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經進入了全新的綜合公共政策理性的時代，過去靠單一經濟理性，以推動GDP增長為目的的政策思維已經不適應我們現在的發展需求了。”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藍志勇教授在10月24日的 “產業發展與國家治理” 高層論壇上表示。藍教授認為，由於多種理性存在的原因，公共政策存在是必然的。並不是所有的公共政策都是以效率為目的。另外，各類政策也需要良好的配套，政治、經濟，社會、甚至外交政策，都會相互影響。因而，政策的制定，需要全景式思維。以下為發言內容。
藍志勇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我從全景式綜合理性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的視角，談幾點看法。
第一，公共政策的存在是有多維度理性的。
大家常說有政治經濟學的理性。我認為還不夠，應該至少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心理、歷史、環保等等。政治理性講究誰得到什麼，是誰的。比如說，武器再差也得自己造。國民沒飯吃時，糧食生產第一，效率是其次的考慮。經濟理性講合理分配有限的資源將產出極大化。社會理性講究和諧共存。心理講感覺，比如說相對貧困的問題，有的國家忍耐力大，痛點高，有的相反。歷史講傳承和習俗。比如春節是農耕時代歷史的產物，十幾天浪費極大，但我們還是要放春節假，全民流動。文化是一種習慣和偏好，如尊老愛幼。不少人為玉石、古玩一擲千金。環保講環境，霧霾大了，自然要清潔能源，再貴也得做。說到這兒，我們就知道，公共政策的存在是必然的，就是因為沒有政策，讓社會自己發展，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問題或不平衡，人們就要用理性的力量來調節。產業政策也是這類公共政策。做了不一定成功，但不做是已經失敗了。所以，公共政策討論的焦點是該做什麼，干預什麼，如何做好 ，而不是政策要不要的問題。
第二，中國已經進入了全新的綜合公共政策理性的時代。
過去幾十年靠單一經濟理性思維推動GDP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國家層面，十三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共享式發展，就奠定了方向。標誌性事件包括，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改名為國家發展研究院，他們早就改了，春江水暖鴨先知。1997年，我在那裡還做研究，還做了一個講座，當時就能感到那裡領導的雄心壯志，關心的不僅僅是經濟問題。我就說，那你們還要考慮和深入學習政治、社會、歷史、文化等知識，全面思考政策問題。後來他們自己就改名。現在的智庫、高研院、大量出現，都是對綜合公共政策理性的需求的表現。要全面考慮問題，不僅僅是簡單經濟增長。
第三，經濟學提供很好的思維工具，不斷研究新方法，但是它從來就不是完美和萬能的。
過去重視的經濟學理論，用來指導公共政策，其實是帶病上前線，不夠的。馬歇爾的自動均衡理論在現實上是不可能的。市場大了，均衡要很長時間，人們等不起。 另外，壟斷、欺詐等市場失靈，是常量。必須干預的。理論上，只提一個楊小凱。他的超邊際分析理論就說明了市場均衡的不可能性。還有，不同時代的經濟理論解決的是不同的社會問題，是不可比的。自由市場還是凱恩斯主義，是兩個社會發展階段的思考。 比較起來，其實是關公戰秦瓊，風馬牛不相及。我們現在常討論的國企改革，從經濟角度來看，也不完全。現代國家理論要求所有的企業都交稅，都遵紀守法，如果這樣，收益和流轉權都有國家調控，企業屬於公家擁有還是私人擁有，就不是最關鍵的事情了。現在講供給側改革，如果制度供給是重點，就已經不是經濟問題了，用經濟學的語言和經濟學的思維方式來討論這個問題，也是不夠的。大家討論是政府好還是企業好，還有其它重要變量。要看誰在政府裡、是否努力和秉公。政府裡有精英，大公無私，就能做好。企業也有不好的，也有壟斷、欺詐、騙補，還是要看誰在企業，如何工作。
現在的討論者不會不知道這些。但恨鐵不成鋼，說這個政策太次，就不要了。 就像我們常說，孩子考不好，別上學了。但冷靜下來，學還得上，教育還要有。怎麼做好，還有就是如何評價政策的好壞，這個也很重要。所以說，在新的時代，我們要新的全新的公共政策思維，新的語言和新的關注重點。
第四，評估政策，總會有“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現象。
比如說，中國改革開放這一重大政策，也有不同評價。小平同志當年就講過改革要讓經濟翻兩番的概念，96年就翻兩番了，按這個標準，是成功的。但小平同志也講過，如果我們的改革造成了貧富懸殊，我們的改革就失敗了。如果堅持這個標準，改革就算失敗了。但綜合看改革成就，那就不能不承認它的成功，經濟上，國力增強，一躍而為世界第二；政治上，在國際上揚眉吐氣；社會生活上，物質和文化生活大大豐富；心理上，國人的驕傲和自豪感油然而生；環境上，有所惡化；貧富懸殊，帶來社會矛盾……但重要衣食問題解決了，剩下是新出現的問題，可以再努力解決。 綜合起來看，改革開放居功至偉，也還有深化和改進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需要綜合理性。
第五，政策需要良好的配套。
從價值理念，到決策制度、體系和方法。這個領域，中國確實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中國現在的產業政策有很強的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烙印，種類繁多，要求複雜，不繫統和不完整。決策的程序、數據、能力都不強。與別的政策也不配套。在革命後現代不足的情況下，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應該說，很多國家的政策努力，也往往發生在人才缺乏、數據缺乏、決策制度缺乏（比如說部門立法、用部門利益替代國家利益）的條件下，並不完善。這樣的國家，市場一般也不會完善。但解決的辦法不是摒棄這一市場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 而是設法改進這一功能。 建立規制，建立有效市場，維護市場有效運行。
在中國社會開始全面發展的時候，公共政策的研究和制定就需要有新的高度。要改革決策程序，決策方法，提升決策質量，引進國際視野，也要學習國際上失敗的經驗。要有綜合理性和全景視角。許多看是不同政策，其實相關性很強。比如，國防外交政策變化就可能大量佔有資源，影響經濟發展。土地，金融，房地產政策高度相關，並對實體經濟投資有重大影響。勞工政策會影響企業改革。我們建設新農村，將大量資金送到農村，農村沒有好的投資環境、高回報的農業收入或能幹的人有效使用這些資金，資金倒流回城，進了房地產投機，壓抑了農村發展和資金有效使用。如果將資金與現代農業高度相關的技術、人才和組織方式結合，即便這些人才都是城市人，他們對農村發展的效用會更大。美國當年農業的發展，是在大學建立農業科技站、外地引進能力高、創業精神強的農業人才，才成功的。再比如，國家創新的推動，最好的方法不一定是把資金放給企業和個人，推動創新嘗試。而是建立好的社會保障制度，讓創業失敗者衣食無憂，可以東山再起。他們的成功，有巨大的市場回報和心理滿足，不需要政府的額外補貼。而保障他們繼續創新、屢敗屢戰的重要法寶，就是讓他們能夠失敗得起，而不是靠政府補貼掙錢。
中國公共政策研究和制定，或許就應該在這些方面著力。他們不必在所有的領域都發生，但有一就有二，配套發生。決策機構不是某一個部門，而是超越部門利益的立法和決策機構。他們每天在一起討論不同的政策，尋求結合點和邏輯相關性。小平同志的改革，不搞大而全，多而細，其實重點只關注了幾件事，科學教育改革釋放社會的創新和生產能力；聯產承包解決吃飯問題；鄉鎮企業解決農民問題；剩下的國企改革，城市化改革，都還需要後人的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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