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符
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人的身份识别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从身份证件到人脸识别，甚至是DNA技术，一根头发就能科学地解决问题，并且可以做到准确无误。
清代名刺
但在古代，人的身份识别则是相当困难的。古代照相技术都没有，即便是“高考”（科举）这样的严肃问题，考生的相貌也只能进行简单的文字描述。罪犯通缉这样潜在危险很大的事情，对罪犯的相貌也只能进行文字描述，或加上一副罪犯的画像，而通常情形下，这种罪犯画像也是不准确的，因为事先根本没有“档案”可查，只有相关的回忆描述。
龟符
好在古人的生活圈十分有限，基本上生活在熟人社会，对对方有着直觉上的感知，绝不会将熟人身份弄错。
需要进行身份识别的，主要是一些特殊人群。这个人群数量有限，所以尽管识别成本较高，官方仍然可以在财力上承受。如果像现在这样，动辄就是上亿人，每人发一张“身份证”，势必整个社会财力都无法支撑。
古代需要身份识别的，主要是官员。这是一个权力阶层，责任重大，防止身份冒充就显得完全必要。
汉代名刺
唐代的官员身份识别，主要依靠 “鱼符”。“鱼符”上刻有官员的姓名、任职单位和品级，出入办公场所时予以查验。因为这种身份牌形如鱼状，所以俗称就叫“鱼符”。
武则天时期，“鱼符”又被改成龟状。传统社会中，龟是长寿的象征，寓意比鱼更吉祥。龟的寓意在元代之后才发生了变化，跟现代人理解的乌龟、王八开始接近，让人很是生厌。武则天的这种变动，目的是区别前朝。“鱼符”改“龟符”，意义是相当深刻的。
宋代
宋代对唐代的官员识别，又作了新的改进。宋代将 “鱼符”改为 “鱼袋”。“鱼袋”比“鱼符”要精致，这也是社会技术进步的一个体现。宋代的“鱼袋”是在袋上用金银直接饰以鱼形，制作成 “金鱼袋”与“银鱼袋”。金银的价值不一样，所以佩戴的官员的品级也不一样。这样做的好处，既体现出官员的尊卑、高下，识别起来也更简易。身份的识别，始终是向着简便这个方向改进的。
官员根据出入场所的不同，还要配合腰牌进行身份识别。识别程序上的增加，相当于“特别通行证”的使用，这大多出于安全的考虑，避免出现意外事件。
明代牙牌
宋代的这种“特别通行证”，明清时期被普遍推行。这种“特别通行证”，又称“牙牌”。明代官员使用的“牙牌”，有质地上的区分，这也是等级、贵贱的体现。骨质、木质和金属质地的“牙牌”上，都刻有官员的姓名、职务、履历和机构名称等，一目了然，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查验方便。清朝的诸多制度，直接沿用明朝，所以清代的官员也使用“牙牌”。为了体现与前朝的区别，清朝还对官员规定了顶带。这种改变，既具有政治意义，也增加了识别的简易性。
明代户帖
官员毕竟数量有限，无论是“鱼符”“鱼袋”“牙牌”，制作下来所需的财力也是有限的。明清时期，中国的人口都在一亿左右（国内学者与西方学者，对中国人口的估算差异较大），这么庞大的平民如果也发一张身份证明，国家财力是难以承受的。
明朝的平民管理，实行“里甲制”或称“保甲制”。即以以“一百十户为一里”，“百户为十甲”。很要命的是，平民一般不准外出，所以也就不需要给予身份识别。这些平民，只有一份“户帖”，相当于家庭的“户口薄”，全家人共用，这上面有知县的印章，是很权威的身份证明。
宋代腰牌
特殊情况下，平民必须外出怎么办? 明朝的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
“一里”不是长度单位，而是相当于现在的一村。如果要出“村”，就得办“护照”。明朝规定，远离居住地到百里之外，需要到官方申领“路引”。沿途的各个关卡，对“路引”进行查验。没有“路引”的，要擒拿送官。偷过关卡的，举报者有奖。
古代 名刺
更有意思的是，这种“路引”，原是佛教用品，是给死人用的，即民间所说的“上西天”用的。
申领官方的 “护照”太难，便有人私用“名片”。古代的 “名片”比“身份证”出现得更早，早在战国时期，就有“谒”这种私家名片出现。东汉末年，“谒”又被改称为“刺”。“刺”又称“名刺”“名帖”，一直用到近当代。但这种“名片”，官方显然是不认可的，没有法律效力，可以随意编造，也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使用，主要起个告知的作用。
清代官员顶戴花翎
中国人最早的身份证，出现在民国期间。当代身份证，是1984年4月6日根据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颁发。真正领到手的，一般是在1988年，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体现。
曾国藩、李鸿章、徐世昌、王懿荣等名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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