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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是根在中國的文化形態，但由於她的普適（世）性和“天下觀”的面向，從來都不是中國人所獨佔的文化。
特別是自從近代以後，華夏國門大開，中國文化如何闡釋，以及由誰來闡釋，一直都不是天經地義毫無問題的問題。甚至近百年來國際學界一般都認為，漢學研究的中心和最高水準不在中國，而在日本。這正是陳寅恪名詩“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悲慨的歷史背景。
（圖：晚年之時的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
而提到日本漢學，就像我們論唐詩宋詞而不能不談李白杜甫一樣，不能不首先談及內藤湖南即內藤虎次郎（1866-1934）這個人。他不僅是日本近代漢學的先驅和大佬，也是所有中國文史修習者耳目能詳的人物；他在國際漢學上的地位和名聲，也不僅僅只是靠學術成就獲得的。
我對日本漢學關注累年，對內藤湖南也向來不敢等閒視之。如何評價他，以及怎樣看待他的漢學成就，我的淺薄看法，不妨從三個小點著手。
一，作為日本漢學重鎮京都學派的幕後大Boss
按照我們的套路，內藤湖南首先是名學術活動家。
在日本，研究漢學的，近代以來有兩大據點，一為東京大學，一在京都大學，其中尤以京都大學歷史最為悠久，多致力於中國古典文化，重視乾嘉學派式的實證研究法，且在情感上多親中，被稱為“京都學派”。內藤湖南正是這個學派的開創者，幕後Boss。
（圖：內藤湖南為《華山先生畫譜》一書所作題簽）
在此後的20餘年教授生涯中，他實際成為京都大學乃至整個日本漢學領域的中心人物，陸續培養出一大批後來領軍國際漢學的學生，諸如宮崎市定、吉川幸次郎、小川秀樹、宮川尚志、岡崎文夫等等都出自他的門下。因此，內藤湖南的師門有所謂“內藤軍團”的美譽。
總之，他是日本近代學院漢學的靈魂人物。
二，作為近現代中日學術往來與交流的橋樑者
中日之間高層文化人的學術交流，自滿清封閉國門之後，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內藤湖南可說是中國海通復現之後，日本方最熱心奔走聯絡中原士大夫的文化聯誼人。
（圖：1919年，內藤湖南帶領日本學者歡送羅振玉與王國維回國）
內藤先後曾十多次造訪中國，每到必然汲汲結識他所認為的中國一流學者。他所聯誼或討教的中國學者幾乎野無遺賢地囊括了中國近代以來最傑出的文化人名單：文廷式、羅振玉、嚴復、王修植、柯紹忞、劉鶚、沈曾植、王國維、李盛鐸、董康、曹廷傑、宋伯儒、鄭孝胥、張元濟、胡適、郭沫若、梁漱溟等等朝野碩學，密切往來，孜孜交流。
反之，在日十年的安定生活、學術氛圍、文化視野也不斷刺激促生著羅振玉特別是王國維學術事業。比如，國際漢學界一直有人認為，王國維從文學、哲學轉向史學、經學就是受到了內藤湖南的影響，而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中著名的兩句詩“東國儒英誰地主，藤田、狩野、內藤虎”，多少也在印證著這個說法。
三，作為提出眾多具有範式性觀點的學術大纛
內藤湖南在國際漢學界具有如此他人難以匹及的威望，當然不僅僅只是憑藉著善於作人、作事能力強就可以輕鬆服眾的。他實際也是一名毋庸置疑的學術大家。
他的“大”，在我看來，最重要的點，在於提出了系列有關中國文化的大關大要的核心命題，一舉顛覆了很多習之不見的研究觀念，開創了新風，具有範式性的意義，至今中日兩國學者的太多研究依然是在他指畫下進行。
（圖：作為國際漢學研究中心的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
而他最為重要的學術觀念，當然是：1，文化中心移動說。他認為，中國文化一直有所謂的“文化中心”，並且不斷改換和移動，唐宋以前在河陝、宋以後在江浙、近代在嶺南、往後將往日本形成“東洋文化圈”；2，近世說及唐宋變革說。他認為宋代是中國歷史的分水嶺，宋及以後的王朝與唐以前朝代在政制、經制及各社會各層面都迥然不同，貴族制度崩潰、平民力量崛起、貨幣制度的通行、文藝風格變遷等等，實際上宋代已經走入“近世文明”。
這兩個論點，嚴格而論，都是假說，但正是這些假說，給予學者無限啟發，成為世界性的，也是跨時代性的學術論說。比如，關於宋代為近世說的觀點，材料表明，也曾最大限度地影響到了陳寅恪的隋唐政治制度研究，他提出的以“新宋學建立”或“宋代學術復興”作為未來中國文化支點的觀點，無疑是有內藤湖南的影子的。
總結
內藤湖南毫無疑問是近代日本由學院主導的漢學界的靈魂人物，他的學術貢獻也讓他成為國際漢學界的扛鼎人物。
但是，我們對於這樣的一個人，在評價時也需要謹慎，只因為他不單單只是一名學者，實際上有很多我們所難以忍受的面相。
比如，一方面，他對中國古典文明確實有著發乎至誠的摯愛，近乎生死與之，他把一生的精力和心血都盡瘁於中國文化的發揚上；
但是，另一方面，他也是一名堅定的軍國主義者，數十年為虎作倀的。他每次的中國之行，都負有日本外務省軍事調查的政治委託，甚至有不擇手段收集與盜取中國古代文獻的使命，偽滿洲國成立時，他還抱病出席那裡的日滿文化協會，臨死前接見的最後一箇中國人，就是當時的偽滿洲國政府總理鄭孝胥。
學術評價，可以避開政治、國族牽絆，力求客觀；但是涉及到人物品評，我們無法也不該完全祛除掉民族情感，所以如何給內藤一個“公正”評斷，寫到最後，實際上我也是充滿疑惑的。
2018，7，3，午間閒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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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愚愚
日本文化泰斗漢學家內藤湖南不愧為中國人民偉大的朋友。二十世紀初至三十年代，因其對中國古代史的獨創性論述而備受兩國史學界矚目。 
內藤湖南學識淵博，漢學功底精湛，從中國上古史乃至民國史，都能融冶於一爐，不乏鴻篇巨論。週一良評價內藤湖南“治中國史卓然有所建樹”，以其最為深長，自成系統，故有“內藤史學”之稱。
內藤的研究範圍相當廣泛，其一生治學，固以史學最為專精，著述豐盈；而旁及經學、佛學、考古學、甲骨學、金石學、文字學、敦煌學、目錄學、政治學、蒙元史、滿洲史、經濟史、思想史、學術史、藝術史、外交史等等領域。
其方面之廣，精力之強，遑論日本，即我國近代學者中也有不少學者也不能望其項背。 內藤湖南曾先後十次到中國，其交往的學者，皆為社會學者當代名流。
如劉鶚、沈曾植、羅振玉、王國維、嚴復、鄭孝胥、文廷式、汪康年、張元濟、董康、夏曾佑、郭沫若等輩。
①1899年，內藤湖南在天津會見嚴復等人，相談（筆談）甚歡。 內藤對嚴復推崇備至，贊其文字雄偉，是大家手筆；他“眉宇間透著一股英氣，在這個（戊戌）政變以後人們噤若寒蟬的時候，言談往往縱橫無礙，不怕忌諱，當是這裡第一流的人物”；
②相比之下，康有為意氣太盛，所以事情（變法）沒能成功（見內藤湖南《燕山楚水·禹域鴻爪記》，中華書局，2007年5月）。在學術上，內藤與“二堂”尤多切磋。
③辛亥年，羅振玉（雪堂）及王國維（觀堂）舉家東渡日本，內藤湖南與有助焉。羅振玉到日本後，致力於中國古籍之輯佚、整理，並刊行二百多種，所經眼者，或序或跋，都為《雪堂校刊群書敘錄》。
據羅繼祖《庭聞憶略》，1919年，羅振玉返國，行前仍於刊印古籍之事不能釋懷，乃致信內藤湖南和狩野直喜，謂匆匆歸國，有唐鈔古籍未及付梓，“此願莫償”；遂以京都寓所“永慕園”（羅氏在京都還另建“大雲書庫”，以作庋書之用）託付二人出售，內藤、狩野遵羅氏所託，“鬻其田宅，舉所獲捐於京都大學以充印書之資”。
此即內藤、狩野二氏襄助輯錄刊行之《京都大學文學部影印唐鈔本叢書》。 內藤湖南和狩野直喜於此集卷首撰文顯揚羅氏“高義亮節，卓越時俗，而稽古樂善之志，尤可敬重”。 
我國文化界史學界歷來對內藤湖南讚譽有加。以致內藤湖南後來病歿，羅振玉悲痛莫名，稱他為“偉大的內藤湖南先生”；併為內藤的《滿洲寫真帖》增訂版作序，褒揚內藤才情超逸，邁逾同儕，其“抱經世之略，廣學甑微，無藝不綜，尤精於乙部。交遊遍天下，嗜學問如飢渴，愛朋友如性命”（羅序見錢婉約《內藤湖南研究》第86頁，中華書局。 2004年7月）。
又，王國維研究甲骨文成就非凡，與羅振玉一時瑜亮。羅氏於1914年撰《殷虛書契考釋》，在卜辭中發現“王亥”之名，王氏受到啟發，讀《山海經》及《竹書紀年》，“乃知王亥為殷之先公”，並告之羅振玉及內藤湖南。
羅氏復博搜甲骨中之紀王亥事者，載於《殷虛書契後編》（1916年）； 內藤湖南對甲骨文嘗有研究，亦於1916年撰《王亥》一文，採王說“旁加考證”。內藤湖南的學生神田喜一郎認為，“這篇論文可謂先生的得意之作，以獨創性及對中國古典的造詣見長，深受學術界的好評。
如果沒有堅實的基礎，得難想像能夠完成《王亥》那樣的學術論文”（《敦煌學五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1月）。
對內藤發揮己說，王國維引為知音，遂於1917年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乃復就卜辭有所攻究”，亦有創進。於此可見內藤湖南的學問非同一般，連王國維也“感其所言”而補之未詳。
《王亥》和《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兩文，亦成為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名篇。應該說內藤湖南在史學領域完全可以和郭沫若等一大批中國文化歷史名家相媲美。
歷史翻過了厚重的一頁，內藤湖南雖然對中日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貢獻，但從文化研究頂層設計上，政府不啻還有很多值得商討研究之處，比如大開國門，文化研究就沒有底線了嗎？以致於侵華戰爭中，日本商界軍界產生了不少掠奪行家，這是中國人始料不及的，時至今天，中國的文化研究，史學研究在有些領域，依我之見也應該有所保留。
沙湖泛舟
今天閒看秋風帶您認識一位日本人：
內藤是京都史學學派的奠基人，他和東京都學派的奠基人田北俊(Shiratori Kurakichi)一樣，都是20世紀早期東亞的日本歷史學家。他最著名的書叫《奈良》。
作為日本漢學家，內藤對史學研究的貢獻是將唐宋時期作為中國歷史轉型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他認為，在社會、政治、人口和經濟等諸方面的變化；
也就是發生唐中晚期以及北宋早期的事件，標誌著中世紀王朝向中國現代歷史時期的過渡。在日本歷史學的貢獻是，內藤認為古邪馬臺國Yamataikoku位於九州Kyūshū而不是在近畿。
1969年到1976年間，日本築摩書房陸續出齊《內藤湖南全集》，共14卷，收集了內藤生前的絕大部分著作。
沒有讀過內藤的任何一部書，對此人的真才實學不好作評。不過史學界通常都是"外來的和尚好唸經"，內藤如果手上真的有原始的資料（如滿文老檔），那她還真的可能是那一方面的權威。
閒看秋風999
日本的漢學家，如果冠以這個稱呼的話，那麼他對中國文化的研究程度肯定是秒殺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人的，反過來也是一樣，中國專門研究日本的學者也能秒殺百分之九十九的日本人，但是在同樣百分之一這個層次上比較，日本研究中國文化，成就肯定是不如中國人的，但外國人的優勢就是隔岸觀火，可能會提出一些新的視角，但這也是他們的劣勢，有時候新的視角，往往確是隔靴搔癢。
昭烈名臣
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確實研究得比我們深，不管其意圖為什麼，但這種精神是值得學習的，漢學家內藤湖南就是這方面的代表。
反觀國內，對日本歷史文化研究就比較少，看看身邊就知道，大部分人對日本的歷史知之甚少。如果拿一個日本人和我們對話，很多人是要啞口無言，最多說某某方面日本是學我們的，對整體的把握，對細節的把握我們還很不夠。
海山武俠世界
個性和自信是我們的倫理習慣所反對的，因為個性和自信不利於統治。我們的倫理道德首先是為統治服務的，不是為了創造美好生話。新中國成立後這種現象逐漸在改變，但積習難改，習慣不是一天養成，要消化掉也非一朝一日之功。幾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在軍事力量和物質力量方面己超越日本，日本即便有美國撐腰也給我們造成不了多大威脅，但日本人的文化和精神值得我們借鑑，放下謙忍和退讓有亮劍和開拓精神，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陽光明貞
大和民族對外來文化是“來者不拒”的，懂得“師夷之長技以治夷”，其“改革開放”也比我們早了一百多年。至於後來打敗“沙皇”海軍和“大清國”水師，應該就是得益於“知彼知己”的這種學習、研究精神
天馬142138234
我對這個內藤只有耳聞並不瞭解，只知道研究中國文化的外國人在世界範圍內是很多的！尤以日本最為狂熱！中國文化是日本文明的起蒙！我相信無論外國人怎樣的刻苦研究，他研究的只是中國文化，而中華文化的：精，髓，神，韻……不是你想研究就能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