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江隱龍
在上一篇《稱帝進行曲之西漢上：劉邦比嬴政還霸氣，從這一句話就能看出來》中，我們看到了劉邦論述其天命的正統時，說了一句極為霸氣的話：“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也就是說，劉邦一個布衣（亭長），能得天下已經說明了一切，還用論證啥合法性？
“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看似是不可能的功業，如今這番功業居然成功，自然便是天命，又何須論證？粗看這一句話，可以說是赤裸裸的霸道理論，卻得到了楚國遺民的援引，如陸賈說服趙陀臣服時便道：“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強。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司馬遷在《史記》中更是大聲疾呼：“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因為劉邦平定天下極難，所以劉邦能平定天下便一定不是依靠人力，而是天命。在這裡，項羽存在的意義就是以其強來印證劉邦的天命，劉邦的功業給了他天命的正統。那麼是不是可以認為，劉邦是嬴政“功業理論”的擁躉呢？未必。劉邦這裡的“三尺劍”，說的不是他在戰場上的赫赫武功，而是他作為赤帝之子斬白帝之子的政治神話。傳說劉邦曾提三尺劍斬白蛇起義，而這條白蛇其實是白帝之子。白帝乃西方主神，秦人興起於西方；赤帝乃南方主神，楚人多居於南方。劉邦以赤帝之子自居創造了這一神話，劉邦的“三尺劍”並不立足於嬴政所構造的“功業理論”，而立足於一則徹頭徹尾的神話……
從人類認知的角度來看，這或許是一個倒退；然而從天命理論的目的來說，這又未嘗不是唯一的選擇。嬴政的“功業理論”將天命的正統維繫於前無古人級別的功業，這幾乎是鼓勵人去作亂：只要能建立比秦朝更大的功業，就能名正言順的取代秦朝，這是劉邦所萬萬不能容忍的。嬴政在稱帝前畢竟還有強大的秦國作為依託，而劉邦新得天下，立足未穩，他決不能讓天下再次陷入動亂。那麼，如何證明秦朝的天命已經轉移到了自己身上呢？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劉邦自然而然地將視線放到了神話上，於是斬蛇起義的神話便這樣炮製出來。如果細心將這一則神話的邏輯內核剝離出來，劉邦所依據的其實也是“血統即正統”理論：嬴政是白帝之子，而劉邦是赤帝之子，劉邦的天命來源不是因為他兵不血刃入咸陽，不是他最終消滅的項羽，而是他神的身份。有了這一種敘事，項羽的敗亡就只是人間故事不值一提，天命只在擁有神之身份的秦朝皇帝與劉邦之間轉移過；而這一轉移程序不發生在咸陽之戰，而在劉邦斬白蛇之時就已經完成。
然而正如嬴政一樣，神話與武功也無法真正緩解劉邦內心對於其天命正統性的焦慮。他應當清楚地記得陳勝、吳廣所吶喊出的“王侯相將寧有種乎”八個字。曾幾何時，他也為這八個字著迷過——當時嬴政東巡，劉邦看到那一派錦繡的車馬儀仗，不由自主地說出了“大丈夫當如此也”的感嘆。作為一個小小的亭長，如果王侯相將的地位由血統而定，那他憑什麼在貴族堆裡殺出一條血路並位登九五呢？
然而時過境遷，劉邦已經成了漢帝，他便不能容忍“王侯相將寧有種乎”的呼聲了。如果他以功業來確定天命的正統，從邏輯上便不能阻止外人顛覆大漢江山，於是剩下的路只有血統。然而劉邦偏偏又是最缺乏血統的領袖，他實在沒有辦法讓天下人相信區區一個亭長居然比六國的貴族更有資格繼承天命，最後的辦法就只有神話。
當然，神話之外，劉邦還需要更多腳註。秦朝末代皇帝嬴子嬰向劉邦獻上傳國玉璽，這枚玉璽便成了天命已經轉移的象徵。在日後，歷朝皇帝還將為這方小小的玉璽層層加碼，得玉璽者便如同得了天命，中國沒有誕生出於“萬世一系”的天皇，卻雕琢出了“萬世一系”的玉璽。
除此之外，嬴政大力扶持的“五德終始說”也被劉邦所採納，不過有漢一朝對五德的態度卻讓人感到無所適從：劉邦斬蛇之初將秦皇視為白帝之子，主金德；火克金，劉邦當領火德；另秦朝官方以水德為尊，則劉邦又應領土德，然而漢立國之初卻承襲了秦朝的水德。劉徹整合“五德終始說”與“三統說”，改水德為土德，但並沒有彌合“五德終始說”學界的矛盾；漢文帝劉恆時期，朝野上下終於再次爆發了五德之爭。
這一場學術爭論關乎於漢朝天命的正統性來源，但各學者的說辭卻五花八門。有漢土代秦水說；有秦國祚太短僅為潤德，故漢當為水德之說；劉向父子甚至重新解釋了歷史各朝所屬之德運，以漢火代周木。五德之爭爆發之時，漢朝一派天災人禍，昔日劉邦的三尺劍已經不能讓皇帝們感到心安，天命的正統性就成了一支救命稻草。然而他們沒有想到，“五德終始說”居然在不久之後變成了奪命稻草，反而印證了漢德已衰的政治主題——紛紛攘攘之中，“聖人”王莽出現在了歷史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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