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彪1，2
1， 南京大學長三角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2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
摘要 第一波經濟全球化特徵，可以概括為“利用本國的市場用足國外的高級生產要素，尤其是利用其創新要素髮展本國的創新經濟”。中國以出口導向為特徵參與第一波經濟全球化，其內核可以概括為“利用別國的市場，用足本國的低端生產要素”，這一波全球化的紅利已經透支。中國參與第二波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戰略，就是在擴大內需條件下實施深度全球化戰略即發展基於內需的全球化經濟。抓住第二波經濟全球化機遇的目的，既是為了中國與世界的再平衡，消除世界經濟下行趨勢下我國過剩產能的困境，更是為了利用國外經濟危機給中國引進高級要素所帶來的加速發展機遇，大力發展創新經濟。
JEL分類碼：F63， F41，O11
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無疑已經成為二戰後經濟全球化最大的贏家之一。全球化為中國經濟起飛創造了寶貴的機遇，中國能夠利用其廉價勞動力的優勢迅速成為世界工廠。2008年以來，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作為大國經濟，中國需要與世界經濟進行再平衡。過去那種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價值鏈、基於出口導向的第一波全球化發展的紅利已經透支，不可能持續，中國的全球化戰略需要轉型升級。
中國經濟全球化戰略轉型，並不意味著中國應該回歸到內向型經濟。恰恰相反，我們需要進一步利用世界經濟危機的機遇，及時啟動中國第二波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戰略，就是在擴大內需條件下實施深度全球化戰略即發展基於內需的全球化經濟。
“十二五”規劃提出我國要建設名列世界前茅的內需市場。這意味著中國要把擴大內需與實施新一輪的經濟全球化戰略有效地結合在一起，利用內需市場與全球市場之間的關聯關係，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級創新要素，服務我國經濟轉型升級進程，加速我國達到全面小康和基本實現現代化目標的宏偉任務。
發展基於內需的全球化經濟，並不是一個新的經濟現象，也不是一個新的概念。目前全球人口規模較大的發達國家，基本上都屬於這種經濟形態。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國。第一，美國民眾的收入水平高購買力強，人口眾多，使得美國最終需求規模一直處於全球最大的地位，同時也是形成市場驅動型的全球市場治理者的主要條件；第二，強勢的國內市場需求加上其他非經濟因素，塑造了長期的強勢美元地位，誘使全球生產要素向美國流動，導致了全球其他奉行出口導向戰略的國家對其進行大量的出口，使美國可以長期獲得低成本的要素和產出品；第三，因國內市場巨大，機會眾多，美國成為吸收全球各種要素尤其是高級的創新要素力度最大的國家，美國是當今發達國家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也是全球頂尖人才富集度最高的國家。
美國基於內需的全球化經濟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其自身的條件和複雜的背景，如消費文化和政治軍事實力等。建立具有中國特點的、基於內需的全球化經濟體系，無疑是中國作為大國經濟的主要發展戰略。本文將對這一戰略的基本背景、內涵以及政策取向等問題進行全面的剖析。
一、中國必須儘快啟動第二波全球化戰略的基本背景
20世紀80年代尤其是1992年以來，中國參與的第一波全球化具有以下幾個重要的特徵，這些特徵既表現為中國與世界經濟再平衡關係的變化，也是我們現在需要轉換全球化戰略的主要理由：
第一，中國是資源最匱缺的國家之一，同時卻在全球價值鏈低端成為世界資源消耗的大國。在完整的商品和服務鏈條中，資源消耗和佔用主要發生在加工/製造/裝配/生產環節。中國在價值鏈底部的比較優勢，決定了中國必然是接受和轉移西方消耗的主要國家。即使中國原來的資源消耗總量不變，但是隨著西方世界通過產品內分工的形式把那些高消耗、高佔用的生產環節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處於價值鏈低端的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資源消耗和佔用的水平也會不斷增加。西方發達國家轉移了高消耗和高佔用環節後，專注於價值鏈高端的研發和設計、品牌和營銷環節。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我國被鎖定在賣勞力和拼消耗的生產加工環節，其貿易增長和經濟發展進程，必然體現為主要依靠物質消耗和佔用的粗放發展方式。
第二，中國是吸收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同時卻作為窮國在為富國提供大量的直接和間接融資。截止2011年6月末，我國外匯儲備餘額達31975億美元，佔對外金融資產的69%；外國來華投資15838億美元，佔對外金融負債的60%。這充分說明，我國對外金融資產和負債的結構分佈較為集中，其中對外金融資產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門，以外匯儲備為主；而對外金融負債主要集中在私人部門的直接投資。這一格局的融資效應主要為：1、通過吸收FDI在全球價值鏈底部進行國際代工，這種依據低端要素的競爭性出口不斷地壓低出口價格，降低了作為進口國企業尤其是高端製造業的投入成本；2、中國接受富國的製造業外包，減少了富國對工廠設備等固定資本投資，降低了這些富國的資本形成率；3、對富國進行低價消費品的出口，等於變相地提高了富國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其可以在維持高生活水平的基礎上，把收入更多地投資於各金融資產；4、富國製造業由此可獲得更高盈利，並把其投入併購和分紅等資本市場的虛擬經濟活動；5、中國出口的外匯所得，沒有用於購買原材料和機器設備，而是通過不斷地購買富國發行的國債甚至風險更高的金融產品而回流富國。一方面，過多的出口收匯引起國內高比率的人民幣投放，從而導致國內處於嚴重的通脹壓力之中；另一方面又變相助長了富國的金融泡沫，同時使自己的外匯形態的財富處於不斷貶值的危險境地中。
第三，中國作為“世界底層的操作工”，在全球勞動力市場中搶佔了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調整中騰出來的低端就業崗位，在高端勞動力市場卻為富國創造了大量的對外需求崗位。全球化其實是對各國就業崗位的爭奪。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低端地位使中國廣大的“世界操作工”得到了充分就業，但是卻丟失了對高端就業崗位的需求。與此同時，西方富裕國家卻一味認為中國的出口毀壞了它們的產業基礎和就業基礎。如Autor等人（2011）就認為，從中國進口商品對美國經濟產生了以下的“副作用”：即從中國進口的商品，與美國同類商品的製造業就業、各地勞動力市場就業負相關，降低了相應崗位工資水平，導致了政府對失業、醫療保障支出上升。他們把其稱之為美國得了“中國綜合症”。其實，這種進口給美國產業結構帶來了低成本的調整機會，同時也使中國失去了吸收產業升級所必需的高級要素的機會！
第四，中國製造業是對西方技術最強烈的需求者之一，但卻對本國的自主創新產生了擠出效應，使中國製造業長期缺少“心臟”和“腦袋”。長期以低端要素生產和出口導向的國際代工，使中國製造業企業無需投資於研發設計和品牌網絡也能取得相對“滿意”的利潤率。一方面，這使得中國自身的研發產業和重裝備工業因缺少需求無法生存，被西方技術不斷地擠出。另一方面，中國製造業慢慢地得了兩種病，一是“心臟病”，缺少核心技術，核心技術大多掌握在發達國家跨國企業手中，中國製造只能引進和高代價地利用人家的技術；二是“神經病”，指“中國製造”的產品智能化水平較低，軟件開發和應用水平落後。
從總量平衡的角度看，今後歐美在消費上的“去槓桿化”與中國在生產上的“去產能化”，可能是並行交互影響的必然趨勢：前者要求歐美國家增加儲蓄，降低過度的消費；後者要求我國壓縮或消化過度的生產能力，尤其是傳統低附加值產業的產能。中國與世界經濟再平衡的核心問題，就中國政府可以掌控的政策工具而言，實施擴大內需策略是實現“去產能化”的最佳方略，由此必然要求中國走依靠擴大內需支撐經濟發展的道路。但是問題遠非這麼簡單！
首先，長期以來，我國經濟中存在著“三個比重低”的不良格局，即民生性投入比重低，服務業比重低，中等收入者比重低，這是中國內需難以擴大的主要的需求面的原因和結果。其結果是，投資驅動型增長模式的自我強化，不斷形成和累積巨大的過剩產能，加強了增長對出口導向的依賴，遇到外部危機時經濟必然下行。不解決三個比重過低問題，上述惡性循環又會出現。解決此問題需要長期的努力。從短期來看，穩定外需還是保增長最重要途徑之一。
其次，目前中國面前的嚴峻問題並非是否擴大內需，而是如何擴大內需、如何在擴大內需的過程中提升產業競爭力。擴大內需表面上的決定因素在需求方，似乎我們解決了收入倍增、分配不均衡以及消費的軟硬件基礎設施問題，就自動解決了擴大內需問題。其實，真正的難題是在供給方。在中西方技術水平落差較大的前提下，中國人需求能力的解決，其結果更多的不是擴大了對中國產品的需求，而是擴大了對西方過剩產品的強勁的需求，甚至是對富國奢侈品的需求！長期來看，如果不把擴大內需與產業轉型升級結合起來，不提高中國本土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中國本土的過剩生產能力既無法在出口導向中消化，也無法在擴大內需中消化。
再次，從微觀上說，沒有疲軟的市場，只有疲軟的產品和技術。解決自主技術創新問題，才是中國擴大內需的長期的、根本的問題所在。過去，我們通過技術購買和引進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以學習和模仿為主運用西方技術進行產業升級，但是“以市場換技術”換不來真正的高技術，以學習模仿為特徵的技術發展道路存在嚴重的被阻止性。很多人主張政府要加大對中國本土企業的R&D投入和自主品牌的營銷投入，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強烈封閉經濟色彩的自主研發投入很難收到實際效果。必須遵循市場化的原則，在開放的全球競爭中，利用各種可以利用的高級要素，包括來自西方世界的技術、知識和人才，在我方控制下逐步形成自己的國際競爭力。
二、基於內需的經濟全球化：第二波全球化戰略的基本內容
擴大內需戰略並非反全球化，更不會與參與經濟全球化的行動相沖突。“擴大內需”指的是利用國內市場，它相對於出口導向而言，與是否參與全球經濟沒有直接的關係。擴內需既可以開放的方式進行，如進口國外要素在國內加工並在國內外銷售；也可以封閉的方式進行，如在國內完成產業鏈的整個價值增殖過程，不與國際經濟發生任何聯繫。“經濟全球化”指的是全球範圍內的市場經濟趨勢，是要素跨區域的、無經濟疆界的流動，它只與封閉經濟中要素的封閉流動相對立。基於內需的經濟全球化，其實就是強調利用全球優質要素髮展自己。在開放條件下，因大國經濟的內需潛力大，一般都屬於“基於內需的全球經濟”形態，而小的經濟體，如新加坡、中國臺灣、韓國等，因人口規模限制的內部市場容量無法消化達到規模經濟產量點的供給量，一般都屬於“基於出口導向的全球經濟”形態。
像中國這樣有著巨大市場潛力的大國經濟，不可能長期實施基於出口導向的經濟全球化戰略，世界上也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容納中國這麼巨大的生產能力的長期出口，更不可能放任本國的產業長期處於中國廉價產品的激烈競爭中。總的來看，第二波經濟全球化，與第一波經濟全球化之間，除了在市場需求方面不同外，在基本的戰略內容上其根本性差異，主要體現在：
第一，戰略前提不同。以出口導向為特徵的全球化，其前提是低端要素的價格具有比較優勢，是在國內收入水平較低、國內需求不足以支持高經濟成長速度的要求下，我國的低廉生產要素具有強大的國際競爭力。本土對低端要素需求強而對高端要素需求弱，這是中國成為世界廉價製造工廠而自主創新和生產者服務業發展不足的主因。第二波經濟全球化戰略，其前提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是提升要素的質量和生產率，而不是單單憑藉要素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主要表現在要素價格正在逐步上升，低端產業的比較優勢正在逐步喪失。我們再也不能以犧牲勞動者利益、消耗和佔用鉅額的資本、破壞國內的生態環境等非均衡發展來補貼外國人。因爭奪內需市場，本土企業會產生對高級要素的強大需求，同時要素價格不斷上揚壓縮低端產業的生存空間，就會出現創新驅動、生產率上升、服務業大發展趨勢。
第二，戰略目的不同。以出口導向為特徵的全球化戰略，更多是為了解決國內過剩的生產能力的出路。總的來說，其戰略目的的特徵可以概括為“利用別國的市場用足本國的低端生產要素”，國內市場的缺口通過出口解決。第二波基於內需的全球化戰略的目的，可以概括為“利用本國的市場用足國外的高級生產要素，尤其是利用國外的創新要素加速發展在中國的創新型經濟”，國內技術的缺口通過內需吸引國外的要素流動來解決。中國抓住第二波全球化機遇，既是為了消除世界經濟下行趨勢下我國過剩產能的困境，更是為了利用國外經濟危機給中國引進高級要素所帶來的加速發展機遇。
第三，戰略核心內容不同。第一波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內容，初期是為了順利實施“進口替代”戰略，1992年以來逐步演化為“通過吸收FDI企業來增進出口”以及“用市場換技術”。第二波全球化戰略，其核心內容要在擴大內需條件下實施深度全球化戰略，其深度主要體現在是為了更多地爭取全球高級的創新要素，提高對創新要素的全球配置能力，加速發展我國的創新型經濟。具體體現為至少以下幾點：1、利用大國經濟內需市場規模龐大的“虹吸效應”，進一步吸收全球創新要素，為我國產業升級服務；2、利用內需市場的規模效應，形成出口的差異化和低成本的競爭優勢，提升出口的檔次；3、利用內需市場的規模效應，發展中國的巨型跨國公司，培育價值鏈“鏈主”，形成全球性壟斷競爭格局。
第四，戰略路徑不同。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價值鏈，是第一波以出口導向為特徵的全球化的基本路徑。處於全球價值鏈高端的治理者利用自己的研發設計優勢和市場營銷和網絡品牌優勢，向處於價值鏈低端中國企業發包。貼牌生產的中國企業為了滿足外國消費者的需求和口味，經常採取進口國外機器設備和技術等方式擴大可供出口的生產能力。這是中國消費品出口激增而國內裝備工業因缺乏市場需求而不斷衰退的主要原因。在基於內需的經濟全球化中，戰略路徑則是要求企業加入或形成國內價值鏈，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形成全球創新鏈，國內巨型企業或中國的跨國公司處於價值鏈高端的治理者位置，它們根據市場需求（包括國外市場需求）和自己主導的研發設計向國內外企業發包，使全球生產要素供給企業成為自己的供應商或形成全球供應鏈，然後把產出向全球銷售。
第五，戰略實施方法不同。中國第一波以出口導向為特徵的全球化，在對境外的經濟要素的利用方式上，主要是招商引資和“引進來”，依靠低勞動成本、以高資源和高環境投入為代價，僅居於價值鏈底部利潤最薄弱的加工製造環節。在基於內需的經濟全球化中，利用境外經濟要素的方式主要是：一是“走出去”，即通過海外設廠或者海外併購等方式，以資本的控制力為突破，有效提升對海外經濟要素的整合能力和掌控高度，爭奪利潤豐厚的技術、品牌、渠道等價值鏈高端環節，實現發展方式轉型；二是利用國內市場的巨大吸引力和規模效應的支持，發展逆向外包，吸收外國高級要素為我所用；三是建設各種內需平臺，如以事業平臺吸收海外高科技人員加入我國產業高級化進程的研究開發等。
第六，戰略所依據的產業內容不同。中國所參與的第一波全球化，因對低端生產要素擁有的比較優勢，因而得以迅速成長的產業主要是可供出口的加工型勞動密集產業，依賴的主要是重化工業、房地產業的成長，加劇的是對投資拉動的依賴。在依靠內需的第二波全球化中，中國不僅要依靠創新要素促使製造業崛起，要成為世界先進的製造大國，也要使現代服務業崛起，尤其是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本密集的高級生產者服務業的崛起，形成以先進製造業和服務業為主導的現代產業體系。以製造業崛起為例，中國成為世界製造強國，一要靠汽車，二要靠高鐵，三要靠飛機，四要靠重型機械。目前國產汽車處於爬坡階段，飛機制造業還剛剛起步，重機只有個別領域走在世界前列。高鐵則逐步超越了發達國家。如果這些產業在爬坡的過程中，可以得到國際先進技術和人才的支持，無疑將會大大縮短中國的趕超進程。為了讓世界先進國家成為“中國製造”和“中國創造”的要素供應商或供應者，把中國市場規模首先發育成名列全球前茅的世界性市場是最基本的條件之一。
綜上所述，中國參與第二波全球化戰略的重點，在於在轉換需求結構的過程中，利用內需市場的吸引力促進企業從加入全球價值鏈（GVC)走向加入全球創新價值鏈（GIVC)，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發展創新經濟。GIVC概念的提出是本文的創新點之一，詳細描述和分析這個GIVC是我們今後研究的任務，簡訴如下：
第一，從GVC走到GIVC，可能要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從GVC走向NVC，國內本土企業從供應商角色轉型為發包商角色，從GVC中的“被俘獲者”站在了NVC中的高端，成為價值鏈的治理者和控制者；二是在國內價值鏈（NVC）的基礎上通過開放的全球化戰略形成GIVC，主要是處於NVC高端的控制者利用內需市場吸引力“虹吸”國際上先進的高級生產要素，如利用世界經濟危機的機遇吸收國外優秀人才到中國工作，或者直接到海外收購研發型企業為我服務，形成全球要素為我所用的良性格局。
第二，在中國企業從GVC走到GIVC的兩個階段中，第一個階段的轉型最為困難，任務也更為艱鉅。雖然我們一再論證基於內需才最有可能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牌，但是當原來的貼牌生產廠商試圖轉型為自主品牌上尤其是成為國際品牌商時，除了需要鉅額的廣告費和渠道建設費外，還會因為缺乏熟悉國際市場、缺少品牌和營銷的人才而擱淺，更會遭遇到原有處於發包方的國際大買家（即處於GVC高端的國際品牌商）的強力封鎖和圍追堵截。原來的“發包商—供應商”之間的合作關係己演變為你死我活的競爭關係，為了防止被後起者替代，實力強大的國際發包商會發出令人可信的競爭威脅。這些都是發展中國家企業產業轉型升級遇到困難的主要的微觀原因。
第三，從GVC走向GIVC，是不是一定要分為兩個階段？即GVC——NVC，NVC——GIVC兩個過程是不是可以截然分開？或者NVC和GIVC的形成，根本就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這方面我們還缺少來自實踐的案例研究和佐證。
三、中國參與第二波經濟全球化的政策取向
目前，中國仍然糾結於第一波的出口導向的全球化進程，還在“擴內需、穩外需”的平衡中苦苦掙扎，並沒有做好迎接基於內需的經濟全球化的準備，適應新一輪的全球化的能力顯得明顯不足。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這個可能引起爭論的問題。
撇開決定綜合競爭力的政治、軍事和文化等諸多方面不論，僅就經濟方面來說，中國要形成參與第二波經濟全球化的競爭力，最起碼必須擁有適應第二波經濟全球化的新的全球化理念與為其服務的戰略和政策；必須擁有強有力的處於創新價值鏈高端地位的跨國公司；必須擁有一大批具有高度國際化視野的高端人力資本。用這三個方面的標準來衡量，中國適應第二波經濟全球化的能力顯得明顯不足。
首先，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形成一個適應第二波經濟全球化的新的全球化理念與為其服務的戰略和政策。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全球化的理念是“出口是驅動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這一理念把世界看成是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為建立經濟強國地位而殘酷競爭的市場和戰場，以國家整體實現出口規模最大化為最高目標取向，視低價格為國家競爭力主要來源。在這一理念指導下的全球化戰略，避開了中國本土企業與跨國企業在技術上的差距，有效地利用了國際市場和本國過剩的生產要素，在某種程度上利用了西方提供的“技術和管理技能外溢效應”。但是這一戰略已經無法保證中國在下一輪的國際競爭中與世界的平衡，因而可能無法獲得屬於自己的利益。由於西方國家提供市場的能力日益衰退，現有國際市場秩序已經無法容納像中國這樣一位超級的過剩產能的提供者，而且，由於西方今後將會陷入較長期的經濟衰退，對高級生產要素的利用能力也在不斷地降低。中國若不擴大自己的國內需求，為新一輪的全球化提供市場，不僅全球化不可能持續，而且中國也不可能抓住機遇加速發展自己，就會失去從全球化中得到巨大利益的機會。因此，中國實施新一輪的全球化戰略，最需要的是比第一輪全球化更加開闊的國際視野和更加開放的眼光，並以此指導自己制訂獨立的全球化政策措施。
其次，根據以往國際的經驗，一個國家要在世界經濟中富有競爭力，必須擁有強有力的處於創新價值鏈高端地位的跨國公司，尤其是民營性質的跨國公司。跨國公司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角，是全球化進程中的開拓者和主力軍，也是全球化的國際規則制定者。目前中國雖然有許多國有企業經過重組後進入了世界一些行業的500強名單，但是並不能有效地改善中國在全球化中的被動地位，中國最缺乏還是大型的民營跨國公司。由各種國有性質的企業進行跨國經營或出面進行收購兼併時，不僅會受制於自身“軟預算約束”的通病而缺少效率，而且更容易被西方國家的反壟斷法制裁，甚至會引起西方民眾對中國的敵視。中國在上次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其利益與西方國家更多具有一致性，主要表現在中國扮演的是一個“世界操作工”角色，從事的是低端製造業外包和勞動密集型的加工作業，而全球價值鏈高端的研發和設計、市場營銷和品牌網絡等，都由美歐日本的跨國公司扮演，中國是替國際跨國公司打工，因此所從事的產業中國與西方具有互補性。在第二波全球化浪潮中，中國將與西方爭奪高級生產要素，將與西方爭奪創新中心地位，將在某些價值鏈的高端成為替代者，因此一定會遇到現有壟斷者地位的極力抵制和抗衡。世界經濟的遊戲規則是實力說了算，如果中國缺乏可以參與遊戲的民營跨國企業，我們就不可能真正抓住第二波經濟全球化給中國崛起所帶來的黃金機遇。
最後，一個能駕馭經濟全球化的大國，必須擁有大批具有全球視野的高端人才。目前，中國一般的人才並不缺乏，真正最缺的是能夠帶領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領軍水平人才。今後的中國東部地區尤其是大城市，如果按照基於內需的全球化戰略定位的要求，在未來若干年中建設成全球科技創新中心之一，建成為全球高端人才的聚集區之一，建成世界前沿技術研發和先進標準創制的引領區，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高技術產業的輻射區。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定位，我們就必須從現在開始，抓緊制訂各類聚集培育高端領軍人才的政策，聚集由戰略科學家和高端領軍科技創業人才領銜的研發團隊和創業團隊，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學研究所和科技研發中心，聚集由高端領軍科技創業投資家和科技中介人才領銜的創業服務團隊。語言障礙是阻礙中國具有國際視野的高端人才成長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科技和教育環境使中國沒有能力培養足夠的、在各種領域裡能“拿得出去”的高端人才。作為“補缺”的重要手段，吸引海外留學的華人迴歸，是中國高級人才市場化、國際化的重要載體。“海歸”們大部分在國外的著名學府獲得博士、碩士學位，他們既有國外科技前沿的實踐經驗，又有對市場經濟和現代管理的深刻理解；有一些“海歸”既擁有自主的知識產權和專利技術，又有與國外專家和公司業務的廣泛聯繫，他們將是參與中國經濟崛起的重要的力量。
基於上述分析，與上述問題對應，我們可以提出提升中國參與第二波經濟全球化競爭力的政策取向：
第一，形成一個適應第二波經濟全球化的新的全球化理念和為其服務的戰略和政策，其中最為關鍵的政策目標是要搭建中國擴大內需的經濟平臺，並以此吸引全球高級要素。這個平臺主要有：一是製造業平臺。強大的製造業是現代科技的受體和載體。中國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將需要進一步發揮現代製造業的增長功能，中國構建現代製造業平臺將成為擴大內需的主要先鋒和主體力量。二是城市化平臺。根據國際經驗，城市化的前期主要是投資驅動。一旦完成了基礎設施的基本投資，城市化擴大內需的功能將轉化為消費拉動。中國現在仍然有一半的人口需要城市化，加快城市化過程，將有利於擴大以消費需求主導的內需市場。三是“五外”平臺。主要指吸收全球高級要的“外貿、外資、外經、外智、外包”平臺。四是生產性服務平臺。生產性服務業作為把高級技術、人力資本和智力資本引進商品生產過程的“飛輪”，是決定現代產業國際競爭力的主要的投入因素。建設金融、商務、物流、設計、技術服務等在內的各類生產者服務業，將直接吸收國內外高級要素。五是居民消費平臺。
第二，構建強有力的處於創新價值鏈高端地位的跨國公司尤其是民營性質的跨國公司，最為關鍵的是要鼓勵民營企業進入行為，主要是通過收購兼併行為形成資產集中和集聚態勢。一是要打破國有企業在行業上的壟斷性，對外資、國資和民資實施統一的國民待遇，放手讓民營經濟進入競爭性行業。二是要首先鼓勵民營企業在國內市場進行兼併重組，使其形成具有一定市場控制力的巨型企業，以便為國內市場的充分開放做好準備。三是要鼓勵民營企業聯合“走出去”，尤其是要鼓勵民營企業利用西方目前的經濟危機時機，聯合收購其擁有技術、人才、品牌和渠道的企業，同時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實現產權融合和資產重組。
第三，擁有一大批具有高度國際化視野的高端人力資本，最為關鍵的是利用、引進和培養相結合。利用西方各國經濟不景氣的機遇，通過收購它們的企業尤其是原本有實力的上市公司，除了把它們的資產盤活外，主要是把它們的人才尤其是高級的緊缺人才資源運用起來，讓他們為中國市場的發展或中國企業開拓全球市場進行研發和設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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