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郭晔旻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华罗庚
西南联大时代的杨振宁（后排右一）
杨振宁虽然是物理系毕业，在刚入学时，却属于化学系。西南联大恶劣的“战时”条件，同样影响到了化学系的正常运行。西南联大化学系由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化学系合组。清华和北大两化学系阵容很强，名教授云集。杨石先被选为系主任。学生中传说，是因为他具有大将风度，公正地协调原来三校的教师，使之同舟共济，实在难能可贵。虽然面临经费短缺、设备简陋等困难，但在杨石先的正确领导和组织下，化学系全体师生员工群策群力，在1939年就把有机化学与物理化学的实验室因陋就简地建设起来。
虽说如此，当年化学实验室的条件之差，仍然令今人无法想象：有机实验，用做饭的炭炉子加热。没有自来水做冷凝水，就用两个小铁皮槽，一个放在实验桌的架子上，一个放在桌上，打上一槽水，不断地将水往上槽舀，保持冷凝水长流畅通。甚至分析化学实验室没有足够的蒸馏水，学生只好把井水煮沸过滤代替蒸馏水。此外，日军对昆明的不时空袭，对于化学系的影响也特别大，一放空袭警报，师生就得疏散到野外，半天上不了课。由于空袭，实验时间减少了，在课堂上讲实验，学生缺乏实践，常不能领会。尽管课后捧着大厚本的参考书苦念，还是难以理解。
西南联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后排左四）率领化学系学生赴当地工厂考察时留影纪念
即便如此，化学系教师的水平与联大其他系一样，依然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著名生物化学家邹承鲁院士日后回忆：“西南联大的传统就是：越是普通的课，越是有名的大师教。系主任就教普通化学。我上普通物理课，是吴有训教；微积分课，是杨武之教。”联大化学系的教授们大都是20世纪30年代从欧美公费留学归来的。他们带着先进的科学知识、振兴祖国的决心归国。1934年赴美，到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科研工作的黄子卿就是一个例子。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系主任，以及芝加哥大学原子能研究所的领导人，都想留下风华正茂的黄子卿，并劝他说:“你的祖国正像一只破船在风雨中飘摇，哪里会有美国这样好的研究条件？”黄先生回答道：“我愿和我的祖国一起受苦。”这个回答真是掷地有声。抗战开始后，黄子卿随校南迁，来到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他日常穿蓝布长衫、布鞋，走路时仪态严肃，目不斜视；对待教学非常认真，生活却很清苦。他每周教学工作量高达36小时，但每次回家因无钱坐车，要步行一个多小时。这就是西南联大的教授，这就是中国的脊骨挺直的知识分子！
设于昆华农业学校的化学实验室。
到了抗战后期，化学系教师们生活也愈渐艰苦。譬如高崇熙教授善种花，就种植了一大片剑兰来卖。有的教授家中在遇到特殊困难时，甚至由夫人摆摊卖旧衣物。有的则去中学兼课，以谋升斗。唯独曾昭抡另有其法。他是我国化学研究工作开拓者之一。1920年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赴美学习，192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中央大学化工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任北大化学系教授、系主任。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曾昭抡充分发挥专业特长，帮人开了一个肥皂厂，制造肥皂出售，算是教授中间的“富翁”了，每月家里总能吃上几顿油荤。可顾了吃顾不上穿，上课的时候脚上的皮鞋常常破着几个洞，“肥皂专家”也只能无可奈何。
这位曾昭抡算得上是名门之后。他本人是前清名臣曾国藩的曾孙；他的妻子俞大纲则是重庆政府兵工署署长、后来的军政部次长俞大维的妹妹，同时也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陈寅恪先生的表妹。此公实在是位奇人，在西南联大，他是化学系开课门类最多的教师，包括有机工业化学、无机工业化学、国防化学、立体化学和糖化学。后来还有人回忆，“曾昭抡能文能武，文章下笔千言，有求必应，对军事学也有特别研究。有一次公开演讲，他推断当时欧洲战场盟军登陆地点和时间，深得某盟军军事专家的推许。后来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登陆的时间与将会开辟第二战场，时间仅差两天，而地点则完全相同。”其中是否有夸张之词，今日自然已无从得知。
曾昭抡授课也别有风格，讲课内容丰富，可是板书很乱，几乎把黑板的角角缝缝都写满了。虽然如此，西南联大的学生还是喜欢这位淳朴谦和的教授，因为他很容易与学生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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