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红木》国标中的一大类别,红酸枝家族成员众多,包含交趾黄檀、奥氏黄檀、微凹黄檀、巴里黄檀、赛州黄檀、绒毛黄檀、中美洲黄檀七个树种。事实上，无论是红木家具文化的有序传承，还是红酸枝家具本身具备的实用性、艺术性、增值性来看，红酸枝家具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其文化断层现象，对红酸枝家具而言、对众多红木文化的追随者和红木家具的珍赏者而言，既不公平，也欠完满。
“酸枝”是广东、广西一带对红酸枝的习称，而在北方，“老红木”的称呼则更为人熟知。2000年《红木》国标颁布后，红酸枝正式被确立为一类木材的统称，包括交趾黄檀、巴里黄檀、奥氏黄檀、赛州黄檀、绒毛黄檀、中美州黄檀、微凹黄檀七个树种在内。至此，对于红酸枝称谓的规范终于尘埃落定。
明清两代，是传统家具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自唐五代进入垂足式高型家具以来，经宋元时期的高度发展，为明式家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加上明初手工艺的繁荣，海外贸易的发展，为明式家具的形成提供了技术力量和物质条件，使家具艺术发展到了成熟时期。这一时期生产的家具，已具备集科学性、艺术性及实用性于一身的特性。明清宫廷家具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在民间家具技艺空前发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来自民间，又高于民间，由于工匠技艺精湛，用材精良，所以宫廷家具代表了中国传统家具的最高水平，也是明清家具的精华。
当然，在黄花梨“一木独大”的明代，红酸枝显然还是个新鲜品种，而用它制作家具更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只有一些沿海地域会偶有使用它制作家具，那些家具也只是供日常使用，未进入可资探析的美学范畴。
及至清代，紫檀逐渐取代了黄花梨成为权贵的挚爱，这背后，一方面由于黄花梨木材被大量砍伐，使得这一木材面临枯竭的状态，另一方面，统治阶层审美和心态的变化也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及至清中后期，日趋衰微的国力让紫檀进口变得力不从心，家具木材的使用格局再次发生了变化。
正如紫檀接棒黄花梨，此时，红酸枝乃至花梨木成为了制作家具的普及用材，而在称谓上，红酸枝便是彼时的“老红木”。
“唯世俗所谓红木者，乃系木之一种专名词，非指红色木言也”、“木质之佳，除紫檀外，当以红木为最”，这是《古玩指南》中有关“红木”的两句记载。
《古玩指南》成书于清末民初，而在此时，对于“紫檀、黄花梨、老红木乃宫廷三大贡木”一说也早已形成了共识。
沿着这一思路，大量使用红酸枝且制品艺术水准较高的年代应当在清中期，尤其是乾隆四十年以后。这一时期，国力已有衰微之象，紫檀库存亦不充足，这样的契机下，红酸枝渐渐迎来了一个使用高峰。
乾隆四十年以后，酸枝木大量进入清代宫廷，仅乾隆四十三年，“海梅木”的旧存就达到了“三万八千零八十九斤十四两四钱”，新收海梅木“两千九百六十三斤”。而到了乾隆五十三年，旧存酸枝木增至“八万二千四百五十一斤二两四钱”，比起乾隆四十三年海梅木的数量总和增长了一倍。这批为数可观的酸枝木成为乾隆后期宫廷家具制作的重要原料。由于库存充足，以其制成的宫廷家具种类及数量极为丰富，包括红木香几、红木插屏、红木挂屏、红木桌屏、红木桌灯、红木壁灯等物。
故宫传世的家具中，诸如“红木云龙纹架子床”等大型家具，其制作年代应该不早于乾隆后期。此床体量庞大，用料厚实，雕刻精美，拥有极为精湛的工艺和很高的艺术水准，也由此可见红酸枝在宫廷中的地位变化。
清后期，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对外贸易挣脱了闭关锁国的掣肘，重新焕发出生机。借着地理优势，广东等地区成为红酸枝家具的重要生产基地，并逐渐形成气候。
这里生产的酸枝家具品类丰富，灯挂椅、太师椅、六角椅、茶几、长台、八仙台、书桌、橱柜、围屏等一应俱全，到了后来，中西文化的交融使得家具更趋于创新和多样化，出现了雕花公座椅、单拼椅、贵妃床、旋转座椅、镶石花篮圆台等带有明显西洋风貌的家具。
与紫檀、黄花梨相比，酸枝木可谓行“革新”风气之先的木材。而革新之内容，工艺与造型兼而有之。 工艺上，一反过去打磨上蜡之传统，采用油漆工艺；造型上，一改以往传统的长台、八仙台、太师椅等款式，采用西方沙发型式，以酸枝木制造新式沙发床椅家具、酸枝大床和西式立柜等。
中国人的财产观离不开“厚、大、沉”。所以，红木家具的问世，她除了作为文化载体而存在，同时还是财富拥有程度的标志。红酸枝家具成器后，体量厚重，正是缘自红酸枝比重大的特性，它的气干密度接近于檀香紫檀，所以小料上手时手感沉重，两木相击，铮铮有声，呈现出金属般的质感。
市场化以后，酸枝家具的价格水涨船高。纵观当下红木家具市场，红酸枝家具占据着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对比而言，在性价比尚且合理的今天，红酸枝的优势也十分明显。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红酸枝很可能会成为继黄花梨和紫檀后又一天价用材。这样的说法，当然是一种着眼于市场规律上的推演，而如果单就红酸枝的使用历史而言，这一木材的深厚底蕴就已足够值得我们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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