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峰口述 庄子云整理
我祖居抱犊崮东边的白山庄，抗日战争时期那一带是革命根据地，我在小学时就喜欢读小说，虽然识字有限，但也抱着《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之类的书去啃，更为书籍扉页和插页上的人物肖像画所迷。渐渐地由神往到动手临摹。在当时这些画大部分是木刻画，刀工显露，再加上我表兄在师范里学过木刻，耳濡目染，激发了兴趣，操刀小试，居然还有些意思。从此我与木刻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我到天宝山区的鲁南中学（抗日学校）去读书。这所学校共设有两个班级：一个师范班，一个中学班。由于当时物质条件限制，各方面都不那么正规，学习课程也比较杂乱。在这里求学的不都是本地学生，滕、邹、费、峄、徐州的学生都有。我在师范班。在这里求学，我结识了不少的人，比如孙晋奎、贾兴全等。我们的班主任是靳跃南，他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曾在费县当过农会会长。因为我喜欢绘画和木刻，在班里经常帮助编排墙报，美化版面。十九岁（1943年）那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鲁南山区印刷厂去工作。
这个铅印厂原是石印过渡过来的新建厂子，设在天宝山区的苏家崮。全厂职工有100多人，厂长的名字叫萧凤仁。印刷厂的设备还是满齐全的：计有油印机3台；元盘铅印机2台；手摇大型对开印刷机1台。铅字架存放在几间屋子里，铅字架上以五号字为最多，当时的印刷品中使用最多的也是五号字，比如人民的“人”字，一组字里就有很多。其它如仿宋字、黑体字等，都是分组排放的，拣字时非常方便。我们除承印《鲁南时报》外，还承印各种书籍、文件之类。战争环境催人勤奋，促人自强。那时还不叫什么“技术练兵”，但人人的拣字技术都很过硬。因为一排排的铅字架都是按《康熙字典》部首排列的字，要求排字工人都得会背《康熙字典》。刚进厂时，听拣字的工人们说，就是黑夜里也能摸到所需要的字，我不信，心想那真神了。先我半年分配到印刷厂里的一位同学告诉我说，他就能达到这种程度。于是我拿了《康熙字典》考他，他果然把部首背得滚瓜烂熟。于是又表演黑夜摸拿铅字，让我随便说几个字，我说你就去取我的名字吧。他把灯吹灭迅速到铅字架上取来我的名字，用线扎好递给我。
我到山区印刷厂三个月后，因为刻字工作太忙，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又从《大众日报》社调来一个男青年，姓李，名字不记得了，官称小李。他在报社是专学刻字的，刻字的历史比我长。我们很投契，一起工作和学习。他不保守，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说比如刻“王”字，竖划要是两次来刻，气势不易连贯，应一刀刻去，刀至中横少用力，需轻轻拉过，全字刻完，在横笔断划处，用刀擦几下，既看不到断痕，又能气势浑然一体。那时刻字的材料是梨木，有时也刻铅字。只要碰上铅字盘里没有的字，就得手刻，这也是很正常的事。但是要得急，不能耽误文稿的发排。日本鬼子投降时，印刷厂赶着印捷报，缺很多字，厂长叫我赶着刻。这一次，我在一天一夜时间里共刻了大小280个字，在当时可以说是创了刻字最高纪录。
战时的印刷厂虽然时时挪动，由于内部岗位分工明确，纪律严明，所以遇变不惊。在机构设置上，有印刷组、校对组、装订组。校对组共有5人，文化水平略高。装订组约有20—30人。除行政管理人员外其余多在印刷组。只记得马英健、吴椿当时是校对组的组长和付组长，其余三个组员都是解放过来的文书，他们经过教育后工作非常卖力。其中有个姓孟的，爱好唱京剧，工作余暇，马英健操京胡，老孟就唱《八大锤》：“吃君禄、报皇恩……”真是情浓韵足。
紧张的战争生活不仅没有增加恐惧，相反我们却是情绪乐观，一有空隙就跳就唱，那时最流行的是唱《白毛女》，一唱起来，装男扮女，真是其乐无穷。我们常常在夜间工作，蚊子常常在暗处叮咬，拍打蚊子时，手拍在脸上、蚊子吓跑了，脸上却留下道道墨渍。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相视而笑。印刷厂里有男也有女，工余时打着玩，也往对方脸上抹墨渍取乐。有时不小心弄到衣服上，那时多数人都穿白洋布（机织平纹白布）褂子，总务科长见此情景就说：“知道身上的白洋布哪来的吗，是枣庄的铁道大队冒着危险弄来的。”教育我们注意爱惜。
当时我们也有个业余剧团，20多个人。我是文娱委员，只要稳定的时间长些，就组织在驻村开演。演出的节目有《气壮山河》、《双喜临门》、《谁养活谁》、《参军》等。当时只有歌剧、话剧两种。我也参加演出，经常演主角。服装、彩裙多数是从群众家借的。记得演《双喜临门》时没有道具，就用秫秸扎个框，糊上纸、贴上个双喜字就开演了。当时剧团只有一样东西值钱，就是那块大幕布。
记得有一次转移、情况太紧迫，人人都要轻装迅速转移。印刷厂负载重，只好就地把地雷、手榴弹处理掉。
战斗的岁月最能锻炼人，许多干部能写文章能打仗，文武全才。我在紧张的工作，战斗之余，也练习写作，先后写了两篇通讯稿：一篇题目是《鲁南山区印刷厂》，约有3000字；另一篇是《路岗》，800来字。都在《山东文化》上发表了。因为是自己的经历和感受，有些段落现在还能背下来。记得《鲁南山区印刷厂》那篇开头是这样写的：
“你若经过绿柳掩映，溪水淙淙的小山村，多远便能听到印刷的机器声，这就是鲁南山区印刷厂驻地。印刷机咔啦咔达在唱，它唱出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战果；它唱出山区军民的鱼水深情；它唱出青年工人们为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事迹……”
后来，《鲁南时报》又增设了画报专刊，半月一期，版面80％是木刻画，我们木刻的任务又加重了。别看8开纸的小小画刊，搞起来确实费工夫。最初，我们都没有套色经验，搞不好把鼻子上的颜色套到耳朵上也是常有的事。要搞得一拍即合，天衣无缝，我们还真个动了一番心思。比如画天上的云，我们便找来椿木，让木匠在木段的罗丝纹处截开，取下剖面便可以在纸上印天上的云，比用笔画的还自然逼真，大家夸说这是“异想天开”。
1945年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人们沉醉在喜悦之中。报纸适应形势不时刊登革命歌曲。记得有一次我编《大家唱》这个版，根据内容我搞了这样一个刊头：一个隋圆形圆圈，周边是张着小嘴的男女头像，中间嵌入“大家唱”三个字。由于这刊头神态生动传神，线条粗犷、简洁明快，又一次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好评，各刊物报纸相继复制采用。后来《大众日报》通过照相制板也采用了。事隔多年，这幅作品在我脑海里记忆特别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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