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民国时期最牛的大学？既非清华，又非北大，更不是由清华、北大、南开联合组建的西南联大，而是南京大学的前身 ——民国国立中央大学（因为某些原因，中央大学以下多简称为原南京大学）。
为什么它这么牛呢？我们可以从《先生归来：南京民国老大学的那些人和事》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我们继续来说原南京大学为什么那么牛。
因为论师资队伍，原南京大学是当时部聘教授最多的大学。
什么是部聘教授呢？就是由教育部直接聘请的教授，这可是当时中国教育界最高的荣誉，代表着对个人学识和资历的高度认可，堪称“教授中的教授”。
这么说吧——天下部聘教授一石，原南京大学独占八斗。
而且这所大学的教师数量，是同期西南联大的一倍多。你说它牛不牛？
论学科建设，原南京大学的系科设置最为齐全，“是整个民国时期，唯一一所拥有《大学组织法》规定的八个学院的大学”。
论人才培养，原南京大学的学生最多，而且多次在全国大专以上学校学生测试中，名列第一。
论国际排名，原南京大学在1948年由普林斯顿大学评比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居亚洲第一，并挤入世界大学前五十名，令后来者难以望其项背。
老子说过：“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原南京大学能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所谓“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首先要提的是原南京大学的奠基人——郭秉文。
原南京大学的前身是东南大学，而东南大学的前身则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师”。
1918年，校长江谦因病休养，身为教务主任的郭秉文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南高师校长。
郭秉文者，何许人也？
郭秉文，南京浦口人，作为第一位获得留美教育学博士的中国学者，是教育大师杜威先生的得意弟子。
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被誉为“中国教育制度的开山之作”——里面有这样两句话：“教育造人才为国家之栋梁”“与国民进步最有关系者乃教育业”。足见其抱负之大、格局之广。
充满抱负的郭秉文，一出手就尽显不凡——他深知“大学之大，非大楼之大，乃大师之大”，于是到处聘请名师来学校任教。
郭秉文三顾茅庐，将闻名遐迩的中国科学社成员，直接“打包”聘请——这个由中国留美精英的社团，汇集了大量自然科学人才，因此南高师当时被誉为“中国现代科学大本营”。
除此之外，像陶行知、李叔同、吴宓、杨杏佛和马寅初这样的大学者，也成为了郭秉文的座上宾。
一时之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名师荟萃，群星灿烂。
难怪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会这样“羡慕嫉妒恨”地说道：“郭秉文延揽了五十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
除了聘请名师，唯才是举，郭秉文还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和北大一起，首开“女禁”。
虽然当时民国早已成立，但大部分人还是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除了极个别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中国绝大部分高等学校，都只招收男生，而不接纳女生，这种现象被称为“女禁”。
郭秉文和北大代校长蒋梦麟有一次闲聊，觉得中学毕业后的女生，升学的机会实在是太少了。这哥俩决定改变这种现状，南北呼应，共同开放“女禁”。
说干就干——1920年，北大招收了七名女生，而南高师也招收了八名女生和五十多位旁听的女生。
男女同学一起听课，一起活动，这在当时可是一个稀罕事，给校园增添了许多生气和乐趣，校园风气也有很大转变。
从前不修边幅的男生，也变得“焕然一新”，言谈举止也更加绅士了。为了获得女生青睐，很多男生都更加发奋读书，或积极参加社团活动。
郭秉文开放“女禁”，推进了教育的民主化，在当时影响很大。前国务总理熊希龄就曾这样称赞道：“男女同校，令粗犷之男生，渐次文质彬彬；令文弱之女生，渐呈阳刚之气，颇有意义。”
接下来，郭秉文在1921年创立国立东南大学，两年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之合并——它是继北京大学后，当时中国第二所国立大学。
作为一校之长，郭秉文坚持用“平”字决来办学。也就是所谓的“四个平衡”。
第一个平衡，是通才和专才的平衡。郭秉文认为，一所大学应该培养多种类型的人才，“使通才不至于空疏，专才不至于狭隘”，才能成为“平正通达的建国人才”。
第二个平衡，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平衡。郭秉文觉得，中国的民族文化与西方的先进文明，都要并重，不能顾此失彼。有人称赞东南大学“最可自负的一点，即留学生与国学大师的合作。文科方面有几位大师，对中国文化有透彻的研究……也注意科学的方法，故思虑周密”。
第三个平衡，是师资和设备的平衡。郭秉文认为大学教育当然要以教师为核心，但物资设备，也不容忽视。1923年，一场大火，将生物系和物理系的实验设备烧得一干二净。郭秉文当场向师生承诺：“火能烧之，我能建之。”组织师生和基金会进行募捐。不久之后，就建造了科学馆，并购买了大量实验设备。
郭秉文的这“四个平衡”，不仅深得“中庸之道”的精髓，而且顺应了教育的潮流，因此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在郭秉文的努力下，东南大学从一张白纸，迅速崛起为全国著名学府，被誉为“近代科学摇篮”“东方教育中心”。
有人称赞道，“东南大学当时为长江以南唯一的国立大学，与北大南北对峙，同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两大支柱”。诚如斯言。
居功至伟的郭秉文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现代大学之父”。
在私德方面，郭秉文也是学校师生的楷模。校友宋兆珩（héng）回忆道：“校长与师生相处，向无言厉色，尤不愧为大社会之领导人物。”
对于学生，郭秉文尤其亲切。只要有学生来求见，他一定不会拒绝，并“脱帽微笑相迎”。
1925年1月，郭斌文因故被迫离任，从此再也没有踏入东南大学校门。
作为中央大学以及后来的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奠基者，历届校友“无不仰望郭先生犹如泰山北斗”，都尊称他为“老校长”。
1969年，郭秉文在美国去世，享年89岁。有校友写下这样的挽联：“巍巍钟山，万人空仰芳惠在；浩浩江水，千古长留教泽存。”
1927年3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攻克南京，接管东南大学。第二年5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由张乃燕担任校长。
张乃燕出身名门，是民国元老张静江的亲侄子。他曾经担任过外交官，又是化学博士、历史学家，还画得一手好丹青，是一个大才子。
大才子张乃燕将自己的一身才华，全部倾注在原南京大学上。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原南京大学恢复元气，有了长足发展，学术科研风气浓厚，师资队伍优良，学生课余活动丰富，而且一毕业就立马受到重用。
然而，张乃燕只是匆匆过客——由于国民党过多干预校务，而且在财政问题上，地方和中央互相推诿扯皮，不拨经费，1930年，张乃燕被迫离职。
接替张乃燕的是朱家骅，虽然他竭尽全力，但仍不能使原南京大学摆脱困顿混乱和浓厚的政治风气。
直到1932年8月，原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入主原南京大学，才使这所全国最高学府，呈现中兴气象。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罗家伦上任后，马上点了“一把火”。他抱着自己一贯坚持的“绝无门户之见，只抱人才主义”的原则，任用原南京大学像汪东、孙洪芬、邹树文这样的著名教授，担任院长。
除了尊重老教授，罗家伦还特别注重提携青年学者。刚上任不久，罗家伦就聘请了一批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青年才俊，来原南京大学教书，有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著名的学者。
当时原南京大学名师荟萃，又恢复到了郭秉文校长在任时的“盛世”——论经济，有马寅初；论物理，有居里夫人高足施士元；论艺术，有徐悲鸿、张大千；论文学，有徐志摩、闻一多；论生物，有童第周。
真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罗家伦还极其关心教师们的切身利益。
当时国民政府财政吃紧，大学教授停发工资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可是罗家伦坚持按规定的日期，给教师们发薪水，绝不拖欠。
作为地位显赫的全国最高学府，很多“皇亲国戚，”都想将自己的亲朋好友，安排到到原南京大学学习或工作，但都被任人唯贤的罗家伦一概拒绝——哪怕会因此得罪权贵，罗家伦也不改初心。
罗家伦提出的治校方略是“欲谋原南京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 ，就是先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设备和课程等方面的充实与完善，最后再求学校进一步发展。
由于罗家伦是赫赫有名的五四学生领袖和清华大学前校长，原南京大学持续多年的混乱，逐渐平息下来，校园变得像从前一样安定。
安定下来后，就是充实——罗家伦在原南京大学开设了特别研究班，为我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航空工业专门人才；并且修建了图书馆、体育馆、学生宿舍；还特别注意提高教学质量，提倡学术研究。
经过罗家伦几年的努力，原南京大学基本实现了“充实”的目标。正当罗家伦准备大展宏图之际，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烽烟四起。
原南京大学于当年9月被迫迁往重庆。罗家伦在敌机临头的情况下，有条不紊地指挥师生迁移。
离开南京时，罗家伦只带了几件随身换洗的衣服和一瓶没有喝完的香槟酒。他对着酒瓶发誓道：“不回南京，我绝不开这瓶香槟！”
顺利搬迁的原南京大学保存了元气，成为抗战时损失最少的一所高校。
1937年11月，原南京大学在重庆率先开学复课。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八年抗战中，原南京大学的教学从未中断，秩序极为稳定。
刚搬到重庆时，全校师生都没有住的地方。为了迅速复课，在罗家伦的鼓励和亲力亲为下，全校师生齐心协力，只用42天时间，就在一个小山丘上建起一座学校宿舍。
和其他向西南迁徙的高校一样，原南京大学也饱受日军飞机困扰。于是，钻防空洞成为原南京大学师生们的“必修课”。
原南京大学校友王作荣这样回忆道：“一天下午，敌机来袭，紧急情报已发出，大群的学生们，仍然在人行道上游来游去。罗校长两臂伸张，不顾自身的危险，跟在同学们的后面，追赶大家进入防空洞，像个牧羊人要保护他的羊群不受伤害一样。那景象感动极了，也美极了。”
在艰苦的抗战条件下，由罗家伦担任校长的原南京大学，不但没有停滞不前，反而进一步充实和发展，达到了鼎盛阶段。当时的原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中，是门类最齐全、院系最多、规模最大的大学。把原南京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报考的考生，占全国考生人数的三分之二，足见原南京大学在全国的影响力。
当年，引荐罗家伦担任原南京大学校长的，正是前任校长朱家骅。他目睹了原南京大学，在罗家伦领导下走向全盛，如此欣慰地说道：“我逼志希（罗家伦字）担任中大校长，苦了志希，救了中大。”
罗家伦不仅是一个有魄力、有担当的大学校长，而且是个特别有情怀、有使命感的教育家，
他认为大学要以民族复兴为己任，而且要注重对学生人格的培养。罗家伦认为“培养青年良好的习惯，鼓励青年人格的修养，是在无论哪种社会、哪个民族都必要的……这是建立国家的基础” 。
为了民族复兴和学生人格的培养，罗家伦提出了“诚朴雄伟”的四字新校风。
所谓“诚”，就是做学问要有诚意，不能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
所谓“朴”，就是做人要朴实无华，极力避免浮躁傲慢，千万不能用学问装点门面。
所谓“雄”，就是要有雄厚的气魄，必须改变要柔弱萎靡的风气。
所谓“伟”，就是要做一个伟大崇高的人，避免门户之见，敢做大事，才能够成大器。
“诚朴雄伟”的新校风对中央大学，以及后来的南京大学，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罗家伦作为一校之长，以身作则；而师生们在校训的熏陶下，气质多诚朴，而气势则非常雄厚，都不慕虚名，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当时流传一句话——“要当官去北京，要发财去上海，要读书去南京”。
“要读书去南京”就是指的原南京大学，足见其学风之盛。
短短十年之间，罗家伦将动荡困顿不已的原南京大学，一手打造为全国最高学府，可见其超凡出众的能力以及人格魅力。
当时在原南京大学教书的著名历史学家沈刚伯，在几十年后回忆道：“先生以谦虚的态度，得到教授的支持；以坦诚的胸怀，得到学生的信服……恢复了它旧日所有敦品励学的校风，使其以后虽经大乱而仍不变。”
罗家伦不仅有能力，而且和国民党高层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尤其是蒋介石对他非常信任和赏识，因此获得了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罗家伦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放手去做，学校各项经费也基本可以得到保障。
可惜“花开不长好”——1941年7月，一身正气的罗家伦步了郭秉文的后尘，被迫辞职。
从1932年到1941年，罗家伦担任原南京大学校长的这十年，是原南京大学发展的“黄金十年”，原南京大学达到了全盛时期。罗家伦先是一手奠定了清华大学，随后又完成了原南京大学的中兴大业，这在整个民国教育界都是绝无仅有的——罗家伦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1945年，抗战胜利后，原南京大学迁回南京。随后，国共内战爆发。1949年，百万雄师渡大江，旋即攻克南京。8月8日，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次年，正式更名为南京大学。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虽然无比辉煌的中央大学，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但它为中国高等教育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值得我们肯定；中央大学历届校长的种种创举，值得后世怀念。
尤其是罗家伦校长开创的“诚朴雄伟”四字校风，被南京大学继承和发扬下来，熏陶着一代代学子奋发学习，为国争光！
閱讀更多 仁仁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