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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