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電影史上的冤家對頭，最有名的大概要屬戈達爾 （Jean-Luc Godard）和特呂弗（François Truffaut）了。
倆人昔日是《電影手冊》的影評人、“新浪潮”運動的旗手和好戰友，但似乎一直沒有建立起真正的友誼，特呂弗喜歡高談闊論，戈達爾卻一直獨來獨往。但不妨礙他們給對方寫劇本、介紹演員——在“新浪潮十年”，他們關係最“鐵”的時候。
戈達爾與特呂弗
70年代，兩人開始決裂，這始於特呂弗1973年的影片《日以作夜》（La nuit américaine）。戈達爾在看完《日以作夜》後給特呂弗寫了封信，鞭撻了一通後者的電影意識，並在最後用幾乎挑釁的語氣說：“如果你想討論一下，也行。”特呂弗自然很不痛快，他一直看中戈達爾的評價。於是他用一封二十頁的長信回敬戈達爾：“你假惺惺的左翼立場掩蓋不住你骨子裡的精英主義”，並且信的結尾和戈達爾的一模一樣。
《日以作夜》
此後倆人再也沒碰過面。據戈達爾後來回憶，70年代中期他和特呂弗在紐約偶遇過一次，他們碰巧住在同一間酒店，“特呂弗拒絕與我握手，我們正好在大廳門前等出租車，他裝作根本沒看見我。”
從70年開始，隨著他們的電影走向完全相反的兩個方向——戈達爾在“維爾托夫小組”用電影去支援工人階級鬥爭，扶持第三世界，特呂弗則徹底返回他年輕時曾猛烈抨擊的“法國電影的優質傳統”——兩人的關係也跌倒了谷底。
戈達爾
戈達爾公開聲稱：“特呂弗絕對不懂拍電影。他只拍了一部真正與他有關的影片，就是《四百擊》（Les quatre cents coups，1959），這之後就停了，之後他只不過在講故事罷了。特呂弗是個謀權篡位者，如果他能進法蘭西學院，我相信他一定能幹得不錯。”還說：“特呂弗從事電影的過程實在很怪異，假如將特呂弗的真實生活搬上銀幕，一定會是一部精彩的傑作，但製作費也一定不便宜。不過，如果比較他初期寫的文章和他後來拍的電影，簡直有天壤之別，或許是他的想法變了？是啊，不過他起碼也要交待一下改變的理由吧！
特呂弗和讓-皮埃爾·利奧德（Jean-Pierre Léaud）——包括《四百擊》內在的多部特呂弗影
對於兩人曾有過的“革命友誼”，特呂弗回憶說：“即使在新浪潮時期，友誼對於戈達爾來說也只有一個意義，他非常聰明而且很會裝蒜，大家都原諒他的心胸狹窄，但所有人都能證明，他那不可掩飾的小心眼兒在那時就已經有了，你總需要幫助他，給他提供服務並等待著他的回報。”
戈達爾與特呂弗
影評人時期的戈達爾和特呂弗
如今特呂弗早已作古，人老心不老的戈達爾還在拍攝挑戰現有電影語法的作品，不過對他們之間的“論戰”閉口不談。
電影圈實在不缺毒口，都說文人相輕，其實放在電影圈也同樣適用。
戈達爾當然不光批判特呂弗一人，凡是看不慣的導演他都要說兩句。即使是他的大粉絲昆汀·塔倫蒂諾（Quentin Tarantino），昆汀曾在《低俗小說》（Pulp Fiction，1994）中致敬戈達爾的《法外之徒》（Bande à part，1964）的三位主角在咖啡館裡跳舞，還以《法外之徒》的片名來命名他的電影公司“A Band Apart”。戈達爾得知後聲稱：
“如果這算是致敬的話，還不如送我點錢來得爽快。”
《法外之徒》
戈達爾甚至連電影圈裡眾星捧月的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都敢於挑釁。他曾說：“伯格曼對我的電影生涯影響至深，”話頭一轉，“但他是因為新浪潮才出人頭地。”竟把伯格曼的名聲當成了自己的功勞。
巧的是，伯格曼也看不上戈達爾：“他的那些電影，沒有一部我是欣賞的，更別提去理解了。在電影節，我到是遇到過好幾次特呂弗。我們每次碰到都聊得蠻投機，不斷地聊他的電影。但是戈達爾，我認為他的電影是做作的、知識分子氣的、自戀的。他的電影沉悶又無趣。沒完沒了又令人討厭。戈達爾是一個無聊到令人絕望的傢伙。他根本就是為了影評人而拍電影。他在瑞典拍的那部《男性，女性》（Masculin féminin: 15 faits précis，1966）把我無聊到毛骨悚然。”
《男性，女性》
評價別人這事兒，特呂弗倒是沒戈達爾那麼激進，他說：“那麼多大導演裡，唯有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這人讓我覺得說不出什麼好話來。他的電影讓我覺得無聊；他是如此嚴肅和缺乏幽默感。”
安東尼奧尼和費里尼
對於安東尼奧尼，伯格曼倒是和特呂弗一個戰場，
“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黑澤明和布努埃爾（Luis Buñuel）都在跟塔爾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一樣的那片田地中耕耘。安東尼奧尼曾經走過他自己的那條路，但現在已經斷氣了——被他自己的乏味給悶死的。”還說：“他只有兩部傑作——看了這兩部之後，你就不用看他的其他作品了。一部是我反覆欣賞很多次的《放大》（Blow-Up，1966）；另一部是《夜》（La Notte，1961），雖然這部電影只好在女主演讓娜·莫羅（Jeanne Moreau）的精彩表演上。我還看過他的另一部電影《吶喊》（Il grido，1957），但是這部電影完全沒有前兩部的水平，非常平庸。安東尼奧尼只會集中在一個畫面上拍攝，他從來沒有意識到電影應該是許多畫面的有節律的流動。”
《放大》
實在有太多人表達過對戈達爾的厭惡了，拿最最重量級的導演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來說吧——這位偉大的電影人經常以嘲諷其他電影人為樂他——“（戈達爾）有著作為導演的巨大天賦，但我就是沒法拿他當個思想家來看待，這就是我們之間的分歧——他可是把自己當思想家來看待的。他最關心的是自己電影裡傳達出來的寓意，但正如絕大多數所謂的‘電影寓意’一樣，其實幾句話就能說完。”
奧遜·威爾斯
但偉大如威爾斯，也有人不屑一顧，那就是伯格曼，“在我看來他就是個騙子，空洞又無趣。他的電影是死的。《公民凱恩》（Citizen Kane，1941）集萬千影評人寵愛於一身，每次投票都能名列前茅，但在我看來卻是無聊透頂，最關鍵的是裡頭演員的表現毫無亮點可言。這片子如今還能被人敬重，真是荒謬至極。”
英格瑪·伯格曼
至於其他討厭戈達爾的人，比如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anski）：“事實上，最絕對的事可能是最糟糕的事。譬如，希特勒。他一定對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並認為他做的總是對的。我認為，他從不幹自己不相信的事。如果某件事他自己都不確信，他一定不會去做。同理，我相信，戈達爾一直在做自認為優秀的電影。但是，恰恰存在這樣的可能性，這些電影並不都是優秀的。”
羅曼·波蘭斯基
沃納·赫爾佐格則認為：“像戈達爾這樣的人，在我看來就像是知識分子中的假幣。”
沃納·赫爾佐格
電影圈對戈達爾的評價始終處於兩個極端，有人愛死，有人恨死。有類似處境的後代導演是昆汀·塔倫蒂諾。想來口無遮攔的昆汀在電影圈得罪了不少人，斯派克·李（Spike Lee）就是其中之一，起因是昆汀總是特意在影片中放入“黑鬼”一詞，斯派克就說：
“我並不針對那個詞，我自己也有，但不會濫用，而且有些人就是那麼說話。但昆汀不一樣，他已經對這詞入迷了。他到底想幹嘛？做個榮譽黑人？”
對於昆汀電影中反覆出現的暴力元素，另一個經常拍攝暴力電影的導演北野武並不認同，“我不喜歡塔倫蒂諾對待暴力的方式。《低俗小說》並沒有表現出現實的暴力，要現實地展示暴力，你需要毅力。而這不容易。”
北野武
對於昆汀喜歡在自己的影片中致敬老電影，也有人不認同，導演哈莫尼·科林（Harmony Korine）認為：“昆汀·塔倫蒂諾太過關注別人的電影了。我是說他借用別人的電影，拿來自己攪拌一下。看的時候確實感覺挺有趣的，但看過之後呢？我就不知道了，感到的是一種空虛。”不過昆汀的目的也就是讓觀眾在觀影中爽一下。
昆汀在《低俗小說》拍攝現場
尼克·布魯姆菲爾德（Nick Broomfield）的評價可以算是刻薄了：“看昆汀的電影就像在看一個小學生的暴力性幻想，他一定是在自己打手槍的時候想出來的——而他老媽正在樓下給他烤豆子吃呢。可是人家背後有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這樣的大老闆撐腰，於是這些玩意兒就成了熒幕大製作。那些心智尚處在前青春期的男性影評人都喜歡《殺死比爾》（Kill Bill）——因為那就是他們的幻想。”
《殺死比爾Vol. 1》
昆汀自己有什麼毒舌對象嗎？迷影昆汀對電影實在太愛了，來者不拒，好壞通吃，不過他確實有討厭的導演，他在接受採訪時曾說：“約翰·福特（John Ford）絕對不在我的西部片英雄之列。最低限度地說，那就是我討厭他。”
拍了多部西部片的他對西部片代言人約翰·福特批判起來竟然不留餘地，其實這主要是因為福特早年做演員的時候，曾在《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扮演一個3K黨，並以此為榮。“我覺得 3K 黨的復活以及直至 60 年代初期在美國橫流的那麼多鮮血，都要歸咎於這部電影……身為一個雙手沾著鮮血的南軍軍官的兒子，格里菲斯如何哀嘆時代變遷，如何看不慣黑人地位提高，那是他自己的事。他大可以坐在自家門口的搖椅上扯這些個淡，有誰在乎？但他卻選擇自掏腰包，365 天連軸轉拍出了這樣一部電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約翰·福特（中）在《平靜的人》（The Quiet Man，1952）片場
他認為福特在銀幕上“像殺殭屍那樣屠殺連正臉都不給一個的印第安人”，“盎格魯-撒克遜至上主義之所以能存活那麼久，之所以還能在50 年代的電影裡存在，就是因為有約翰·福特那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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