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电影史上的冤家对头，最有名的大概要属戈达尔 （Jean-Luc Godard）和特吕弗（François Truffaut）了。
俩人昔日是《电影手册》的影评人、“新浪潮”运动的旗手和好战友，但似乎一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友谊，特吕弗喜欢高谈阔论，戈达尔却一直独来独往。但不妨碍他们给对方写剧本、介绍演员——在“新浪潮十年”，他们关系最“铁”的时候。
戈达尔与特吕弗
70年代，两人开始决裂，这始于特吕弗1973年的影片《日以作夜》（La nuit américaine）。戈达尔在看完《日以作夜》后给特吕弗写了封信，鞭挞了一通后者的电影意识，并在最后用几乎挑衅的语气说：“如果你想讨论一下，也行。”特吕弗自然很不痛快，他一直看中戈达尔的评价。于是他用一封二十页的长信回敬戈达尔：“你假惺惺的左翼立场掩盖不住你骨子里的精英主义”，并且信的结尾和戈达尔的一模一样。
《日以作夜》
此后俩人再也没碰过面。据戈达尔后来回忆，70年代中期他和特吕弗在纽约偶遇过一次，他们碰巧住在同一间酒店，“特吕弗拒绝与我握手，我们正好在大厅门前等出租车，他装作根本没看见我。”
从70年开始，随着他们的电影走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戈达尔在“维尔托夫小组”用电影去支援工人阶级斗争，扶持第三世界，特吕弗则彻底返回他年轻时曾猛烈抨击的“法国电影的优质传统”——两人的关系也跌倒了谷底。
戈达尔
戈达尔公开声称：“特吕弗绝对不懂拍电影。他只拍了一部真正与他有关的影片，就是《四百击》（Les quatre cents coups，1959），这之后就停了，之后他只不过在讲故事罢了。特吕弗是个谋权篡位者，如果他能进法兰西学院，我相信他一定能干得不错。”还说：“特吕弗从事电影的过程实在很怪异，假如将特吕弗的真实生活搬上银幕，一定会是一部精彩的杰作，但制作费也一定不便宜。不过，如果比较他初期写的文章和他后来拍的电影，简直有天壤之别，或许是他的想法变了？是啊，不过他起码也要交待一下改变的理由吧！
特吕弗和让-皮埃尔·利奥德（Jean-Pierre Léaud）——包括《四百击》内在的多部特吕弗影
对于两人曾有过的“革命友谊”，特吕弗回忆说：“即使在新浪潮时期，友谊对于戈达尔来说也只有一个意义，他非常聪明而且很会装蒜，大家都原谅他的心胸狭窄，但所有人都能证明，他那不可掩饰的小心眼儿在那时就已经有了，你总需要帮助他，给他提供服务并等待着他的回报。”
戈达尔与特吕弗
影评人时期的戈达尔和特吕弗
如今特吕弗早已作古，人老心不老的戈达尔还在拍摄挑战现有电影语法的作品，不过对他们之间的“论战”闭口不谈。
电影圈实在不缺毒口，都说文人相轻，其实放在电影圈也同样适用。
戈达尔当然不光批判特吕弗一人，凡是看不惯的导演他都要说两句。即使是他的大粉丝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昆汀曾在《低俗小说》（Pulp Fiction，1994）中致敬戈达尔的《法外之徒》（Bande à part，1964）的三位主角在咖啡馆里跳舞，还以《法外之徒》的片名来命名他的电影公司“A Band Apart”。戈达尔得知后声称：
“如果这算是致敬的话，还不如送我点钱来得爽快。”
《法外之徒》
戈达尔甚至连电影圈里众星捧月的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都敢于挑衅。他曾说：“伯格曼对我的电影生涯影响至深，”话头一转，“但他是因为新浪潮才出人头地。”竟把伯格曼的名声当成了自己的功劳。
巧的是，伯格曼也看不上戈达尔：“他的那些电影，没有一部我是欣赏的，更别提去理解了。在电影节，我到是遇到过好几次特吕弗。我们每次碰到都聊得蛮投机，不断地聊他的电影。但是戈达尔，我认为他的电影是做作的、知识分子气的、自恋的。他的电影沉闷又无趣。没完没了又令人讨厌。戈达尔是一个无聊到令人绝望的家伙。他根本就是为了影评人而拍电影。他在瑞典拍的那部《男性，女性》（Masculin féminin: 15 faits précis，1966）把我无聊到毛骨悚然。”
《男性，女性》
评价别人这事儿，特吕弗倒是没戈达尔那么激进，他说：“那么多大导演里，唯有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这人让我觉得说不出什么好话来。他的电影让我觉得无聊；他是如此严肃和缺乏幽默感。”
安东尼奥尼和费里尼
对于安东尼奥尼，伯格曼倒是和特吕弗一个战场，
“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黑泽明和布努埃尔（Luis Buñuel）都在跟塔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一样的那片田地中耕耘。安东尼奥尼曾经走过他自己的那条路，但现在已经断气了——被他自己的乏味给闷死的。”还说：“他只有两部杰作——看了这两部之后，你就不用看他的其他作品了。一部是我反复欣赏很多次的《放大》（Blow-Up，1966）；另一部是《夜》（La Notte，1961），虽然这部电影只好在女主演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的精彩表演上。我还看过他的另一部电影《呐喊》（Il grido，1957），但是这部电影完全没有前两部的水平，非常平庸。安东尼奥尼只会集中在一个画面上拍摄，他从来没有意识到电影应该是许多画面的有节律的流动。”
《放大》
实在有太多人表达过对戈达尔的厌恶了，拿最最重量级的导演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来说吧——这位伟大的电影人经常以嘲讽其他电影人为乐他——“（戈达尔）有着作为导演的巨大天赋，但我就是没法拿他当个思想家来看待，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分歧——他可是把自己当思想家来看待的。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电影里传达出来的寓意，但正如绝大多数所谓的‘电影寓意’一样，其实几句话就能说完。”
奥逊·威尔斯
但伟大如威尔斯，也有人不屑一顾，那就是伯格曼，“在我看来他就是个骗子，空洞又无趣。他的电影是死的。《公民凯恩》（Citizen Kane，1941）集万千影评人宠爱于一身，每次投票都能名列前茅，但在我看来却是无聊透顶，最关键的是里头演员的表现毫无亮点可言。这片子如今还能被人敬重，真是荒谬至极。”
英格玛·伯格曼
至于其他讨厌戈达尔的人，比如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事实上，最绝对的事可能是最糟糕的事。譬如，希特勒。他一定对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并认为他做的总是对的。我认为，他从不干自己不相信的事。如果某件事他自己都不确信，他一定不会去做。同理，我相信，戈达尔一直在做自认为优秀的电影。但是，恰恰存在这样的可能性，这些电影并不都是优秀的。”
罗曼·波兰斯基
沃纳·赫尔佐格则认为：“像戈达尔这样的人，在我看来就像是知识分子中的假币。”
沃纳·赫尔佐格
电影圈对戈达尔的评价始终处于两个极端，有人爱死，有人恨死。有类似处境的后代导演是昆汀·塔伦蒂诺。想来口无遮拦的昆汀在电影圈得罪了不少人，斯派克·李（Spike Lee）就是其中之一，起因是昆汀总是特意在影片中放入“黑鬼”一词，斯派克就说：
“我并不针对那个词，我自己也有，但不会滥用，而且有些人就是那么说话。但昆汀不一样，他已经对这词入迷了。他到底想干嘛？做个荣誉黑人？”
对于昆汀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暴力元素，另一个经常拍摄暴力电影的导演北野武并不认同，“我不喜欢塔伦蒂诺对待暴力的方式。《低俗小说》并没有表现出现实的暴力，要现实地展示暴力，你需要毅力。而这不容易。”
北野武
对于昆汀喜欢在自己的影片中致敬老电影，也有人不认同，导演哈莫尼·科林（Harmony Korine）认为：“昆汀·塔伦蒂诺太过关注别人的电影了。我是说他借用别人的电影，拿来自己搅拌一下。看的时候确实感觉挺有趣的，但看过之后呢？我就不知道了，感到的是一种空虚。”不过昆汀的目的也就是让观众在观影中爽一下。
昆汀在《低俗小说》拍摄现场
尼克·布鲁姆菲尔德（Nick Broomfield）的评价可以算是刻薄了：“看昆汀的电影就像在看一个小学生的暴力性幻想，他一定是在自己打手枪的时候想出来的——而他老妈正在楼下给他烤豆子吃呢。可是人家背后有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这样的大老板撑腰，于是这些玩意儿就成了荧幕大制作。那些心智尚处在前青春期的男性影评人都喜欢《杀死比尔》（Kill Bill）——因为那就是他们的幻想。”
《杀死比尔Vol. 1》
昆汀自己有什么毒舌对象吗？迷影昆汀对电影实在太爱了，来者不拒，好坏通吃，不过他确实有讨厌的导演，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约翰·福特（John Ford）绝对不在我的西部片英雄之列。最低限度地说，那就是我讨厌他。”
拍了多部西部片的他对西部片代言人约翰·福特批判起来竟然不留余地，其实这主要是因为福特早年做演员的时候，曾在《一个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1915）中扮演一个3K党，并以此为荣。“我觉得 3K 党的复活以及直至 60 年代初期在美国横流的那么多鲜血，都要归咎于这部电影……身为一个双手沾着鲜血的南军军官的儿子，格里菲斯如何哀叹时代变迁，如何看不惯黑人地位提高，那是他自己的事。他大可以坐在自家门口的摇椅上扯这些个淡，有谁在乎？但他却选择自掏腰包，365 天连轴转拍出了这样一部电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约翰·福特（中）在《平静的人》（The Quiet Man，1952）片场
他认为福特在银幕上“像杀僵尸那样屠杀连正脸都不给一个的印第安人”，“盎格鲁-撒克逊至上主义之所以能存活那么久，之所以还能在50 年代的电影里存在，就是因为有约翰·福特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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